也国学与管理

一、国学与管理学的嫁接

国学与管理学现在都很热,而且出现了两者的合流.管理学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我们知道,前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在管理方面是落后于西方的,管理不善因而效益低下,始终无法赶超欧美.现代管理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美国的泰罗、法国的法约尔、德国的韦伯为其理论开创者,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是同时代人,但马、恩、列、斯及后来的毛、刘等都不太重视西方管理学,列宁甚至把泰罗流水作业“科学管理”追求效益,批之为便于资本家剥削吸血,管理学因而长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

革命家对管理学缺乏系统研究,革命成功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又排斥西方管理学,这使得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水平上普遍落后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讲求公平,忽视效益,其管理模式被形象地描述为“吃大锅饭”.东、西方两种管理模式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竞争,最后是西风压倒了东风.拨乱反正搞改革,重新提出向西方学习,除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还有先进的管理,搞市场经济,不再吃大锅饭,管理学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热了起来.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风行,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改变经营管理方式和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学热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革经受挫折之际,随着保守主义的传统文化热而逐渐升温,并由于高层的青睐而在新千年之后达于.众所周知,胡、温新政推崇和谐治理,讲究中道.但近几年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管理学热和国学热合流,国学管理研讨班在高校火爆登场,有“总裁国学班”,学费好几万,参加国学管理班的很多是企业界的老板,以前冷清搞国学的老师也找到了挣钱的机会.老板们愿意学国学很稀奇,他们来学些什么呢?孔子、孟子、老子、孙子等要从国学中吸取营养,增加自己的经营智慧.也有人附庸风雅跟风来听,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反正他们不在乎钱.

国学内容丰富实在,博大精深,不像先前高调意识形态“假、大、空”.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公开提倡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主流已转向西方,高调的主义逐渐边缘化.但新千年后又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学术界、思想界、企业界有人提出“中国式管理”,虽不讲马、列、毛,但也不稀罕西方,他们追溯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或《易经》、佛教禅宗等,更主要的是要从兵家谋略、孙子兵法中吸收营养,从传统的治国经邦之道、用兵之术中来发掘管理智慧,提出要建立“东方管理学”.有人说：过去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应改为“学会儒法道,打遍全天下”.东方管理学的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要从古代文化传统中吸取智慧,建立我们自己的管理学.东方管理学把国学和管理学嫁接,倡言“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是要从中国传统治术中归纳出经验,建立不同于西方的管理学.新世纪以来出了好几本这方面的著作,台湾学者曾仕强写了《中国式管理行为》、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写了《东方管理学》,我也写了《孙吴司马兵法――管理学的解说》一书.但中国式管理或曰东方管理概念范式能否成立,却引起了学界争论.反对者认为是文不对题,内容不充分,是标新立异.但中国古代许多典籍特别是兵法中也确实揭示了许多管理原则,这点连外国人也承认.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作深入探讨.

二、兵家在国学中的地位

所谓国学,意指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一切学问,包括经、史、子、集等一切文化传承,又称旧学,外国人称之为汉学或中国学.清末国学规模包括经学（政治学、哲学）、史学、辞章之学（文学）、小学（文字音韵）四大块,科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但明清之时西学东渐,至清末民初出现了激烈的“新旧学之争”,新学以西学为基础,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将旧学彻底打败.胡适不失时机地提出“整顿国故”,故即故去,国学被看作死去了的文化,被送进博物馆供人“整顿”,西学全方位地进驻中国,孔子牌位被打翻了,德国的大胡子马克思和俄国的小胡子列宁成为中国人的新偶像,马列主义也是西学之一种.

国学或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是儒家,它有源有流,比较系统,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思想体系.从孔、孟原儒,到董仲舒新儒,后来又援佛禅入儒,形成宋明理学,成为道德哲学,可谓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今人所述东方管理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德治.儒家讲为政以德,复旦大学的教授苏东水说东方管理学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身作则,是一种和谐管理.国学管理就是要融儒、佛、道等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方略于一体,生发出圆融练达的治人治事模式,滋养出积极进取、内圣外王式的儒商企业家.内圣指道德修养、心性之学,即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指“事功”,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治国纲领,其主导思想是以德治事治国.

中国文化传统之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学派和学科,除儒家以外还有道家、法家、墨家,这四家当时比较显赫,是思想流派,有不同的治国主张.儒家思想的关 键 词是仁、义、礼、智、信,讲为政以德,讲诚信.道家讲法自然,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以一种“柔道”来治国.法家的关 键 词是法、术、势,主张用刑法以猛治国,讲究实力,讲究权术.墨家讲兼爱,讲非攻,是理想主义者.儒、道、墨、法四家学派争鸣论辩,希望各国诸侯能采纳任用,致天下大治.

除此以外还有名家、农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则是几个不同的学科,如名家主要是讲逻辑学、诡辩术,农家以农为本讲农耕,兵家讲战争谋略是军事学,纵横家是讲外交术,远交近攻,合纵连横.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占卜术数.这五家从不同学科即当时社会实践的五个不同方面总结出理论,与上述四个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互相切磋.四加五这九个学派、学科一般又称之为九流.当然“九”并不一定说就是九个,九是多的意思,除了这九家以外还有小说家、杂家等.我们说三教九流,是指各种各样的学派学说,三教一般指儒、释、道,但春秋时儒、道、墨三家起先为显学,后来是法家,这四家互相争鸣影响着当时治国的不同方式不同理念,秦以后虽不争鸣,但仍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

在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兵家是什么地位呢?我国古代学科分类不如古代希腊罗马,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几何学的划分,学科边界不很清楚.熟读诸子我们会发现,在先秦诸子中兵家的地位非常突出,我们现在的思想史讲儒家、道家、法家比较多,而忽略了兵家.作为一个学科,兵家也未见与儒、道、法诸家论辩,相反却很兼融.兵家与诸子平起平坐,也是百家之一,但兵家突出的地位在于,不仅兵家是系统专门研究军事的,而且先秦诸子中“无子不言兵”.军事在当时可以说是第一要务,“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戎就是军事,因为当时战争比较多,不光是兵家孙武、吴起、司马穰苴,而且孔子、孟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每个有学问的人都研究军事,都有关于军事方面的言论.无子不言兵,儒家讲先礼后兵,讲天时地利人和,讲战争的正义性.老子《道德经》讲阴柔之术,以柔克刚,讲如何用弱胜强,矛盾转换,实际上是把兵学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就把老子《道德经》视为一部兵书.墨家讲非攻,反战也是军事.法家、农家讲耕战,富国强兵.阴阳家看风水看地形,讲占卜胜负.纵横家远交近攻更与战争关系极大,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没有不谈兵的.诸子从不同侧面来谈军事,而兵家则是专门谈军事的.既然无子不言兵,兵家也就用不着与诸子论辩争鸣,表面上看不如死命鸣放争辩的儒、道、墨显赫,实际上是最显赫的大学问,其重要性用不着争辩.兵家孙武、吴起、孙膑、尉缭子个个出将入相,不像孔、孟凄凄惶惶,四处碰壁.在春秋战国时期,兵家在诸子百家中实际地位最显赫,这是因为军事关系重大,正如《孙子兵法》开首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先秦诸子都讲治国、理民、用兵之道,最得诸侯欣赏的是兵家,治国用兵最实用,用不着争鸣,谁都看重,兵家得以出将入相,吴起更不止当一个国家的丞相.秦始皇重法家,儒家是汉武帝以后才最显,秦始皇和汉武帝中间,汉初是重黄老之道.汉武帝罢黜百家,并没有罢兵家,秦始皇焚书也不烧“种树之书”,即不毁农家.焚书坑儒和 独尊儒术都是出于思想专制的需要,但兵家、农家等专门学科不是“主义”,一般没有思想倾向,谁都可用,所以没有罢黜的必要.且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内法外儒”,暗中兼融了各种思想,如阴阳五行说就被董子融入了儒学,而兵家思想也逐渐儒家化,后来更出现了儒将.

汉武帝罢黜百家肯定没有罢黜兵家,而且汉朝在他及其前后还三次大规模收集和整理兵书,从整理的结果来看,先秦诸子中兵家著述是大大超过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其数量恐怕比儒、法、道、墨全部加起来还要多.汉初张良、韩信收集兵家著述有一百八十二家,经整理《汉书艺文志》录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现存先秦兵书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伪托《姜太公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后两种曾亡佚,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得以重见天日.但失传了的更多,如《魏公子》、《子晚子》等.在这些兵法中,《孙子兵法》被后人称之为“百世谈兵之祖”,被尊为“兵经”.以后历朝都有兵书问世,最后一部是清末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和都喜欢.据统计,我国现存古代兵书有二千三百零八部,另有一千多部存目而不见书.兵书是一座思想宝库,也是人类一笔文化遗产.

兵家在国学中地位突出,兵书为任何时代所不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兵书实在,讲的是硬道理,不虚玄不讲空话,一般也不具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在诸子百家中,兵家著作中讲述的管理之道相对最多,也较集中.兵书讲谋略使人聪明,统治者爱不释手,但专制愚民者也害怕民间传习,唐人萧冰崖有诗讽秦始皇：“燔经初意为愚民,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愚不得的人为汉开国谋士张良,黄石指鬼谷子式的隐者黄石公,他著有兵书《黄石公三略》,传授给张良使之有“子房之谋”,成为秦汉之际的第一智者、大政治家.

三、诸子百家无商家,群经之中无商经

我们讲国学管理,讲工商管理、企业管理,讲诸子百家、兵法管理.但是我们惊异地发现,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中竟没有“商家”,“工”也不成其为一“家”,工商业与农业都是社会生活之基本需要,但在先秦诸子的专门学科中,有农家,还有兵家、名家,却没有商家这一科.

《孙子兵法》被尊为“兵经”,中国古代各学派各学科都有经典,儒家也有“六经”,《易经》、《诗经》、《书经》、《礼经》,还有《孝经》等,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法家有李悝的《法经》.佛教传到中国也有《金刚经》《华严经》禅宗六祖《坛经》等.各行各业也都推出了自己的“经”,连喝茶唐朝陆羽还写了个《茶经》,还有《蚕经》,医学有《》等.但中国古代几千年能找到一部“商经”吗?中国有没有“商经”?没有!

为什么中国古代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中没有商家?不能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商业不重要,工商业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商业致富之道,工商管理之术,怎么就没有人专门研究呢?这是个大问题.

没有商家、商经,问题在于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就讲“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商是末,农是本,重本抑末,重农轻商.这个思想儒家法家都讲,且诸子百家几乎都赞同重农抑商政策,包括兵家、农家也讲究“耕战”,农业为富强之本,只有管仲知道通商之利.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几乎都遵循重农抑商思想传统,古人特别是统治者看不起商业盈利、追逐金钱.中国古代“四民分业”,把人按职业分成四类,“士、农、工、商”,商人摆在最后,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有些朝代规定商人不准,不准穿丝缎,甚至科举制度还不准商人参加考试.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误区,工商没有地位,误国误民.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专制王朝的统治者把农民视为兵役赋税的主要来源,看成为立国之根本,逐利的商人被认为是挖国家墙角,是蛀虫是奸诈小人,危害国家利益.而特别是在战国时代讲耕战,更强调兵农是立国之本.儒家重义轻利,更是从理论上对其加以论证.

先秦还有重武轻文的倾向,孔子的父亲就是个武士,士最初是武士,后来逐渐才发展为士大夫、文人知识分子.既重武轻文,就更加看重兵法,时人家家藏有孙、吴兵书.加上重农抑商,则经商盈利、经营工商业根本就被人看不起.轻视经商盈利,商人的形象很坏,在社会上灰溜溜的,谁还会去写“商经”!所以也就没有专门的工商管理学.经商受到压抑,商人的地位很低,所以古代中国什么经都有,就是没有“商经”,这是中国的悲哀.

但无论怎样压抑,商业总还是要存在的,而且肯定还是重要的,在利润驱使下,总是会有人去经商.西周以前是商朝,据说商朝就是因为善于经商而兴起,但又因为太纵欲逐利,酗酒而亡国.贵族、商人特别喜欢喝酒,不讲德治.灭商的周人就讲究重德轻利,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姬旦是周的创立者,他们克己复礼,为政以德.“郁郁乎吾从周”的孔子,更是以圣贤德治开创了儒家学派.儒家与法家、道家等都鄙视商人,诸子百家都讲治国用兵之术,却没有人讲经营管理之术.各家大讲统治术,即如何治国理民.仁政是一种统治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统治术,以猛治国也是一种统治术.统治术一套又一套很系统,却没有专门系统的经营管理之术.所以,要从中国传统中去追寻管理学,我认为不太高明.

秦朝统一,竟干脆把六国的商人富户统统迁徙到首都咸阳看管起来,或流放边远,现在的四川地震灾区就是流放地.有个姓卓的赵国工商业者很聪明,自愿来到四川荒凉但有铁矿的地方,马上成为当地最大的铁商,其后代有一位叫卓文君的,嫁给了汉初大文豪司马相如.这说明官府再抑制工商业,与民争利,工商业还是顽强地要发展.但行商坐贾,在古代长期被视之为奸,长期受到打压,人发了财一般都买地,成为地主,大地主大商人叫“豪强”,是朝廷重点整治的对象.在下层又往往受到农民起义的摧残.中国的大商人受到上下夹击,为富不仁,五世而斩,一般富不过五代,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精英首选是科举入仕,考不上才会去经商.两千多年来富商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和权力结合,求得权力的保护,勾结官府,官商结合才能发财.

工商业由国家垄断,不让私人有发财机会.汉唐时代实行刚性管理,先是盐铁官营,后是榷盐榷酒.盐大家都得吃,国营把定得很高,你不吃活不了,再贵大家也得去买,国家不就得到暴利了吗?唐朝榷盐之外还榷茶,抽取高额税.有一个叫黄巢的人科举屡试不第,就去经商贩私盐,官府抓就对着干,领导农民起义杀进了长安,我花开后百花杀,把科举及第的统统杀掉,满城尽带黄金甲.

宋以后有所放松,国家不再垄断经济,实行文臣治国,弹性管理,不抑兼并.《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汴梁（开封）店铺林立,商业繁盛的景象.商业繁荣使宋在世界上首先印制了纸币.到明清时期,很多读书人科场不第就去经商,出现了儒商,如晋商、徽商.儒商把仁义、诚信作为经营信条,逐渐发展起规模经营.但在中国经商充满艰辛,统治者几千年没有明白自由工商业对国民的好处,不开放,不搞活,始终以农立国.清朝搞“闭关锁国”,只有广州可以对外贸易,“十三行”得到国家特许,垄断了全国外贸,结,个别人甚至成为世界首富.直至近代国家权力仍严密控制财富,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只有特许经营,结才能致富.

如此看来,古代中国的工商管理 182;无优越之处,工商业依附于权力而难以独立发展,自古就未见有“商经”,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中也没有“商家”,从业者只好以兵法指导经略.中国古代兵法的确是充满了经略智慧和管理原则,但毕竟不是专门的“商经”.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商经应该是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书的全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美国《独立宣言》也是这一年发表.一个是经济自由的宣言,一个是政治自由的宣言.《国富论》首先提出了工商业的自由放任,提出自由市场经济,根据这个理论又发展出个性解放、法制、有限政府等一整套自由主义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欧美又发展出系统的现代工商管理学,最值得我们学习.

有人说自由放任这个概念中国古代早就有,老子讲“无为而治”不就是自由放任吗?但道家虽反对国家强权,反对国家管制,却是消极而非积极；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他并不说经商,生活水平怎么能提高呢?孤立的桃花源并不可取.我们讲国学管理,只是从诸子兵家中勾勒出一些零散的论述,作现代解说,启示来者.中国古代既无商家商经,也就没有系统的管理学,工商企业管理学主要还是在现代欧、美、日本,我们在引进消化中再作创新.所以我并不主张什么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管理学和物理学一样,没有什么东西之分,也没有什么阶级之分、主义之分,甚至没有古今之分,没有必要说什么西方管理学、东方管理学.管理原则东、西相通,古今相通,把所有的管理智慧总结出来就是管理学,谁都可以拿去用.管理法则是人类共通的,没有国别之分,也没有民族之分,应该为人类共有,所以我反对说什么东方管理学,也没有什么国学管理.但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讲治国、理民、用兵之道,特别是兵家兵法中有许多经略管理之术,虽不系统但饱含着管理智慧.从国学中发掘管理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之于丰富现代管理,则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管理学不分东、西,但包含了东方智慧

中国古代没有商家,群经之中无商经,没有专门系统的工商经营管理学,但工商业还是存在的,并不时出现繁荣.而商场如战场,商战如兵战,做生意的秘诀和战争的韬略有相似之处,所以,古代商人就用兵法来指导经商.经营管理术在兵法里也表述得最充分,所以很多经商的人都看兵书,用兵法来做生意,用兵法来指导经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出奇制胜.兵法与管理很早就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管理?法约尔说：管理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当代美国管理学家西蒙说管理就是制定决策,兵法叫“谋而后动”.管理涉及的问题很多,要处置各种非常复杂的关系.管理是一个协调过程,以有效的实现组织目标.管理本身是一项社会实践,是人类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用荀子的话说是人能“群”,有社会性.群居就有组织,“单位”就是组织,有组织就有领导,就有管理.人类社会分为各种不同的组织,在有史以来所有组织中,要数军队最大、最正规也最有特色,自古以来组织得最好的单位肯定是军队.军队之所以有战斗力,就是因为组织严密.而军纪、军令、军法及军需、军种、军阵、指挥、谋略、攻防等,样样都需要管理,管理不善就要打败仗,就要死人流血.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在军队管理上倾注工夫,其中成功的经验被人加以总结,形成法则,用于指导后人,就是兵法.

兵法用之于管理古已有之,比如说孙武最初见到吴王阖闾,呈上兵法十三篇,但吴王怕他纸上谈兵,要他小试一把,将嫔妃组织成军队.孙武先杀两个嘻嘻哈哈的宠妃,声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立马将们编成了能赴汤蹈火的队伍.虽然残忍,但遵循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原则――服从原则,这个原则说得非常清楚,“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即“一切行动听指挥”.贯彻命令是一个重要管理原则.

孙武和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建立了霸业,但夫差刚愎自用,把伍子胥杀了,孙武也就归隐山林.吴随即被越灭亡,但越王勾践也容不得智者,将辅佐他的文种赐死,另一辅臣范蠡带着西施跑了,来到居于天下之中的陶（山东定陶）经商.史书记载,他用兵法治产业,三致千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成功商人,人称陶朱公.据说有《范蠡兵法》,也有《伍子胥兵法》,可惜都失传了,但范蠡用兵法经商确实无疑.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范蠡及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的经商行为就作了正面描述,并说孔子之所以名扬天下,乃得力于子贡的宣传辅助.而经营致富之人,更是“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太史公对兵法经营也作了精辟论述,认为“富者必用奇胜”,要“乐观时变”,“知斗则修备”；“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而且高论“商不出则三宝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太史公不鄙夷商人,说他们“长袖善舞”,善于经营.他追述战国商人白圭的经营之道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讲究供求关系.而“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商业大有必要,商人值得尊敬,虽没有商经,可以用兵法,经商和治国打仗都需要智谋.

也有以兵法指导体育竞赛的,孙武之后的孙膑在战国初以兵法指导“田忌”,三打两胜赢得了大赌注.这小小一招充满了谋略,孙膑由此受到齐威王重用,当军师,演出了“孙庞斗智、你死我活”的惊险故事.孙膑和庞涓都是隐士鬼谷子的学生.用兵法治理社会事务的也大有人在,据《史记项羽本记》所记,秦灭楚后,楚将门之后项梁带着侄子项羽避居吴中,每有大徭役大丧事,当地头人总是请项梁主持,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办得井井有条很有效率.项梁的管理才能在哪里?就在于深通兵法,懂得组织编制指挥之道.

兵法及伊尹、吕尚（姜太公）之谋,商鞅之法,均可用来指导经商,其中充满了管理智慧.但这些东西被五四狂飙及“文化大革命”扫进了垃圾堆,“”中更是与西方管理学一起被视为“封资修”.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管理学,翻译过来的许多西方管理学教科书,把孙武子视为管理之父,认为《孙子兵法》最早揭示了许多管理原则.西方人写管理学早就吸收了《孙子兵法》的营养,居然是比我们更早就注意到古代中国诸子思想中的管理智慧,并加以吸纳.西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管理思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管理学没有东、西之分.

把《孙子兵法》当做是商战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教科书,最早是日本人.早年参加过侵略中国战争的大桥武夫,战败后回到日本办企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首先提出“兵法经营论”,出版了小册子.到六十年代日本许多企业、大公司都把《孙子兵法》当做经营管理的教材,学者村山孚说日本企业生存发展有两大支柱,第一是美国现代管理制度,第二就是《孙子兵法》的战略与策略.松下幸之助公开宣称《孙子兵法》是其成功的法宝,把孙武供奉为天下第一神明.索尼的创始人井深大也说公司的发展壮大就是运用了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法则,出奇制胜,不断创新.不少企业家还把《三国演义》当做形象化了的《孙子兵法》,日本很多企业管理层员工爱读《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日本最早出现了“兵法管理学派”,当时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呢.后来美国、欧洲也跟进,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也把《孙子兵法》当做管理教材,到八十年代形成气候.

兵法是一种制胜哲学,我们用非常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吃亏,不亏本,立于不败之地.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下,精于算计,上兵伐谋,合于利而动,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孙武教导我们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能自保而求全胜,要庙算先胜,胜于易胜,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立于不败既可以用之于战争,也可以用之于商战,是克敌致胜商业成功的思想武器.《孙子兵法》的总精神是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也就是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作理性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是合拍的,讲计利以听,追求效益,是有效管理.讲兵贵神速,马到成功,悬权而动,不谈虚玄,不搞“假、大、空”,择人任势,出奇制胜 ,是利益最大化.但兵者诡道,为求胜可用间,兵不厌诈,形兵于无形,兵以诈立,这与儒家的信条有所不同.兵家与法家一样,有专制主义倾向.

号称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最早倡导“《论语》加算盘”的经营模式,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提出“士魂商才”,讲经营,诚信待客.这样的论述现在国内已有很多,海外港台及韩国、新加坡等也有许多追捧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儒法互补,吸纳兵家,来塑造当代儒商.论者以儒家性善论、礼乐教化来培育修炼企业文化,讲团队精神、“中庸之道”,和谐治理.企业家也讲“内圣外王”,君子生财有道,有钱人更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管理,当然也很有意义的.中外学者从国学中发掘出来的管理智慧,完全可以用来充实和补充现代管理学,实际上海外这方面的研究也早于国人.而如果要以此建立有别于西方的独立的东方管理学,则完全没有必要也无法成立,毕竟现代管理学理论经百多年发展,已相当系统相当成熟,而且其中早已包含了古代东方智慧,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标新立异.

管理学不分东西,不姓社也不姓资,管理经验谁都可以吸收运用,所以我认为学习管理学首先还是要学西方现代管理学大师的经典论述,也不妨读一些先秦诸子、《孙子兵法》,提高管理水平和文化素养.总结中国古代百家管理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不赞成以读经读史来取代学习现代管理学.当前有一种倾向将国学与管理学嫁接,进而将其玄学化甚至意识形态化,有人讲易学、阴阳与禅宗等,象数思维,越谈越玄.易禅精神可以去体会,也可以加以现代解说申论,但有人将其神秘化,说是可以用之于炒股胜算百事,八卦占卜都重新派上了用场,这就与管理学的科学精神相去渐远.有人干脆说：“西方管理是科学,东方管理是艺术.”好像中国式管理用不着追求科学,这很荒谬.还有人把国学管理或东方管理学扩大为包罗一切的庞大体系,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样样都谈,神乎其神,结果成了“假、大、空”.学习这样的管理学,我认为还真不如去找一本西方管理学经典教材认真读一读收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