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 键 词:中西诗学可比性路径话语
摘 要:中西诗学比较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基于探寻中西诗学的“同”与“异”关系,中西诗学比较就分别在“求同”和“别异”两条路径展开.“求同”与“别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能截然分开,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中西诗学从总体上看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如果我们明确这个学科的理论方向,树立一个正确的文化立场,“求同”或“别异”都是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
文化有史以来就是多元的,各个人类群体生存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习惯不同,文化也就不同.各种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的,在碰撞交流中推动着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中西诗学处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其差异性较大,但是不同文化的诗学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的,我们在中西诗学比较时首先要确立这样的文化立场.
所谓比较就是寻求两个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也就是说,事物之间既有“同”也有“异”,才能进行相互比较,如果差异太大,就无法或者说很难找到联系,如果基本相同,就没有必要进行比较.当然世界上的事物从根本说都是有联系的,而且也都是有差异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是我们要进行的比较应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因此,我们比较两个事物就要找到比较的依据和比较的路径.
中西诗学能不能进行比较有学者就曾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著名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威斯坦因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等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的因素.”{1}而更多的学者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钱钟书先生通过他的实践(撰写了《管锥编》)表明:“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2}香港中文大学袁鹤翔教授也认为:“文学无论东西有它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即是中西比较文学工作者的出发点.”{3}而威斯坦因后来也改变了他的看法.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近年来许多中西比较文学工作者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充分说明:中西诗学比较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中西诗学为何存在着可比性曹顺庆先生认为:“无论中西诗学在基本概念和表述方法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对于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共同探求,换句话说,中西方文论虽然从不同的路径走过来,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握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探寻文艺的真正奥秘.这就是世界各民族文论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的最坚实的基础,是中外文论可比性的根源,因为任何文学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把握住人类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规律.”{4}由此可见,中西诗学比较的依据就是中西诗学的目的具有一致性,中西诗学必然存在着“同”与“异”关系,因而在比较中我们可以找到“同”的一面,自然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有“同”就有“异”,而“异”同样也有重要的价值.美籍华裔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在他的《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导论”中作了精到的说明:“对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则或许能揭示出某些批评观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观念限于某些文化传统,某些观念只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反过来这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观念通常是建立在实际的文学作品基础上的)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所公有的,哪些特征限于用某些语言写成、或产生在某些文化传统上的文学,哪些特征是某种特定的文学所独有的.”{5}
因此,研究“异”能更好地认识“同”,也能更好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我们要看看同在何处,异在何处,表达的内容如何,表达的方式如何,深思熟虑、简练揣摩、逐渐摸出一些线索,逐渐找出一些规律,逐渐能使用明确的、科学的语言把这些线索和规律表达出来.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十分艰苦的探索,我们古代文论中那些术语,在我们口中,在我们笔下,也就会逐渐明确,不再那么扑朔迷离了.”{6}
“同”与“异”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在中西诗学比较中其关系是复杂的,中西诗学从总体上看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或是表面相似而深层各异,或外观不同而实质相同.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中国的“诗言志”说和西方的表现论,粗看两者很相似,都是讲文学是由内到外的一个过程,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它们存在着很多差异:表现说认为心灵是艺术的本源,“言志”说把“志”的起源看作是外物的兴感,表现说要表达的是个人的感情,“言志”说抒发的是符合政教的怀抱,表现说强调的是天才与灵感,“言志”说重视的是道德人格的修养,表现说一般不太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言志”说非常看重诗歌的教化功能,等等.通过深入的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两种说法在客体与主体、个人与社会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差异是很大,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中西诗学中有些说法看似不同实际上讨论的问题是共同的.如西方诗学对语言的论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或“语言是思想的牢屋”,与我们中国古代的“言可以尽意”或“言不尽意”说其实都是探讨语言与思维的矛盾.甚至西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意义的取消”和“意义的重构”也和中国古代的“得意忘言”和“不落言筌”都是在强调对语言的超越.
我们比较中西诗学应该有一种整体观念,具备国际的学术视野,拥有跨文明的学术眼光.对于事物“同”与“异”的比较认识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认识的结果也会不同.如同盲人摸象,只摸到象腿,就说“象”是柱子,看来也没有错,甚至可以把象腿研究得非常仔细,什么形状,什么感觉都描述得非常清楚,达到“片面精深”的程度,但那还是“象腿”,而不是整个“大象R 21;.因此说,必须深入到各自的文化语境中,要正本清源地清理跨文化的诗学概念,从而才能在学理上确定结论的可靠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诗学的“同”与“异”关系存在着“显”和“隐”两种情形:有一种异同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很容易被觉察到的,在文学要素中随处可见,另一种异同关系却是隐形的,潜藏在不同诗学的深层,常常和宗教、哲学等整个文化层面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此层面才能较为真切地把握不同诗学的的真精神和真面目,才能不至于为表面的相似或不相似所蒙蔽.
正是基于探寻中西诗学的“同”与“异”关系,中西诗学比较就分别在“求同”和“别异”两条路径展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求同”与“别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能截然分开,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我国比较文学界从一开始对中西诗学“求同”的研究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钱钟书先生认定“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从寻求共同“文心”的角度来研究中西诗学的特色及其共通的规律.他的《管锥编》更以读书笔记的方式旁征博引,探幽索微,广泛引证古今中外诗学,去探索“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7}的共同“诗心”,即文艺的共同规律.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197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是海外第一部中西文论比较的力作.作者在本书导论中说他的主观目的有三个:“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他传统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8}他继承改造了阿布拉姆斯(M.H.Abrams)《镜与灯》(TheMirrorandTheLamp)中所提出的艺术四要素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概念结构和理论框架.他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分为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与实用的六种理论,分别从纵向探究了它们的源和流,并将其与西方相似的理论作了比较,最后从横向与纵向的结合上考察了六种理论的相互作用与综合.刘若愚通过以上的比较,旨在有助于形成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叶维廉的《比较诗学》(1983年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与刘若愚类似,主张比较诗学的基本目标就在于寻求跨文化、跨国家的“共同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在作者看来,比较诗学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表层上,而是要深入到文化模子(思维模式)的层面.只作一般的表层的类比,是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成果的,重要的是要找到不同体系文学“汇通”的“据点”.沿着中西诗学“求同”的研究路径,海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这里不再赘述.
概括说来,中西诗学“求同”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关于文学理论生命性前提的问题.即人类是怎样通过文学认识、理解、把握和完善自身的生命的.虽然中西诗学在具体方式上有差异,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常常涉及哲学、美学和宗教等文化与诗学的关系,其二关于文学共同本质的问题.中西诗学在认识文学时尽管有重“言志抒情”与重“模仿”之别,但对文学本质特性的认识有许多共同之处,文学是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是人类审美的产物,其三关于文学要素共同性的问题.包括内容要素和形式要素,内容要素是指形象、风格、情节、主题等,形式要素是指节奏、文体、语言等.其四关于中西诗学中具有类似蕴涵范畴的问题.
中西诗学比较的“别异”也体现在以上几方面,“求同”之处也必然要“别异”.只是因为从近始,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我们接受了西方的一套诗学话语体系,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自信心不足,总是用中国传统诗学的概念去佐证、说明西方的体系,因而对“别异”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够.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学界对东西方文明文化的“异质性”的认识不断深入,认识到中国传统诗学的价值,重视挖掘和清理中国传统诗学,以期望对世界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充实做出贡献.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缺乏必要的素养,甚至连一部完整的中国文论著作都没读过,则是无法完成的,因为无法恰当地评说中国传统诗学的“长短”,要么人云亦云,要么信口开河,倒洗澡水连同婴儿一同倒掉.对于这一点,一些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识还不很清醒,以至于以操持西方的诗学话语,否定中国传统诗学为时髦.
近些年来,中西诗学侧重于“别异”比较的成果也很丰硕.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西文论研究成果――《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可以大体反映当时大陆学者的状况.该书收录一些知名学者论文23篇,其中部分学者就重在“别异”比较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学者周来祥提出中西美学差异在于表现与再现、和谐与崇高、直观性经验性与分析性系统性,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论争.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第一本较为系统的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专著是曹顺庆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1988年).本书注重中西比较诗学的文化探源,绪论中从中西文化背景中探寻中西诗学差异的根源,并在各章中都有追索.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1998年)更加大了中外文化奠基时期文化探源比较的分量,从“意义的产生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寻求东西方各异质文化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则.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部重要著作是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该书深入探讨了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研究了诗人的价值信仰.上世纪90年代初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是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该书比较了中西诗学的文化背景,并辨析了中西诗学的理论形态的差异.由文化背景比较进展到“范畴”比较,力图揭示中西诗学诸范畴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或相互发明之处.
以上所列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在这个时期还有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这里不复一一举出.从现状看来中西诗学比较 研究的“别异”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中西诗学不同的背景,一是不同的概念范畴.不同的背景涉及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哲学诸方面.不同的概念范畴牵扯到中西诗学不同的层面,如中国的“感物”论与西方的“摹仿”论,中国的“意境”论与西方的“典型”论,中国的“虚静”论与西方的“距离”论,中国的表现说与西方的再现说等等.
我们对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求同”与“别异”作学理的区分,只是以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作为标准,事实上二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如果我们明确这个学科的理论方向,树立一个正确的文化立场,“求同”或“别异”那不过是“同归”的“殊途”罢了,都是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
作者简介:马建智,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化、中国古代文学.
{1}威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中译本[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6.
{2}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J].读书,1991,(10):135.
{3}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J].台湾中外文学,1975,(4):3.
{4}曹顺庆.中外文论比较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68.
{5}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译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4.
{6}季羡林.比较文学随谈[N].文汇报,1982-7-27.
{7}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496.
{8}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译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