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颇为流行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大致说,避讳包括“公讳”与“私讳”.公讳,亦称庙讳,指避本朝皇帝及皇帝父祖之讳,如秦始皇名“政”,《史记索隐》在《秦汉之际月表》“端月”称：因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私讳,又名家讳,指避父祖之讳.因“避讳”打乱了文字的常规,损害了文献,迷惑了后人,因而遗祸无穷,但正因为独特的避讳方式,使得史家可以凭此印证历史文献之真伪.针对避讳现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作出了大量论述,不劳笔者赘述.倒是与“避讳”异曲同工的另一种语言现象较少为人论及,即语言中的“文过饰非”.文过饰非现象在每个群体、每个民族中并非少见.但是如此工计于此、刻意于此,以致最终在社会语言中留下了大量的遮掩过失的成词和积习,丧失了其初有的坦白率真,怕是要首推汉民族和汉语.
明朝末期曾任兵部尚书的洪承畴兵败降清,效命异族.死后家人为之立传,回肠九转,仍不知如何为其充当贰臣的不光彩经历辩解.一位刀笔高手闻知后声称,如洪家肯一字付百两银子,他可解难.成交后,其人抖出了这样两句话：
杀吾君者是吾仇,
杀吾仇者是吾君.
就是说,李自成杀了我的君主崇祯皇帝,所以是我的仇敌；清军杀了我的仇敌李自成,所以是我的君主.这种抛开时间地点,利用三角关系和否定之否定即为肯定的逻辑玩弄的文字游戏,真令人叹为观止.
无独有偶,近代军阀陈炯明几次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结盟,又几次乘人之危,反目倒戈.孙中山逝世后举国悲哀.陈自知不好撰写挽联,却又身为社会名流不好不送挽联.或许又是他人代为捉刀,陈呈上了这样的挽联：
唯英雄能杀人活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乃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无论世人见此怎样评价陈炯明的,却不能不赞叹这副对子撰写者的机巧,竟然可在这样狭小的险地为陈氏文过饰非.
当今中年以上的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劳逸结合”的宣传.实际上,那个时期是因人祸天灾,大家都吃不上饭、吃不饱饭,无法维持正常的劳作,要提倡的岂是一般意义上的“劳逸结合”?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什么时候可以不讲“劳逸结合”呢?即使备下了足够的草料,马就可以不停地跑下去（除了吃食所用时间）吗?即使备下了足够的牛奶、面包,人就可以“永劳不逸”了吗?明明吃不上饭,为了避免这一刺激性说法,从而冲淡“人祸”之罪责,偏偏美其名曰“劳逸结合”.其文过饰非之用心、机巧,实与前辈如出一辙.
其实还在“劳逸结合”提出之前,一些官员已经在挖空心思,寻找委婉的说辞了.当时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在《周恩来与粮食》一文中回忆：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主席问过当年的粮食产量会有多少.由于当时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盛行,说低了不行,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主席,改用另一种方式去讲.我说粮食产量大概有五千亿斤左右,“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全国按四千亿斤安排,留一千亿斤余地.等这个意见,事先向李先念同志报告过,向总理报告过.对这个意见,没有批评我,还作了指示,批到会议上讨论.
明明是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只能说“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真难为了副部长的这番苦心.好在汉语文饰法无所不能.
【宋正怀荐自《新浪博客》2014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