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宗日文明再发现 之一
8月4日,我又一次来到巴沟乡.正是小麦灌浆的时节,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葱茏的原野、碧绿的麦浪将这里装扮得分外美丽.穿过农田,沿小道来到宗日遗址,随意采集了几件打制石器和彩陶碎片,擦去附着在上面的泥土,就看到彩陶上美丽的花纹.抚摩这些曾留有古人体温的彩陶碎片,我似乎又看到了5000年前,宗日人下河捞鱼蚌,上山逐麋獐,山下炊烟袅袅,山上篝火团团,狐鸣狼嗥的史前文明生活场景等
这里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历史上的青海,地处边塞,交通不便,历来被视为“遥远”的高地,唐代诗人笔下“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的描述,更增加了荒凉与神秘.然而,据考古发现,早在二、三万年前,青海高原就已有人类活动.在沱沱河沿、海西小柴旦湖等处,发现距今至少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等物品.这说明,青海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蛮荒之地.
“宗日”,藏语,是指人群聚集的地方,黄河蜿蜒蛇行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尕连峡(班多峡)之后折西行,流速因而延缓下来,在此留下了一片较大的冲积台地,被当地人称为“宗日”.宗日地区海拔2680米,年平均气温44度,年降水量250毫米－300毫米,气候温暖,水利条件优越,世代居住的村民以种植为主,兼营小规模畜牧业,是同德县仅有的小麦主产区.从1984年到1996年,省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墓葬341座,探方31个,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出土文物23000余件.据碳14年代测定,宗日遗址有5800多年的历史.
宗日遗址出土的彩陶之精美丰富,堪称奇迹.其色彩搭配合理、图案组合相宜、线条粗细得体、画面等分均匀、画工技艺娴熟.这些彩陶纹样纹饰有鸟纹、变形鸟纹、竖线折尖纹、连续折线纹、三角纹等,部分器物颈部、肩部和腹部饰附加纹,有的像流动的水波,有的像撒落的种子,有的像开张的渔网,有的像游弋的鱼,这些简单而原始的线条描绘着史前人类心目中自然而朴素的美.其中鸟纹极可能是原始图腾崇拜的表现.而“”、“米”、“北”、等近百种符号可谓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宗日不仅以彩陶闻名于世,而且亦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打制的石斧、盘状器、细石器及磨制石斧、石刀的发现,表明狩猎经济在当时占有一定的份额.骨锥、骨针、骨铲及镶嵌细石器的骨梗刀、骨勺是其重要的生活用具,也表明手工业的发达程度.骨饰、装饰品石器的出土说明宗日先民不仅善于装饰器物,而且善于表现自身的爱美意识.陶埙等早期乐器的出现反映先民丰富的精神生活,至今仍能吹奏出悠扬婉转的乐曲.玉刀、玉璧等祭礼用品的发现反映了朴素的原始宗教心理.铜环和铜饰成为开始进入金石时代的重要标志.而骨叉的发现,至少说明5000年前的宗日人,已经掌握了制造使用骨叉一类餐具进食的本领.在宗日遗址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不少柱洞,部分柱洞的底部还保留着柱基石,个别柱洞内有朽木痕迹,这说明当时生活在宗日的先民们已有了简单的木构居室.而大量做工精巧、构制合理的榫卯结构的木棺的出土,反映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木工技艺.
站在宗日遗址,此时面对的不是陡峭的黄河河谷,而是那隐藏在河谷背后的历史,我已然看到五千年前,高原的其他地区人们为衣食忙碌的时候,宗日人在巴曲与玛曲(黄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建起了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这里是中华乐舞的故乡
宗日遗址出土了被誉为“国之瑰宝”的舞蹈彩陶盆和双人抬物彩陶盆.这其中,舞蹈彩陶盆又被称为“国宝之冠”.
舞蹈纹盆出土于宗日遗址159号墓,器物高12．5厘米,口径22．8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9．9厘米.在橙红色泥胎上用黑彩描绘出精美的图案：较窄的口沿上画有成组的弧线三角纹和短斜线纹,显得匀称、自然；外腹绘有稍粗的四道弦纹,简明流畅；内腹绘有两组分别由11人和13人组成的群体性狂欢舞蹈图案,人物头饰比较宽大,下着尾饰十分特别,集体连臂踏歌,两组人纹间以折纹、斜纹、圆点纹相隔,使图案疏密得当,人物形象富有律动感.盆内下侧绘有四组平行蛙纹,在形式上与组舞交相呼应,虚实相生,既有艺术韵味,又有精神指向,似乎正在进行祭祀活动和崇拜仪式.
许多专家认为,彩陶盆呈现的是巫舞.说到巫舞,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在北方草原影响巨大的“萨满”,“萨满”不仅传递着巫术的信息,也包含着丰富的原始歌舞活动的内容.“萨满”一词.按照通古斯语解释就是“激动不安”或“疯狂乱舞”,并含有占卜的意思,“萨满”是对巫师专有的称呼,他成为人神之间的人.萨满的原始宗教仪式是跳神,跳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舞蹈.
回顾青藏高原早期历史,高原居民曾一度受到来自北方草原萨满文化的影响.保留至今的原始本教就信奉万物有灵,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自然物,都是它所崇拜的对象,吐蕃人的“羌姆”(跳神)就是典型的“萨满”与南方傩形态(戴面具)相交汇的仪式.们戴上面具有节奏地舞之蹈之,酬神驱鬼,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撼人心魄.《吕氏春秋古乐》载,“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所歌八阕”正是巫舞.操牛尾,是模仿牛的形态.而在舞蹈彩陶盆中,宽大的头饰,很可能是模仿某种动物.模仿动物的狩猎活动是上古先民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可以想见,宗日的先民在祈祷神灵时,同样把个人的实际上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力量,通过舞蹈来体现.舞蹈彩陶盆,被今天的人们称作“审美意识的创造物”,在原始社会不过是因膜拜需要而有的产物,彩陶盆中的舞蹈能够使人逃避恐惧,获得心理平衡和精神享受,满足现实远远不能满足的精神企图.
或许正是舞蹈具有凝聚人心、娱神娱人的作用,被永久保留了下来,并被发扬光大.到了中古,这种以娱神为主要功能的舞蹈逐渐变成群众自娱的工具.今天,在青海草原上,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边歌边舞的“伊”舞,动作粗犷豪放的“卓”舞,踏节而舞的“热巴”舞,动作幽默、极富感情的“热伊”舞,以及寺院组织的僧俗,在唢呐伴奏下跳的场面宏大、气派宏伟的“锅哇”舞.难道以圆圈舞为形式的卓舞(在川藏被称为锅庄舞,实为“卓”的不同音译)不正是宗日舞蹈活化石舞蹈彩陶盆呈现的5000多年前宗日人在内的高原人集体娱神的画面,记录在彩陶上.正是这记录,让我们看到了手拉手.欢乐舞蹈的原始初民的生活,见到了中华乐舞最初的身影.
然而,作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舞蹈彩陶盆造型美观,质地细腻,表面光亮,体现了精湛的制作技法,尤其在绘画上,运笔娴熟,图案疏密得当,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极富艺术感染力,达到了古代彩绘艺术的极高境界,令人叹为观止.舞蹈彩陶盆作为记录中华乐舞最早的实物,对研究中国舞蹈史、美术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宗日,一片被艺术青睐的土地,中华乐舞的故乡.
在夜晚跳锅庄的人群中,我又一次看到宗日人连臂踏歌、翩翩起舞的影子.
这里将是改写中华上古文明史的地方
宗日带给世人的震撼不仅仅是这些.
通过数次发掘,目前学界得出的结论是：宗日彩陶曾受到过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宗日彩陶在器类上与马家窑文化大致相同,但陶质颜色和纹饰则完全不同,自成体系.不仅陶胎多为乳,乳白色夹砂陶,纹饰多绘紫红色彩,绘变形鸟纹,折尖三角纹,多道连续折纹等,而且墓葬以石棺、木棺为葬具,有二次扰乱葬、俯身葬、火葬、墓葬等习俗.这些都是先羌 0340;遗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宗日彩陶大量的飞鸟环日图,反映了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是崇拜太阳的,彩陶花纹具有的绚丽灿烂的风格与强烈浓郁的抒彩,再现了对太阳神崇拜的炽热情怀.
我想,宗日遗址的这一发现,不仅有可能改写高原文明史,甚至还有可能改写中华上古文明史.
这是因为,飞鸟环日的图案,也是古蜀文化的一大特点.我惊奇地发现,在三星堆众多的文物中都与鸟有关的或是清晰的鸟形纹,或是鸟形的变体纹.这俨然是宗日遗址的翻版.汉代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的两代王：“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日柏灌,后者名鱼凫”.《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后几代王：望帝杜宇、开明氏、庐帝、保子帝等,名字都与鸟有关系.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太阳神鸟(2005年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轮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鸟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这与我们在宗日遗址彩陶上看到的飞鸟环日形象几乎相一致.是什么造成了这奇怪的现象的呢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金沙遗址中的城门、房屋、宫殿及墓葬等建筑物都朝向北部偏西的方向,这个方向正是岷山,如果视野再放远些,你会惊奇地发现,宗日也在这个方向,我们也许能这样解释,以鸟为图腾的氐羌部落在蚕丛时期进入四川,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并与蚕丛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并取代了当地较为落后的文明,也就是说,代表氐羌文化的柏灌(水鸟)取代蚕丛(蚕),创造了古蜀文明.
《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帝俊即殷墟卜辞所称‘高祖’者”,从字形看“”在甲骨文中是一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可知“帝俊之神,本为玄鸟”.这同黄河流域“玄鸟生商”的传说含义相类似,在肯定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与宗日遗址的联系后,使我进一步肯定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与宗日遗址以及大汶口太阳神鸟彩陶纹饰的文化联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远古宗日人,在部落扩张期,一批批沿着西倾山北麓进入岷山,在稍做停留后,并逐步进入长江流域,创造了神奇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也是在大约五千年前的尧舜开始,以姜、若羌、妻、戎为主的部落向东迁徙,不断融合到炎黄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形成了灿烂的炎姜、姜姬(姜周)文化.“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成就秦赢文化之始.而姜的一支甚至到达了山东,玄鸟生商,构成了东夷文化的重要一支.
宗日,这个曾被文明厚爱的土地,也将成为中国文明史研究者厚爱的地方.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离不开宗日.
宗日文明再发现 之二
筷子曾经被认为中国人惟一的进食工具
筷子,古称箸,它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独特餐具,对使用刀叉的欧美人来说,学会用筷子确有一定的难度,可一旦能熟练地操纵这两根小玩意,使用起来却是灵巧无比,所以西方有学者赞扬筷子是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代表,是华夏民族聪明和智慧的结晶.
记得小时候,吃饭露拙,不会用筷子,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用左手用筷子,往往手心要挨板子.在中国人看来,用右手吃饭,是起码的礼貌和对别人的尊重,试想,一大家子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坐在右边的人用左手夹菜,筷子一定会“打架”的.使用筷子似乎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老辈人看来,至少是三皇五帝时代,中国人一出现,它就有了.相传大禹夜夜和洪水恶浪搏斗,根本顾不上休息,甚至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有一次,大禹乘船来到―个岛上,饥饿难忍,就架起陶锅煮肉.肉熟后,由于烫手无法用手抓食.为了赶在洪峰到来之前治水,大禹等不及肉锅冷却,就砍下两根树枝把肉从热汤中夹出,吃了起来.从此,为节约时间,大禹总是用树枝、细竹从滚沸的热锅中捞食.手下的人见他这样吃饭,既不烫手,又不会使手上粘上油腻,于是纷纷效仿.传说虽非正史,但因熟食烫手,筷箸应运而生,这是合平生活的发展规律的.
《礼记》郑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这是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火中烤熟.有专家认为这种烤食法也推动了箸之形成.当先民把包好涂泥的谷粒置火灰中烤时,为使其受热均匀,不断用树枝拨动,我们聪明的祖先也就是在拨动原始“爆米花”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天长日久,筷箸的雏形也渐渐地在先民手中出现.这当然是推测,因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到夏禹时代还没有文字,当时无法记录箸之发明过程,今天考古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商代才有了筷子.因为在殷墟一座大墓里出土了铜制的筷子头,《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史记宗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这虽是对纣王生活奢侈而引起朝臣恐惧的陈述,但却从筷所引起的宫廷事件中,为我们追溯箸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字史料.纣为商代末朝的君主,以此推算,我国公元前1144年前后,也就是说我国在三千一百多年前已出现了精制的箸.
看来筷子使用的时间很短,而在此前用什么工具由于没有实物,也就不好作出论断了.
宗日刀叉的出现改写了中国餐具历史
这个实物不是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发现的,而是在离中华文明中心二千公里之外的青海黄河源头地区.
宗日遗址是目前已知黄河上游发掘规模最大、地理位置最西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存.这处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据碳14年代测定结果,有5800年的历史.
宗日文化的发现,对我们研究高原早期民族如藏族、羌族的起源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民族交流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德在内的高原腹地在远古时代并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在宗日遗址14号灰坑中,出土了一组骨刀叉.骨叉为三齿状,通长25．7厘米,由把部和叉头两部分组成.把部长17．4厘米,宽1．1厘米－1．8厘米,端部有齿形装饰.叉头宽2厘米－2．6厘米,长9厘米.骨刀呈长条形,长26．4厘米,宽2厘米－2．2厘米,柄部有一小孔,刃部有浅槽,是镶嵌石器的.
与骨刀叉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把骨勺,侧面为弧形,勺面为弧形,长17．6厘米,宽2．2厘米－0．9厘米,方便固态和半固态食物的挖取.
这组餐刀叉勺,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刀、叉、勺形状是非常接近的,大小也差不多.专家认为应是当时人们进食的餐具.
而刀、叉、勺配伍形式,几与今天西餐的餐具配伍形式一样.
骨刀叉的发现,至少说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和使用骨刀叉一类餐具的本领,也说明刀叉一类所谓“西式”餐具,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
可以想象,随着饮食烹调方法改进,其饮食器具也随之不断发展.肉类的增加,就采用刀叉切割.到了夏商时代,谷物的增加,主食米、豆用水煮成粥,副食菜肉加水烧成多汁的羹,箸夹进食就变得得心应手,所以《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郑玄注,“挟,犹箸也”.
宗日 刀叉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中西分野的观念,证明了早在5800年前,人类中的多数还在茹毛饮血时,宗日人在内的青海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宗日刀叉作为中国最早的餐具,要比用筷子的时间还要长3000年.
宗日刀叉的出现也改写了世界餐具使用的历史
过去我们有一个毛病,一说起西餐,就无比崇拜,什么干净、卫生啦,什么注重营养、均衡饮食啦.并想当然地认为,西餐刀叉的历史一定很长.其实,剥去西餐的外衣,我们看到西方历史记录用餐叉的时间并不长.西方学者大多数人认为,西餐普遍用餐叉,是16世纪开始的,有的认为还早一点,但顶多能推到公元10世纪,是拜占廷帝国时期开始的.据说,当餐叉刚传入英国时,曾遭到传教士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肉和其他食物都是上帝为造福人类而恩赐的,避免用手指接触食物,是对上帝的不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也是用手指进餐的,但这有一套极严格的规矩.据斯塔肯记载,食物“应该用三只指头拿起”,“舔吮或是在衣服上擦油腻的手指是不雅的举止”.
人类餐具史上作为发明刀叉进食的中国人,他们的用餐要比西方人文雅得多,中国人后来的习惯,并没有因筷子的使用而将刀叉遗弃.在长期的生活中,对刀叉做了更科学的分工,在餐桌上要用刀叉切开的工序从此被放到了厨房里.在商代的一些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刀叉餐具,尤其是在一个战国墓里头出土了很多餐叉,有50多件,这是在洛阳出土的,和铜器放在一起.从商代以后,餐叉变为两齿,它跟最早的三齿叉不太一样,比较小巧一些.在宗日遗址同时期的河姆渡遗址中,则出土了大量的勺子,它们有的是用骨头做的,有的是用做的,还有的刻着美丽的花纹.在山东沿海地区,用蚌壳做的勺子随处可见.蚌壳像一个勺子的形状,加一个柄就可以使用了.这些像宗日遗址的餐勺,很多勺子在勺把上都钻了一个孔,勺子是随身带的,可能就挂在腰里边,到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用就行了,人死了也用于随葬.而且,在以后的更长的时间里,这些勺子与宗日遗址的刀叉一起扮演了更加尊贵的角色,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
看来中国人用刀叉用腻了的时候,西方人还不知道刀叉配伍是何东西.
如果说,一部中国历史是一部记录中国人餐饮的历史,那么,中国历史是从6000年前的宗日人使用刀叉开始的.
宗日刀叉的出现也改写了世界餐具历史.
宗日遗址出土的“史前刀叉”为中国赢得了刀叉“发明权”.它成为青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又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