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邓宏顺的长篇小说《红魂灵》值得重视和关键之处,在于它立足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兴旺、人民富足的历史理性,直逼当代中国文化价值形态的核心,通过描绘两代“基层干部”的价值观念差异及其思想感情基础和社会历史效果,在对比中深刻地剖析了政治斗争本位时代“红色文化”的扭曲形态所留下的浓重历史阴影,从而显示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遗产进行集中发掘与清理的艺术深度.
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代基层干部,肖山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始终保持着纯正的革命,洋溢着旺盛的斗争意志.他喜欢红色,喜欢哼唱那首“我们人好比种子等”的歌曲,即使到临终时,他也要看到红壳书才闭眼,还要求把骨灰也染成红色.但在那政治和精神至上、斗争和管制本位的历史时代,他所理解和从事的“革命工作”的核心,只是致力于建构“巩固红色江山”所需要的社会和精神秩序.于是,经济上计划调配、行动上指挥控制、思想上唯我独尊、事件上拍板定案,构成了他管理形态的内涵.“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式、“斗”和“整”、束缚和压制,成为了他管理思维的定势.源于这种社会和精神秩序,他可以给予米裁缝、蛤蟆精、老歌手等人以荣耀和保护.为了这种秩序,他尽力弥补着“革命行为”背后社会成员实际上的阴影、创伤和缺失,比如老战友张大虎因那个时代惯常的“肉体打击”的思想斗争方式丧命之后,他就坚决地以“妻、儿”的态度对待其家属.也因为违背了这种秩序所要求的人格模式,他毫不怀疑地顺应并配合了组织上对于老战友乔开鑫的判定和打击.可以说,把红色政权巩固与个人的组织性、权威感合一,以民众的拯救者和组织的螺丝钉自居,已成为他基层管理人格的核心定位.
这样,当新时代到来、新型的社会生活演变触及到他的文化禁忌时,肖山始终存在思想障碍、存在“江山变色”的焦虑和危机感,以至总以政治上正确、道义上正当的个体人格姿态,采取种种阻碍的行动,就不足为怪了.小说正是由此入手,以肖山和肖跃进父子两代乡党委书记工作中的观念冲突为线索,描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村社会普遍出现过的土地承包、蔬菜种植、万亩果园开垦及其股份化、买工厂等具有观念不断转变意义的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地揭示了肖山对于这些社会历史事件及其内在复杂状况的理解与反映.在这过程中,他既表现出被时代错误的思想理性原则所深深毒害的一面,又显示出充满历史合理性的革命情感因素和“江山”意识；既有思想和封建集权意识相结合形成的“人治”、家长式的管理思路,又有融化于一方“土霸王”式的蛮横中的小百姓的封闭性、狭隘性乃至对于世事变迁的畏怯感.透过这一切,作品沉痛地展现了那已逝时代的“红魂灵”与新的历史时代格格不入,愤懑、痛苦却必然地丧失着尊严和充实的存在形态.
与此同时,作者还用相当的篇幅,从肖山因以往工作导致的上下级、街坊邻里关系和家庭成员命运的后果,以及他所表现出的行为、心理态度等等方面,更为深入地披露了那个历史时代给其追逐者所带来的生活的沉重负担和精神、情感的浓重阴影.比如,肖山曾经给予过荣誉和保护的对象,就因最后结果的“穷”,因他为响应上级号召曾有过的“说假话、办假事”,既对他的思想方向强烈抵触,又对他的人格产生了浓重的贬低情绪.再比如,为了偿还“运动”所带来的沉重的感情账,他把自己和战友的妻子结合到一起以终生照顾其全家,临终时妻子却宣布不愿与他死后“同穴”；他满怀人生“道义感”,满怀对战友为革命所付出的牺牲的尊重和珍惜,把儿子跃进和另一个战友的女儿良妹强扭到一起,却导致了一桩令他心痛不已的无爱的婚姻,并由此导致了矛盾长期难以化解的家庭生活困境.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则显示出,肖山盲目的“革命追求”,实际上恰恰导致了从个人到社会在爱情、婚姻和日常生活等方面本质上的低质量状态.
即使生活以这样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状态和历史后果呈现,也没有使肖山萌生对那种社会生活和个体人格原则的怀疑与反省.他始终信任着那个时代已刻入他生活轨迹、凝结着他人生荣辱的理论逻辑,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信仰,乃至以“真理”拥有者和维护者自居,认为“世事”从来如此也永远只应当如此.这真正是一种人格品质的真淳与崇高.在肖山的个性品质中,原则与悖谬、忠诚与狭隘、淳朴正直与不谙人性、事关信仰的崇高与实质上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理解的愚昧,可说是水乳般交融在一起.正因为某些滑稽可笑的文化价值取向与作为一个人的活生生的行为选择、愚昧过时的思想价值观念与不无崇高的人格素质和信仰品质结合在一起,历史和文化的悲怆感才显得格外深重.所以,肖山在“霸蛮”维持儿子儿媳的婚姻、坚决地不准乡党委书记违背“古来如此”的农村生产方式“买工厂”等方面所采取的行为,才显得可笑而又可悲,令人怜也不是,恨又不能.
小说还雄辩地表现出,肖山的文化人格及其所追求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根本局限,在于他所坚守的“革命”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原则,违背了“建设”时代人性和社会生活常态的需求.其实,普通百姓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摆脱“管死”去“搞富”,只不过是极其平凡的社会的兴旺和个人的富裕、自由.正因为看到了新时代方能给予富足和自由,老歌手、米裁缝才对老书记过去所给予的空洞的“荣誉”嗤之以鼻；正因为有了新时代所带来的富足,“扎纸王”、米英、钢佬三兄弟才自由地挺起了“腰杆”.这就从历史大势的层面,展示出“政治”、“斗争”至上时代的不合理性,展示出两个时代历史变迁的必然性.这种稳健清晰的历史理性所蕴涵的,其实是对革命本质的追问.革命是为人民,那么到底是为人民的什么呢?到底是以强力违背人民意愿能够维持秩序,还是顺应和满足人民的意愿才能够真正确立良好的社会文化秩序?肖山在两个时代都总是偏激而背谬的行为表明,违背人民的意愿,按照自我理解的社会生活模式约束和拘囿人民,最后就只能为人民所抛弃.在这里,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上升到突出的地位.应当说,作者并未避讳揭露新时代的矛盾、病态与缺陷,但以人民为本的思想观念的确立,使作品在比较两个时代并表现新时代的历史进步性时,充分地显示出器局开阔、雄健有力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作品对于肖山式的人格模式及其政治文化基础的解构与批判,才显得格外的深刻和透辟.
肖山在新时代的人生命运,集中显示了政治本位时代的文化人格模式与新时代历史趋势的错位特征及其悲剧性人生状态.这一人物形象无疑具有当代政治文化的强烈的针对性和深刻的典型性.作者以“回乡、祭父”时的挽歌情调与反思笔调进行叙述,则既使作品的情节描述疏密有致、韵味淳厚,又使作品在展现外在生活形态和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同时,获得了发掘人物灵魂及其 社会文化基础的艺术可能性.
（《红魂灵》为中国作协20006年重点扶持的长篇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