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新启蒙时代

三十年的时间,对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一个瞬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非常重要,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一生.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既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我们这代人来说,更是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关键时期.我们从懵懂少年步入中年,从对改革开放不自觉的适应,到能够以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姿态来思考改革,并亲身参与和经历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三十年的回顾与总结,既是国家进步的理性需要,也是个人成长的必然要求,更是我们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环节.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密不可分的文学;是对社会承担责任,进入新启蒙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说是一个“新启蒙时代”,是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化、现代化艰难而漫长的转型这一历史进程的大背景来看问题的.中国在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中,已经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历程,而且还没有最后完成.期间,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启蒙运动,一次是1840年前后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审视,把这几次启蒙运动统一视为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这一根本性文明形态转化的启蒙.这既是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各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转换中的必然.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正是最近一次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在新的启蒙时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做出独特贡献,发挥了独特作用的重要的方面军.这一时代,是中国新的启蒙时期,也是文学的新启蒙时代.

所谓启蒙,就是告诉人们所不知和未知的事物,或者说,让人从无知中走向有知.具体到各个国家文明形态的转化,启蒙就带有了强烈的批判色彩.在欧洲,主要是对神学权威的批判,以及对在神权护佑下封建集权和专制的反抗.在中国,神权的文化影响比较弱小,而与农业文明相应的封建专制及其思想则比较顽固.中国的启蒙,主要是启封建之蒙,就是说,要批判和摆脱封建思想及由此而维护的封建制度.欧洲的启蒙运动虽然发生在十八世纪,但就启蒙的功能而言,却并不是仅仅局限在那一时刻,从中世纪以来发生的宗教革命、科学革命等都是启蒙的先声.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革命撕破了教会伪善和卑俗的面纱,揭露并批判了罗马教会用赎罪券亵渎上帝、欺骗教民、贪污腐败、颠倒黑白的罪恶行径.并且宣称,人们不需要通过教会,只需要通过自己的虔诚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以路德教为代表的新教使传统的旧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依靠自身的努力来到达彼岸世界的信心和自信,成为诱发资本主义思想的精神动力.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顿到牛顿,他们的思想主要是要说明世界的运行有自己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由上帝这一无所不在的“神”来主宰的.上帝并不能规定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运行的速度、方向和规律.科学的力量打破了上帝的威权.欧洲的科学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是充满了鲜血,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革命.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使神的权威性遭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可以说,发生在欧洲的宗教革命和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对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人们对人自身的看法,特别是改变了人们对神及神权的看法,使人从封建和神权的双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批判意义和启蒙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正是由于宗教革命和科学革命开启了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大门,诱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稍后的启蒙运动.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还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和艺术层面上的话,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深入到了思想领域、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明确地发现并了解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的历史和现状后,便找到了改变自身状况的思想动力,并企图用一个统一的、发达的、强大的东方帝国来对欧洲的分裂、落后、封建专制进行批判,对中国的研究、了解、批评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不可回避的热门话题.他们在这样的思考中寻找欧洲各国发展进步的途径.启蒙运动打开了欧洲人睁眼看世界的全球性眼光,推动了重商主义的发展,激发了欧洲创造财富的热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思想资源.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启了欧洲,进而也是人类走进工业化时代的大门.而这一过程却十分来之不易,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从至少是十五世纪以来人类近四百年努力的结果.并且,就欧洲而言,工业化的步伐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期间经过了的战争、帝制的复辟、宗教的纷争.而俄国,或者说苏联则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也就是说,启蒙的任务并非一朝一夕,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非常漫长.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样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且从文明形态来看,中国的这一过程可能更加艰巨.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一种适应和满足农耕文明的文化,它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排斥激烈的竞争,重农轻商,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其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中国的启蒙绝不是可以简单地完成的.较早地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进程的状况的先知们,对如何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也存在着一个逐步探索调整的过程.他们最早的努力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西体中用说,强调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增强中国的国力.但是,甲午海战的惨败使国人逐渐认识到仅仅拥有西方先进的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从文化、体制、国民素质等诸多方面来推进改革.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中晚期的洋务运动,及其同时的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运动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历程的第一波启蒙运动,它主要针对的是技术问题,其积极性在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并且迈开了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步伐.但它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文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体制问题.“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第二波启蒙运动,它的核心就在于认识并且抓住了文化这一关键,提出了科学、的口号.可以说这一轮的启蒙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键,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以人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就吸收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因素.正因于此,它适宜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落籽生根.但是,在“五四”之后,中国陷入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轨迹,救亡压倒了启蒙.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以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也基本上是一切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要采取的办法,它使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得到了快速提高.但问题是它走向了发展的反面,“”使中国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启蒙再次成为社会思想௚ 0;主潮,新的启蒙运动在理论上的标志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事实上,在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文学是推进社会启蒙最为活跃的方面军.第一次有魏源、黄遵宪等,第二次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则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主力或者主力之一.新启蒙运动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上打破极“左”思潮极端意识形态的桎梏,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社会发展上承认落后,推动改革开放;在价值观上承认“个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上,恢复理性,既认识到自身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又能够客观、平等、积极地看待和承认人类发展进步中积累的文化因素.而文学则是推动这一新启蒙运动最活跃、最有力、最具有先行者意义的思想力量.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的界定,有很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有以年代划分的,有以作家的出生时间划分的,有以文学思潮划分的等等.以我的看法,要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来看.总的来说,从十九世纪中期至现在,是中国逐步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要一直延续到现代化的实现.或者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当中,它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近两个世纪之久.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我们又可以把这一历史阶段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十九世纪中晚期,是中国从农业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出世界历史发展轨道的时期,它需要解决的是承认落后,扭转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踏上工业化的轨道.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还没有与世界发展的节拍齐步.二十世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矫正中国走向工业化的航向,但由于不断的战争,使这一任务没有很好地完成.它完成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体制,中国的工业化得到了较快较明显的发展.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到现在仍未结束,并且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与此相应,中国新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多的人把这一时期,特别是前半期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我以为,所谓新时期文学就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历史没有最后完成的阶段内,我们的文学都应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它与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至于它所表现出的所谓的后现代等倾向,也只是一种分支或“现象”,而不是它的全部和本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确,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还没有结束,它正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脚步不停地运行着.

如果对新时期文学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学应该以1992年作为标志,划分为八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后两个时期.这是一个大概的划分,并不是简单的纪年意义上的概念,前者包括七十年代最后的几年、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后者包括1992年以来一直至今天.其主要的原因是,1992年南巡,发表了南巡谈话,其中对市场经济作了工具性肯定.也就是说,是否采用市场经济,不是确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根本,不论社会形态的性质是什么,都可以采用市场的办法,也可以采用计划的办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也就是强化了市场的作用,使苏联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在稍后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美国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是说,不论市场还是计划,它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本质.对市场的承认和肯定,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农业文明是自给自足的文明,其生产目的是满足生产者的生活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所以它有着天然的重农抑商、排斥市场的倾向.工业文明则天然地要求市场,它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技术、贸易,工业生产就没有意义,不可能实现.所以,1992年的南巡谈话,并不只是一种政策性宣示,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它表明,一个曾经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国家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终于承认了市场的重要作用.此前的市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很完善的发育,而此后中国的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新时期文学在我所说的“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有着明显的变化,如果力图对其进行概括的话,我以为八十年代文学是一个更突出地体现出与理想的时代,而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则更突出地体现出彷徨与多元的时代.我们对这两个阶段的文学进行比较和分析,还是会发现二者之间的不同.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作的这种划分还将发生改变.但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这里仍然以1992年为界来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划分.

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学与“八十年后”的文学,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与彷徨.从文学所表达的情感来看,在泛化的八十年代,人们的总体精神状态是激越的,昂扬向上的.不论是对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形态的批判控诉,还是对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抑或是对未来的信心都是十分明确的.即使是新时期文学初期对旧的体制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充满了血泪、痛苦,但是人们很清楚,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大家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将给我们带来充满希望的崭新生活.小说《办婚事的年轻人》描写了一对在排队结婚证时仍然手捧书本读书的新人,虽然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但其中洋溢着一种非常令人感动的.那一时期,到处都洋溢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情调,尽管其中不乏控诉中的痛苦和前行中的艰难.但从总体来看,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向上的,积极的.最初的伤痕文学,如《伤痕》《班主任》等,其主旨在于对极“左”路线及其对人性的戕害的控诉.反思文学如《蝴蝶》《爱是不能忘记的》《绿化树》则力图揭示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稍后的改革文学如《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改革者》等企图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必将通过改革来开创.在新时期文学的这几个阶段,基本集中在政治的层面进行表达.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如《北方的河》《棋王》《神鞭》等使我们的文学进入到文化的领域,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表达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遵循,企图从中寻找前行的道路,它突破了此前文学仅仅在政治层面发言的局限,而从更加深刻的层次来表达对民族发展进步的思考.总的来看,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充满了的文学,不论是对旧体制的批判或者是 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思考,都呈现出一种目标明确、激扬向上的状态.进入九十年代后,这样的在不断地消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就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和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了整个民族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从社会结构到家庭构成,从利益分配到生产组织诸多领域的改变.在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中,迷茫与彷徨成为人们内心世界最突出的状态,过去曾经得到肯定的东西,现在必须改变,原来被抵制和反对的事物现在必须接受.而这样的变化根本不管个体的人是否愿意,即使你想抵制也不可能.事实上,在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端倪,先锋文学既是对既有文学样式的反叛,也是时代心理的折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不能满足已有的表达方式,是对过去“模式”的革命,或者用更加温和的说法来说,是一种丰富和拓展.从其所传达的内容来看,则表现出了时代的迷茫,它反映的是在一个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剧烈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的时代,人们在情感与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这之后的文学呈现出两极状态,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出现了新写实小说、主旋律小说,另一方面是对人自身的关注,出现了极端个人化的写作.以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继续关注社会现实的重大事件、重要主题,承续了宏大叙事的风格,由于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人的创作则更加突出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的生存状态.虽然也突出了“人”的意义和价值,但在这里,个人是软弱的,被动的,甚至是无奈的.他们虽然心存希望,并且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温馨,但总的来说这些作品表现的是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被动适应而不是积极主动的选择.个人无法与社会抗争.与此不同的是,在另一些以“个人”为话题的作品中,“个人”成为了“绝对的”、“纯粹的”存在,这些作品基本不涉及社会生活,而是更加充分地流露出价值选择的混乱、个人情感的焦虑、存在价值的虚无,以及对现状的无奈和反叛.自恋、自我中心、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低俗情结等充斥其间,责任感、希望等美好的事物淡出.这些作品反映出在社会变革大潮中人的价值观的迷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苦.

意义与工具.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中,文学存在的理由主要是要承担社会责任,它追求的是文学的意义.而在八十年代后的创作,甚至写作中,文学更多地表现为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所谓对意义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学要承担社会责任,它要关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点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表现得更加突出.尽管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寻根文学,使文学关注的视角进入了文化的层面,但其所透露出来的责任感仍然是非常浓烈的,其主题是我们的社会如何更加合理完善,我们的生活如何更加美好幸福.即使是名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作品,虽然从故事和情节的角度来看,有血泪般的控诉,有严酷的批判,但在作品的背后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希望和无限的期待,在控诉和批判中透露出对生活的信念.它企图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抛弃的;什么样的存在是合理的,需要我们去追求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出文学对人的情感和价值的关注.如果仅仅对社会表现出兴趣,那么就可能使文学蜕化为社会学的翻版和附庸,重要的是文学对人的情感、价值和意义的关注.虽然在新时期最初的创作中,都是以家庭和个人的遭遇作为叙述对象的,但作品的主旨还是指向社会.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人”的意义逐渐突显出来,社会事件逐渐退居“人”的背后.作品所表达的是人性的光辉、人在社会中的积极的选择和行动,人的情感的感召力和净化力.这两个方面或各有侧重,或融为一体,构成八十年代文学的主旋律,同时延续到九十年代,直至今天,成为新时期文学最为亮丽、最具有价值的表现.在八十年代后的文学中,这种对意义和价值的关注依然继续着,并且从两个方面展现出来,一是直接切入重大的社会事件如改革问题、问题、农民和农村的问题等,另一方面是对个人生活境遇的描写,其突出的特点是表现个人在强大的社会现实中的苦恼、努力.虽然这些作品很少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其表现的角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关注的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情况下,个人的体验、思考和选择,它是对上述宏大叙述的生动补充.所谓新写实主义和底层小说比较突出地反映出这种追求.但是,这样的写作只是八十年代后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工具化”写作,也就是说,文学不再是表达社会意义的手段,而演变为实现某一功利目的的工具.比如是谋生的工具,要通过写作挣更多的稿费和版税,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出名的工具,要通过写作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更快地进入“大腕”的行列;是占有话语权的工具,以对社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追求对读者的刺激,或者起一个骇人耸听的名字,或者描写隐私、黑幕;或者自立山头,倡导“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或者撒娇装嫩,等等.这种工具性表达的另一种表现则是制造话题,如对某个问题的争论,甚至人身攻击;或者否定别人,如对有指标性意义的人物进行全盘否定.总的来说,就是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能够引人注目,产生效应.这种现象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生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人们在守法的前提下,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是谬见.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进步.但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学界自身的浮躁和混乱.在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中,从事文学的人们并没有比一般的民众高明,他们除了自身更加敏感而外,对文化的转型、社会的变革也有一个认识、适应的问题.他们不是超越历史的圣人,而是与历史同行的见证者.在这样的变革时代,一部分人仍然愿意做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他们关注人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歌颂,企图维护自己认定的价值观.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变革中出现了晕厥、缺氧的现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把握不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些在人们看来非常极端的表现正是他们内心世界虚弱和恐惧的外在流露,是对市场化大潮无所适从的表现.

精英与大众.八十年代的创作基本上是精 英创作,就是说,从事文学的人是社会的先进分子.从他们的素质来看,大都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其中一部分人虽然是下乡知识青年,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到了农村,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知识青年”.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完成了高中教育.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一般都在社会体制之内生存,也就是说,他们有国家单位作为生活的依靠,许多人有了很好的地位、职务.从影响来看,他们光彩照人.在八十年代,作家、诗人的头衔令人羡慕,受人尊敬.从文学作品生产的程序来看,作品基本上要在体制内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特点与当时的社会构成有极大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迫切,而现实中有知识的人又相对较少.一些人在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后,马上就可能成为驻会作家、专业作家,成为主席、委员、代表,相对于广大的社会成员而言,他们具有更好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准和话语权.与此同时,社会的开放度和自由度还没有现在大,文化工具比较传统,媒体比较单一.但是在八十年代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文化工具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和建设也改变了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再次是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更有弹性.大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看问题.总之,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崭新”的时代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新”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新,而是来自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经济构成的“新”,是中国从农业文明逐步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历史必然.与此相应,社会成员参与文化活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人们表达自己的而不是规定的意见的权益逐步实现.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变成了大家的事,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并以比较方便的方式发表出来.文学活动的大众化、及时性、参与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从事写作的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而不必是作家;发表作品不一定要经过编辑把关,而是很方便地贴在网上.阅读者、欣赏者和写作者的身份在模糊,失去了过去曾经非常明显的界限.作家的社会地位随着这样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弱化,荣誉感和受尊重的程度降底.可以说,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时代.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学被边缘化了,在话语嘈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下,文学不再神圣,更何况人们还有许多更加急迫的事情要办.在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下,文学的品格受到了挑战,是坚持精英创作,还是向大众妥协?是坚持文学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还是向功利性工具转化?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妥协了的文学将更加受到轻视,因为他已经不能解决文学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坚持则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和大气魄,这对一般人来说又很难做到.另一方面,在文学成为大家的事以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曾经没有参与文学写作的更多的人有了表现自己才情的可能,有了实现自己文化权益的机会,更多的人参与到写作中来比更多的人不能参与写作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将进一步浓厚,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将大大提高.民情民意表达渠道的顺畅将增进社会的有序程度,同时也将培养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这对文学来说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学将借此得以发展进步.


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文学,其启蒙意义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角度来衡量,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做出了其他领域不可替代的贡献.它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它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提升了民族的创造活力,强化了自由、、平等、和谐的思想文化氛围.在改革开放之初,文学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当中,从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非常紧密,它所关心的话题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虽然其切入点可能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和事,但在这具体的人和事之后折射的是有关社会、国家、民族进步的“宏大”主题.但是,它又与最直接的政治宣言、政论式作品不同,它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是通过“形象”或者说典型化了的“人物”来表达的.第一,它所塑造的人物是代表社会意义的“群体性”人物,而不是后来那种个性化色彩非常浓厚的“个体性”人物;第二,它所关心的话题往往是与政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宏大”话题,因而具有非常突出的政治意味;第三,它是文学,也就是说,某种观点特别是具有政治意味的观点,并不是以政治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文学的形象后面让读者“感悟”出来的.这使文学在表达社会观点的时候拥有了一种由文学而来的“过渡”.它不是那么直接,却又有感染力.它是文学,却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注程度非常紧密.它表达了人民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却又“隐藏”在文学的背后.这一特点使文学具有了较大的弹性和伸缩度,与直接的政论文相比,它没有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看来显得激进甚至片面的观点直白地表达出来,所以可以在相当的范围内使持不同政治社会观点的人能够接受或容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文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承担的启蒙任务是多么地独特、重要.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学在启蒙中所发挥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非常微妙的作用,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可能受到影响,最起码说也必须另辟蹊径.但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没有比文学更好更适用的方式了.进入八十年代后,文学仍然继续了它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但是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姿.在这一时期,其启蒙的价值也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的多样化和大众化上.多样化为国人开启了更多地了解世界、思考问题的通道,丰富了人们的思维,激活了人们内心的创造力.而大众化则使普通人对文化的关注、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以及对自己价值的表达成为可能.它实际上是一个使普通民众文化权益得以实现的过程.具体来说,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的启蒙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文学对旧的社会生活、旧的文化形态的批判和对新生活的呼唤激发了人们推进改革开放,走新的建设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从社会发展进步的层面来看,八十年代的文学最主要的价值体现为“批判”和“呼唤”.所谓“批判”,就是对旧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发展模式的批判.所谓呼唤,就是对新的社会生活、新的发展方向的呼唤.在《伤痕》《班主任》《将军,你不能那样做》等一大批作品中,我们非常明显地看到,过去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对人、对社会、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伤害、践踏,这些作品在揭露的同时,也表达出非常突出的批判意味.尽管其情节不同、人物不同,所讲述的事件不同,针对的问题也各异,比如针对特权,针对教育制度,针对个人命运,针对某种政治事件等等,但总的来说就是要以控诉、批判、反思来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运行、文化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危机,必须对“过去”的东西进行反思和否定.我们再不能那样活,再不能那样过.社会主义是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的选择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我们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甚至是亡党亡国的危机,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陷入了迷途,必须端正方向,重新出发.与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相应的就是文学所发出的对改革开放的热切呼唤,当人们对既有的生活不满的时候,就非常急切地要求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新生活是什么?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重大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创造新的更加人性、更符合民意、更能够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出来的生活,需要在批判的同时指出发展方向.在稍后的一大批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层面,我们看到了诸如《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新星》等一大批热切地把文学的笔触伸向社会改革的作品,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即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们对改革的期待是多么地强烈,对新的生活是多么地向往,从而坚定了我们走改革之路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文化层面,与前一类作品不同,在《蝴蝶》《绿化树》《老井》等作品中,我们感到了一种更加深沉的思考和体验,这些作品试图从更为深刻的层面和更加广阔的领域对国家的发展进行思考.它似乎要告诉我们,是谁支撑了民族的进步、延续了文化的承传,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哪一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哪一些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进步意义,我们的文化能不能适应新的时展要求,等等.在文学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一思潮与当时国家的政治选择是完全吻合的.可以说,文学以文学的姿态呼应了国家推动改革开放的抉择,表达了民心民意,印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必然性.同时,也以自己更容易感染人,更能为人所接受,更生动形象的手段使改革开放成为全民的期待和共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以自己犀利的批判与热切的呼唤与共和国一起在探寻前行的道路.与政治概念相比,它虽然没有那么明确,却具有更加感人、具体、生动的力量,它的批判和呼唤深入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具有强大的启蒙力量.

二是文学以自己最为敏感和方便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封闭的大门,建立了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的通道.在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历程中,始终存在一个中国如何看世界的问题,对世界的无知实际上也是对自身的无知,是蒙昧的典型表现.无可置疑,单单就农业文明而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形成了完整、统一、强大且连绵不断的稳定的国家形态和文明形态,她以自己的努力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谱写了辉煌的乐章.但是,在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中国没有及时地与最先进的文明形态接轨,导致了在强大的工业文明冲击下的落后、挨打.在中国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最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使中国不能科学地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变化和进步,从而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一直在探索、寻求能够跟上世界发展步伐的道路.但是,这一道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眼光时而清楚,时而模糊.在世界又经历了电力革命、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下,我们似乎又清醒起来,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那么,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文学以自己的敏感和方便为我们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提供了积极的途径.所谓敏感,就是说,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文学是最活跃、最生动的,这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除了自身对社会的责任感之外,他们对社会的感觉是最敏锐的,那种见花落泪、一叶知秋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生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虽然这样的感觉不一定正确、科学,但却不能说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后,非常突出地感受到了建设新生活需要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于是便急不可待地把过去我们很少见到、很少知道的东西引介进来.尽管这样的引介可以说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毕竟为我们开启了了解世界的途径.所谓方便,是说在所有的社会层面而言,文学乃至于文化观念的引介是最不可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实际的影响的.如果是对政治观念的引介,可能形成发展方向上的混乱,而对经济观念的引介,可能引发经济形态的无序.而文学,乃至于文化,它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比较间接、缓慢、迟滞,因而,相对地能够被不同观点的人容忍.虽然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已经有太多的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外来观念被介绍到国内,但我们必须承认和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最多也最活跃的无疑是文学界.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也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各种观点、理论、思想、方法纷至沓来的三十年.从创作的层面来看,最早的朦胧诗、意识流几乎使我们的文学休克.文学是这样的吗?文学也可以这样!之后的现代派、写实主义、超级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形式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关于文学的“主义”都轮流登场,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非凡. 文学界是最早关注全球化的,是最早讨论信息化的,也是最热切地重视本土化的.这些关于国外文学的方法、理论以及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文学发展和价值的介绍、讨论、争鸣,开阔了人们关于文学的视野,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活力.今日之世界,已经非昨日之世界.文学的世界和世界的文学与我们所认为的文学、世界已经非同日而言.更重要的是,文学告诉人们,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世界已经出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变化.我们在谈论文学的同时,也熏陶、培养,或者说训练了我们了解世界、认识时代,从而从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关照自身的自觉意识和习惯,它推动了我们从自身出发,走上与世界同步的轨道.

三是文学以丰富的话题和不断的争鸣营造了我们发表不同意见尊重不同意见的包容的文化氛围.人类在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方面也经过了非常艰难的历程.在中世纪,欧洲文化的核心是神,人的思想、行为都应该以“神”的意旨为准,这不仅限制了人类思想的自由和社会的发展,也为那些拥有“神”的代言人身份的人们提供了享有无限权威的可能.与此相应的是,无限的权力带来了无限的腐败,社会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没有话语权的人们同样也没有自主权.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之后,人们逐步走向了、现代,人的自由、平等逐步得以实现,这种自由、平等,除了个人行为、工作、生活的自主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话语权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说,人有思想的权力和表达这种思想的权力.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个人这种权力的实现有一种包容、承认的心态,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不能否认你表达的权力.就中国而言,这样的权力的实现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在封建社会,话语权只存在于皇权,以及被皇权赋予表达权的各级官吏等“尊者”.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转换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人的话语权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漫长,并时有反复.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无比的尊重,但在“”期间,这些权力又遭到了损害.社会不善于或者说不愿意承认普通人的思想和声音,人们也不习惯表达和尊重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人的话语权的制约和压抑将制约和压抑社会的发展,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就可能引发社会的混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为我们创造了,或者说营造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理念竞相绽放的宽松包容的话语环境,在文学的领域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使是这样的思想多么荒谬、偏激,充满了错误.首先是在创作上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各异的现象.随着不同创作样式的出现,文学界内发生了不断地对这些创作现象进行提倡、讨论、批评的话语,如对朦胧诗、意识流、歌颂与暴露、现代派、身体写作、纯文学、下半身写作、底层文学、文化散文和新散文、八十年代后等创作现象的讨论、争鸣等.在对创作现象进行讨论的同时,文学的话语自然涉及了许多比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人道主义的问题、异化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问题、重写文学史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形象的问题、文学与市场的问题等等,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争论中,出现了许多就某一问题进行比较激烈的争论现象,如所谓的余杰与余秋雨“二余”关于如何对待“”的争论,王蒙与王彬彬“二王”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韩石山对谢冕的批评,韩东等人关于“断裂”的宣言,王朔等人对鲁迅的否定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重写文学史和对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的评价问题.这里我们不涉及具体的观点,而是讨论这些话语出现的意义.重写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是要在新的文学背景下对过去普遍认定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建构,包括对重要作家价值的认定和排位,它表达出一种信息,就是人们可以否定过去已经肯定了的东西,而对它进行新的表达.而对鲁迅的一些非议、否定,甚至攻击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能够对权威进行挑战的可能.尽管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能认同,或者说不能完全认同这些观点,特别是一些非理性、不科学的态度,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文学领域生成了一种敢于表达、能够表达的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人们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管这样的话是出于科学的研究,或者真诚的思想,或者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可以说,而且能够说,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它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完善、对人的话语权的尊重和实现、对激励人们思考、表达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不成熟的一面.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还缺少求实务实的精神,许多人不愿意下功夫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了解具体的人和事发生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仅仅是凭自己道听途说的主观印象发言;在争论的问题上,多有表面上争论得非常热烈,而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对概念以及概念所表达的内涵没有共识,说的不是一回事;在态度上,缺少科学的精神,有的甚至有沽名钓誉、以奇惊人,用极端的话语来突显个人的心态.但是,不管这些争论、讨论存在多少问题,我们必须肯定的一点就是,在文学领域的话语活跃,推进了整个社会对普通人话语权的尊重、承认,并营造出平等、的文化氛围.

四是文学的普泛化推动了大众文化权益的实现.所谓文学的普泛化就是指文学不再是“作家”们的事情,而是已经成为最广泛、最普通的民众的事情.任何一个人,虽然他并不是“作家”,但是他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成为了一种现实与可能,就使文学从某种特定的人群中出走,进入了大众之中.这种文学的普泛化的出现,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只在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的手中掌握,更多的民众不仅没有文化,甚至不认识字,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享有文化的权利.从世界范围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才使文化与大众结合起来,使普通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但是,文学仍然在那些具有“文学表现力”的人手中,也就是“作家”的手中.一个人如果有了表达的权力,但是,在自己还没有成为作家的时候,这种权力的实现还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所谓主观的局限,就是没有掌握了“文学的表现力”,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的文学作品写得不好,或者不符合发表机构的要求.所谓客观的局限,就是文学作品要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特定”的机构来进入社会,没有他们的认可,文学的表达就只能是个人的事情,与社会无关.一旦成&# 20026;作家,这样的主客观的局限性将大大缩小,虽然并不是作家们的作品就可以百分之百地出版发表,但他们比普通人的作品进入社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的多.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了空前保障,这里所说的空前是与过去的任何时代相比的.一个人如果热衷于文学创作,那么他就可以从事创作,如果他的文学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就会被安排到特定的文化机构进行专业的创作.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多年中,作家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文化机构之中,成为社会“体制”内部的从事特殊工作的人群.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有更多的人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域,既有的“体制”内部已经难以容纳这么多的“作家”,更多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出现在了“体制”之外,甚至是没有职业的自由撰稿人.这些撰稿人中,有的由于创作成就突出,成为“作家”,更多的人只是通过撰稿为各类媒体和文化机构提供它们所需要的作品.实际上,由于从事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作家不再是一些有特殊才干的人群,而是成为普通人.除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外,文化工具的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其影响更加巨大.笔和纸的出现,使书写成为可以更为方便地保存的文化产品,它们加快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步伐.印刷术的出现使更多的人可以自由地阅读,出现了一个文化的普及运动,同时也对具有特殊权力的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欧洲为例,《圣经》的大量印刷使普通人能够通过自己的阅读了解上帝的教义,而不必非要通过神父来宣讲,这一方面推动了基督教教义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对神职人员的地位形成了冲击.而在上一世纪计算机的出现,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联系更加方便频繁;全球化的趋势更加突显;人们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只要愿意,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把自己的思想与整个社会交流.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作品的实现形式也发生了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也发生了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欣赏者也成为创作者.特别是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印客等的出现,使文学不再是“作家”们的文学,而成为了全民的文学.创作不再是特定人群的事,而是全民的事.只有好与不好、影响大与不大的区别,而没有身份的不同.那些创作成就突出,社会影响大的人,虽然不一定要加入或进入“体制”内的文化机构,但也不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或者写作.因而,文学的普泛化就成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

文学的普泛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首先,它实现了民众的文化权益.一方面,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欣赏有了更为多样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为人们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更为广大的可能.而对个人创造力的承认、保证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最基本的条件,不可想象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是充满活力和朝气的民族,也不可想象个人创造力被扼杀而民族的创造力会勃发.虽然就文学而言,它的创造并不可能产生直接的社会后果,但它培养了人们思考、感受、探索、分析和想象的能力和习惯,它使人们潜在的可能性得到了发挥、展示,并鼓励了人们表现自身力量的兴趣和愿望.其次,它维护和实现了人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力.普通民众对社会事务参与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越是在落后、专制、僵化的社会形态中,普通民众越是没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和可能.民众的参与程度越是广泛,社会的进步程度就越是突显,其文明、的程度就越高.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有多种途径,如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但文化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甚至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包容了政治、经济等刚性的社会事务,同时还包括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如价值观、生活习惯、生命、思想和情感等更为广泛、更加细微的生活领域.民众通过文学的手段在如此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文学的幸事,也是社会的进步.它虽然使文学不再神秘,却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温馨.再次,它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在写作成为个人化的行为之后,通过写作表达个人的意见就成为写作的常态,这种个性化的写作可能会丰富文学自身的表达方式,同时也培养了人们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写作的产品负责,而不必再依赖“编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编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国家价值观的重大责任,这一责任在一定的程度上移交给个人之后,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否会得到社会的承认,是否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他要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对社会负责.

回顾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新时期文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做出了特殊的、突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不论是轰轰烈烈的,还是潜移默化的,它推动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提升了我们民族的文明程度.同时,它自身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文学自身来说,还有一个适应和承认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变化是积极的,令人欣慰的.因为它的变化没有脱离了时代的变化,是我们时代变化的投影、结果,是我们所期待和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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