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科学历”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作家张廷竹―――说起各自的求学经历,他说他是“小学本科,中学空白,大学专科”(“”前小学毕业、宁海插队落户、招工、入伍、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军艺毕业是大专).我说惭愧,兄弟我文学成就差你一大截,但学历不输于你,我是“小学本科,初中本科,高中空白,大学本科”―――我初中毕业后没能上高中,在家务农,直到调到省里一家刊物从事10多年编辑后才于1989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南大作家班和军艺文学系都是两年制,我们进去算是“相当于专科水平的插班生”,因此毕业后是“大学本科”.

我们这代人经历坎坷,但我们下一代所受的却是步步顺利的正规教育了―――张廷竹的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如今已是国内一家有名的财政杂志的名记者了;我的女儿步她后尘,也就读于北大新闻学院,去年又被选派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比起她们,我们常感慨不已,借用弘一法师的四个字来表达:悲欣交集.

我的“小学本科”

同是“小学本科”,我的境况却不如张廷竹:他生于香港,在杭州读小学;我却开蒙于故乡农村的“学堂”,全称是“鄞县鄞江镇金陆小学”.上世纪50年代的乡村小学,条件之差是可以想象的.教室是由村里的碾子房改建的,记忆里好像地上还有碾轨没填平的痕迹.窗户既少又小,以致光线不足.但奇怪的是这个学堂出来的学生却都不近视,包括我.不像现在城里学生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白天也开灯,仍然眼镜居多.我读的是复式班:一、三、五,二、四、六,各合成一个班.这种中国特色的乡村小学复式班,其教和学的形式,几乎称得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倘在美国,也许可以让教育研究专家做一篇博士论文.

未曾经历过这种复式班的人会问:这课怎么上?答:三个年级轮流着上.比如老师先布置一年级抄字,三年级做一篇作文,然后给五年级讲课.讲一会―――通常是一堂课时的三分之一,接着再给一年级或三年级讲三分之一的课.时间安排绝对公平.但说说容易,操作起来却难.首先,需要老师有相当的授课水平,更得有一定的组合能力,如同交响乐的指挥,洞察秋毫,统率驾驭多种声部和乐器.而学生配合也非常重要,想想吧,不同年级的学生同坐一室,不同的感观,视觉、听觉、思维,如同一场繁复密集的多声部演出,各司其职,每人得不分心地学习―――不,应该说是在分心状态下集中注意力,其难度可想而知.有时,也免不了会“交叉感染”,如老师问三年级问题,该答的答不上,五年级同学却忍不住越俎代庖地脱口而出;给五年级讲课,一、三年级的同学却在那儿偷偷地听―――傻听.

我六年的“小学本科”都是这种复式班,习惯了,不是我自吹,好像每个年级的课都听了三次.有意思的是待到升入初中,这回是单式班了,一开始反倒有点不适应,如同睡惯了多人一室的学生宿舍,独居一间后反而要失眠一样.习惯了,我也练就一种特殊的本领,能多种器官并用,包括写作习惯,也有点特殊:除了写虚构性的小说,非得关起门窗打开灯,不能有丝毫干扰之外,一般的写作,我都眼看电脑屏幕,手按键盘,耳听音乐―――此刻,写这篇文章时,我就在听不久前去延安时带来的正宗陕北民歌磁带.

说起当时那些教复式班的乡村教师,大都有三拳,不但能从入学新生教到毕业,还不分文理,语数史地咸能执掌.我的启蒙老师叫姚行筠,鄞西梅园人,做人、教书都很认真―――也许正是认真,使他以后的命运不济―――又写得一手好字,笔锋锐利.新生报到时,他逐个问:你爸吃什么饭?有答喝粥的,有答吃泡饭的.问到我,我说我爸和你一样,也吃教书饭.姚老师摸着我的脑袋说:聪明!凹眼凸脑壳,会读书的.那神情,那口气,至今仍记得.

另一位年轻女教师,姓余,是跟着姚老师的,本来文化不高,在姚老师耳提面命的帮助下,教书水平大有长进,连写字都模仿“姚体”.可到我三年级时,反右了,余老师在“上面”的指引下,积极揭发姚老师.姚老师被打成,回家种田.平反后再返教职,已快退休了.余老师成了学校负责人,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被任命为校长.我们都恨她,背后骂她.因为她下巴很短,便骂她是“呒下巴鬼”;她很迟没结婚,就诅咒她嫁不出去.我爸也是乡村老教师,当时因生病退职在家,所以逃过了反右一劫.他却说也不能全怪她,肯定是上面让她揭发的.没有她,姚先生恐怕也难过这一关.

四年级时,增加了几位老师,文理分开教.新来的语文老师,很有点文士气,说话常用成语,爱喝酒,也爱打篮球.他一来就自我介绍:鄙人胡庆矩,古月胡,庆祝的庆,矩者大也.他常夸我作文好,还读给大家听.有次让我们写一篇表扬村里书记的命题作文.那书记经历奇特,当年给人家做长工,省吃俭用,每年工钿七八石米,折算成钱存于主家,几年下来,雇主反而付不起欠款,就只得把女儿嫁给他抵债.这真实的故事显然不合“主流意识形态”,大家的作文就难免五彩缤纷.我呢,把那位原来的雇主后来的丈人的身份虚化了,只说“和一个农民的女儿成了亲”.所谓“农民”,也说得过去,他的成份是上中农,当然可以说农民了.胡老师赞不绝口,说我有“分寸”,还说“成了亲”三个字尤其好,不俗.我佯作脸红,心里却嘀咕:“成亲”和其他同学写的“结婚”、“娶老婆”不是一回事吗?

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种表扬,对我以后的“吃文学饭”有某种联系.但胡老师对我最直接的帮助,是在我小学毕业时:报考初中了,每人要填表,家庭啦,社会关系啦,都得写清楚.我大哥在澳门工作,我不知道他具体地址,也不懂这事的重要,只写“在澳门”三个字.这下不得了,一开始竟没被录取.这不难理解:“在澳门”,干什么?做特务吗?幸亏胡老师出面,特地赶到镇上中学去说明,并竭力争取,才让我考上了.要不然,我的学历就会跟张廷竹一样,只有“小学本科”,整个中学都空白了.


我的“小学本科”,除了亲眼目睹反右,还经历过几个大事件.那年,校门口操场上砌成两个碉堡状的东西,全村男女老少白天黑夜地土法炼钢,结果把那些废铜旧铁包括铁锅都装进炉里去.我家一道龙骨墙也拆了,说是里面有磷,可以炼出什么东西来.结果除了旧铁变烂铁,什么都没有炼出来.“碉堡”拆了后,闹饥荒了.一天,村里人抬来几只旧缸,放在教室门口,说是养什么“小球藻”,营养好,人吃了不必吃饭.还组织我们学生每天晚上满村里去宣传,唱“小球藻真正好”的歌.这事来得快也去得快,歌还没唱熟练,小球藻也没养出来,水缸又抬走了―――仍然去做粪缸.

但饥荒却一年甚似一年,待到1961年我结束“小学本科”,学校要给我们毕业班搞一次会餐.现在想来这么困难的时候,仍有这样的人文关怀,确实不容易.我们半个月前就听说,向上面特批了2斤肉,准备烧洋芋艿.同学们盼啊!我也不能免俗,扳着指头等,家里人也为我高兴.祖母更是说,现世宝你这么爱吃肉的人多少日子不知肉味了.谁知临了,我却发了莫名其妙的风症,是一种见了油腻就要呕吐的怪症状.后来问医生,说是一种青春期少年特有的过敏症,不碍大事.但却碍了我的嘴,白馋了半个月,只喝了两碗粥.第二天却又莫名其妙地好了,仍然馋肉.我祖母差点没哭,说可怜我的现世宝你就没吃肉的命!

说到哭,又记起一件事.该是1959年吧,好像是上半年,全校师生集合开会,由已是学校负责人的余老师沉重宣布,说不当主席了,让给刘少奇当了.话刚落,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我旁边的招娣却哇地一声哭起来:不当了,让别人做了!这一来,不少人都跟着哭,特别一些女生,哭得很响很伤心.一片哭声中,余老师也鸣咽着道:还是,只是把另一个主席让给刘主席.我们还继续听的话,大家别哭了―――金招娣你带头哭,说明你觉悟高,对有感情,现在,你就带头别哭了吧.

后来才知道,是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不当国家主席.为了避免人们不理解,就预先向群众包括小学生作解释.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思想工作确实做 ;到家了.1972年,有个日本人叫田中的访华,然后是中日建交,我们村里男女老少都集中开会,传达的文件,大意是东洋鬼子和日本人民要分开,中日人民要友好等等.把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杆子宣传到最基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明的执政能力.

但我至今不明白:怎么第一个哭的是招娣?论觉悟,论对的感情,论什么都不该是她―――她可是富农的女儿啊!

或者,是余老师事先布置的?但选择谁也不该选一个富农的女儿啊!

我的“初中本科”

我读三年初中的学校是鄞江初中.

现在的鄞江中学,当时全称“鄞县第四初级中学”.地点在鄞江镇它山庙旁边,也就是全国文保单位的“它山堰”的上河和下江的交叉处.校舍是一排丁字形的平洋房:中间一间是教师办公室,两边各三间教室,共六班.和我“小学本科”时的三个年级组成一个复式班相比,现在却是一个年级分成两个班的“复班级”了.如上所述,开始的时候我甚至有点不适应,当然,很快就习惯了―――不习惯除非是傻瓜了.

我不算傻瓜,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也就是说,书读得很顺利,成绩也不错.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孩子会读书,那个孩子读不好,都是不正常的.我一直认为,每个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在正常条件下,只要是正常的智力,是完全能把书读好的.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是孩子读书的不二法门.现在的家长太关心孩子的读书,总怕自己的子女读不好书,那是家长自己脑子出了毛病.

上世纪60年代初的鄞江初中条件是很简陋的,但对于我这个从村里学堂出来的学生来说,却已是大开眼界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语文课时,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陈瑛老师拿来一架留声机―――不是现在的录音机,是那种放唱片的老式唱机.说来不怕笑话,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那玩意儿.待到唱机中那浑厚的男中音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起《岳阳楼记》时,在我听来真如天籁之音,恍惚间让我沉醉于那首千年传颂的美文的宽广深邃的境界之中.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境和感觉,至今也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此文,而且没忘记陈瑛老师特意指出的,文章中“浩浩荡荡”的“荡”要读作“商”等

上世纪60年代初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我家挨饿最严重的时候.我刚入初中那年预分夏粮,还是按“需七分,劳三分”的比例.我家劳力少,人口多,所以勉强能对付着填饱肚子.可到秋收后晚稻决算,这分配方案倒了过来,变成按“劳七、需三”了,决算下来我家只分到180斤粮食.这一点粮食得让七张嘴吃到第二年的夏天,可以想象1962年上半年我们家的境况了.几乎什么都变卖,毛线衣啦,器皿啦,甚至最后一只锡尿壶都去换了大麦填肚子.村里那些劳力多分粮多的人还要笑我们,说这光景了还让兄弟俩读书,看你们读书读到肚里去能不能充饥―――当然充不了饥,而且是越读越饿.那时我和我哥都是走读生.我从金陆村家里到鄞江镇是六里路.我哥金儒宗,在百梁桥的民办中学读初三,得走十多里路.那年冬春时节,我们兄弟俩每天都是天没亮就起床,喝下一大碗薄粥,每人再盛一瓦罐同样薄的留作中饭的粥,用网线兜兜了提着上学去.背上背着书包,手里拎着粥罐,这就是两个正从少年转入青年的初中生艰难的求学之路.

不但如此,我们还经常顺路再各挑一担粪桶,或一担猪泥,挑到三里路外的自留地里,由母亲天亮后再去施浇到寄托着我们全家希望的小麦或洋芋艿上.亏得天冷,挂在粪桶担或猪泥担上的薄粥一会儿就凝结住了,加上我们一路上小心翼翼,粥才不至于因为晃荡而溢出来―――溢出来滴在粪桶或猪泥上,那才是罪过呢!因着又是挑担,又是赶路,加上正是十三四岁的长身体的年纪,到了学校,早上喝下的稀粥早已消化殆尽.坚持着,但通常是到第二节课后,实在忍不住,就偷偷地把那罐粥喝了.这样到了中午,待别的同学吃饭时,我就只能委屈肚子了.眼不见为净,就干脆跑到设在学校对面那几间小平房的图书室去.好在图书室是整日开放的.这样我就常常一个中午以书代饭.说来也真有点神奇,读着书,真的可以忘记饥饿,代之而来的是汲取知识时的精神的愉悦和思想的充实.

多年之后我读到宋朝一个叫尤袤的人说过的一段有关读书的话:

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忧幽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我便会想起1961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中午躲在鄞江初中的图书室里的情景.

回想起来,那时的鄞江初中图书馆规模不是很大,藏书也不算太多,但对于当时我这个初中生来说,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很宽广很丰富的知识宝库了.而且,那时也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文学和出版的相对繁荣期.外国经典也在这一时期翻译了不少.一些文学杂志,像《人民文学》,虽然因为困难时期,纸张很差,但恰恰在那些年发表了一些后来被批判为毒草的好作品.总之,我有幸在那最困难的几年里读到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吃文学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一时期也正好是反修批修最热闹的时期,特别是中苏论争.我对此也很关心,我至今仍记得从“一评”到“”的每篇文章.现在看来那些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讨的,但在当时的我看来,文章的确是写得好.70年代末期,我曾一度在《浙江日报》社工作,听说报社的一位领导当年曾参与过“”文章的写作,我每次见到他,内心就激起钦佩之情.

一个学校的具体组成,最重要的还是老师.正如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是大师之谓也.这话也适用于一切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中小学当然不可能有著名大学那样的大师.但只要是好老师,在他的学生心目中就是“大师”.一个学生对母校的记忆,最深切的也总是他心目中的“大师”.如同胡庆矩老师是我小学时的“大师”一样,我在鄞江初中也有幸遇到不少好老师.年长的一辈―――只是我们当时眼中的“年长”而已,当年他们也只是年届中年―――如教语文的傅方智老师,“字如其人”:一笔方正的板书,透出智者的光辉.上课时沉稳,平和.教生物的董松伟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既幽默可亲,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董老师负责学校后面的一块园田,算是学校的生物实验和学农基地.学生们劳动时偷懒,施肥施得少,马虎了事.董老师便说你们哪一组偷懒,我能闻出来.可知他的认真负责.听说他是南京大学毕业,家里是地主.这在当时是很忌讳的,我们都不提,大家都“为师者讳”.当然,待到我们毕业后,中,再没人“讳”了,听说董老师也遭到批斗,说他是“伪大学”的学生.我听了以后很是不平.董老师读大学是在抗战胜利后,怎么能说是“伪大学”?照我看来,即使汪伪时期的学校,也不能叫“伪学校”的.否则,沦陷区,包括“伪满”时期的东北的学校也是“伪学校”了?更何况,抗战后的大学本来就是大学啊!―――当然这些想法只是我心里想想,为董老师抱不平而已.

说到中对老师的冲击,我印象最深的是陈瑛老师.他教了我们两年半语文,我都是语文课代表.中,我在家务农.听村里一个刚从中学毕业回家参加劳动的小子吹嘘说, 他作为红卫兵如何批斗而且还动手打过陈瑛.比他大十来岁的我,闻之对那小子恨之入骨,运用各种手段,明里暗里,狠狠地惩治、作弄、甚至可以说是折磨他足足达半年之久.这是我至今为止的一生中唯一一次“整人”,整过的唯一的一个人.几十年过去了,即使到了如今人们提起,总说是时代的谬误、不应该归罪于个人的今天,我对我当年的“整人”行为仍然脸不红心不跳,没有丝毫的懊悔.我的理由是:批斗领导,尚可原谅;打骂老师,猪狗不如.

80年代初,我已在《东海》任编辑,有次去温州组稿,从儿童文学作家金江先生那里听到陈瑛老师退休后回到故乡温州,我连忙赶到他家去看望.二十余年没见了,我们师生都很激动,彼此间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陈瑛老师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么多年来,我心里最难过的,是你金学宗没能上高中等一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前不久,我又向金江先生打听陈瑛老师,知道陈老师十多年前去了美国,他的三个女儿全在那里,他已80多岁了,不知道是拿了绿卡还是入了美国籍―――不管它!什么绿卡,什么美籍,你是我永远的语文老师!隔着小小的太平洋,我要向你祝福,我还真想再一次向你背诵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

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高校调整,不少大学的青年教师下放.鄞江初中就来了不少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下来的青年教师.数学、地理、化学、物理各系都有,甚至还有体育系的.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种牺牲,但对提高我们学校的教育质量无疑是有好处的.何况,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是全省各地来的.从地域文化上来说,人才的互相交流和渗透,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是有好处的.这些从大学下来的青年助教们,的确带来了新的气象,更受到我们学生的欢迎.我记得原来我对化学不大喜欢,就因为新来的化学教师很有风度,拉得一手优美的手风琴,课也上得生动,我的化学兴趣竟鬼使神差般地调动起来了.可惜没多久,他又调走了.听说是犯了“生活错误”,说是和一个高年级的某女生关系暧昧.其实,现在看来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20几岁的年轻未婚教师,从西子湖畔的大学,下放到他乡异处,和一位女生相恋,也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很浪漫的―――多年来我一直有把它写成一个凄美动人的小说的冲动―――但在当时却真当作一件“大不了”的事件了.一夜之间,这位化学老师被调走了,调到更加偏僻的里山一所学校去了.

还有一位平正老师,人也和她的名字一样,长得很周正很漂亮,说的是杭嘉湖下三府地方的口音,教我们代数,很有水平.我毕业时她是班主任.我没能考上高中,深受打击,回家后足足有半年多时间都消沉苦闷.一天,忽然收到平正老师托人捎来的一封信,意思大概是问候、鼓励,希望我继续努力,还会有光明的前途.这封信虽解不了我的困境,但多少给困境中的我一丝安慰,总算母校还有老师记着我这个失败者.40多年过去了,平正老师我也再不曾见过,但想起当年那封不无温情的信,心里便有几分感动.

说到我的没能考上高中,应该也算是时代使然吧!多年后女儿曾问我:你说你当年读书不错,为什么没能上高中?我一时失语:要向那些只知道考试时一分定终身的80年代出生的人,解释60年代的那些故事,实在不容易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60年代初,政治意识已经充溢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迷漫了教育这个本来应该是最为纯洁的圣地.当时连中小学的班干部,也必得是三代清白的正宗的“好成份”子弟.我家虽是“自由职业”,也算是“普通劳动人民”出身,但终究不是“正宗”,而“社会关系复杂”这个阴影更把我们归入于异类.那年代经常要填各种表格,每次填表总让我沮丧不已,因为我家的社会关系一栏中几乎全是地主、富农、资本家,还有香港、澳门之类的“海外关系”,哪怕煞费苦心,也沾不到一点“红”的亲戚,比如党员、军人、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有一次我曾经突发灵感,想把解放前在我家做过长工,后来一直和我家保持着类似于亲戚一般的良好关系的朋友填上去,但冷静下来又终于作罢,因为那不但不会沾光,反而会越描越黑.这一堪称黑色幽默但却是完全真实的事,曾经被我写进中篇小说《作头阿弟哥》里.此外,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我无望在政治上有所进步,反过来也促使我心无旁骛,一心学习,成了所谓只求“专”而不求“红”的“白专学生”.(下转第87页)

(紧接第84页)尽管如上所述,我对那时的时事政治也很关心,能说得出为什么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陶里亚蒂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但我承认在现实政治上我很不成熟,甚至有点幼稚.我不像别的同学那样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我始终没有这种愿望;也不像别人那样积极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总是公开地“实话实说”,表示我的理想是继续读书,升入高中甚至以后能上大学.我也不曾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好.直到那年考高中我未被录取,在家呆了一年之后,准备第二年作为“社会青年”再去报考时,才从我们同村的一位比我后一届的同学那里听说,学校领导在对他们进行毕业生理想教育时,把我当作一心想升学的反面典型,说你们上一届的金学宗,他不想回农村,只想升学,结果如何?考得再好,也偏偏让他去种田等

说起来,这倒是教育了我,让我振作起来,也使我明白了一些世事.也许是年少气盛,我一发狠:既这样,那我就安心种田吧!当然,我不会放弃学习,我仍然可以自学.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毅然把自己的名字“学宗”改成了“学种”,学习种田吧!“金学种”―――这也成了我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时所用的笔名.

现在想来,所谓性格即命运,是不完全的.人的命运并不完全是由性格来决定的,往往从属于时代.一个人很难凭个人之力,逃脱时代.就说我的学历吧,哪怕那年我初中毕业后考上高中,1967年高中毕业,不也正是时?那时根本取消了高考,谁也上不了大学,至多只是在我个人的学历上增加一个“高中本科”而已?所以,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珍惜我的“初中本科”,非常怀念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那所培育我、教育我整整三年的母校:鄞江初中.她会永驻在我心中.

【责编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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