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中外文学民族性问题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孕育产生并逐渐推及全球的庞然大物,进入了世界各国文学的视野.众所周知,语言是最具民族性的标志,而文学则是一个最牢固的民族堡垒.在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今天,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外不同民族、不同文学之间的碰撞乃至冲突,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语境、文化审美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这种文化民族个性的冲突体现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差异,比意识形态对立有着更深刻、更重要的内涵,它直接植根于人的内心世界,故能更直接地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一中外文学民族性问题中两大理论立场的论争

文学的民族性,顾名思义,是指文学的民族特点所达到的鲜明度.而文学的民族特点应是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学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总和.突出民族特征,丰富世界文学,原本是互为统一,互为促进的.但是,全球化使得中外文学创作如同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一样,被纳入一种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程序.它的价值常常也要像其他产品一样,受到市场经济法则的制约,一切取决于市场需要与否.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往往体现着西方语言的普及和国际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而互联网上的文学作品又大量是用英语来传达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谁掌握了英语就等于谁拥有了文学创作的话语权,有着英语写作技能的人就能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快捷地发表在互联网上,使世界各地的英语读者可以尽快地读到,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传,造成一种覆盖面很广的影响.目前,全球化的风行已将英语变为无可选择也无法抗拒的强势语言.其实,语言在作为文学交流工具用以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同时,不仅体现出语言所表达的实际内容,承载着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而且,语言所内涵的一切还具有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同样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之中,与人的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中外文学民族流方面就出现了两大理论立场的论争：一个是文化进化主义,另一个是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进化主义最早由19世纪英国思想家斯宾塞提出,他主要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主义置换到文化的问题上来,认为文化与生物一样也有低级和高级之分,人类天生有种族优劣的分别.他认为,文化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理论为侵略、霸权找到了理论支撑.具体说来就是英美等国家认为他们的文化对环境具有整体适应性,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因而是具有普适性的先进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由于它的原始性和保守性,是原始落后的文化,因此用先进的文化取代落后的文化,使人类得到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认为西方的文化最能适应环境,是高级的、先进的,就应该推广,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是文化进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文化进化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实现世界文化的趋同性,反对文化的民族个性的延伸与发展.在这种文化进化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中外文学交流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境遇和利益落差：在中国,一般具有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都至少知道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海明威等西方文学大师的名字或主要作品的内容,而相比之下,在西方就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曹雪芹、鲁迅、巴金等人的著作甚至名字.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汉学界长期以来所处的边缘地位,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工作的需要,期望他们主动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西方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宁可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花上相对少的时间将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而不愿花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让全世界更广大的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文学的真谛.正如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说：“强大的民族并不总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民族往往并不强大.”

作为对文化进化主义的反驳,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是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提出的.斯宾格勒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彼此隔绝的独立运动,世界上有多种文化,它们都各自有青春期、兴盛期和衰落期,各种民族文化是不可比较的.他的观点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的存在,而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因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其价值取自本民族的需要.而且每一种文化都与本民族独特的环境相适合,有自己独特的评价标准,评价某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只能在自己的文化系统中才能加以确定.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没有文明与原始之分,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保持发展民族的特性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文化的趋异化,主张文化的民族性的延伸与发展.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为反对文化霸权寻找到理论的依据,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本土性,强调其不可交流性,不可理解性,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文学的民族性是建立在世界文学视野之上的,如鲁迅的“拿来主义”,就是强调对不同民族文学精华的选择和吸收.如果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致,中外文学的民族流就会出现封闭保守的现象.因此,这两种理论立场自身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二中外文学的民族性现实和民族性心理

不可否认,文学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是互相依存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文学的全球化似乎意味着文化认同或文化的同一性,怎样看待这种文化认同是中外文学民族性现实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族性产生于近代,各个民族都有其优劣性,不存在纯粹先进的民族.然而时至今日,民族性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些文化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在现代化的价值规约之下,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外文学民族性问题中学者们思考、研究的中心,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时空坐标和文化语境.这既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无限困惑.机遇是指中国文学在各种力量的促进与作用下,经过各种论争和尝试,正由封闭走向开放,融入世界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而困惑在于,由于事实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离开西方文学不断花样翻新的刺激和协助,这样也就离不开西方文学理论这根“拐杖”.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后殖义思潮的兴起,中国文学民族性问题重新进入了学术界视野,大家都在从不同的层面探索文学民族性的内涵及其实践方式.

民族性的思考,本质上是对中外文学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思考,其价值导向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外文学发展资源的各种关系,如何确保和强化中外文学的民族身份.西方人之所以喜欢甚至欣赏中国的那些具有民族特色、富有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学艺术需要向中国寻求新 0340;题材、新的灵感、新的想象力和新的审美情趣的冲动和,还因为西方人想逃避工业化社会的氛围、节奏和弊端,而向中国乃至东方寻求世外桃源的希冀和渴望.西方人的类似寻求必然表现为一种趋新求异的审美选择和审美评价,西方人喜欢甚至欣赏的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深受西方近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从中找不到他们寻求的理想目标,而那些与西方近代文学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中国古代或现代文学中某些乡土和风俗作品,往往极易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猎奇心态.总之,西方人更为欣赏和给予更高评价的是中国文学中那些尚未被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所充分破坏的、带有封建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想的成分,他们希望那些给人以和谐、秩序、古朴和宁静之感的美学境界永世长存,他们希望看到那种能实现他们的趋新求异审美选择和标准的文学作品.西方人所做出的上述选择和评价,体现了他们对自己民族中所不具备的某些成分的向往和追求.由于文学的民族性构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这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在相互交流中必然会发生碰撞、对立和冲突.如果将西方人的这些猎奇心理、选择和评价,作为衡量中国文学民族性和显示民族身份的价值标准,显然是幼稚的、可笑的和可悲的.

况且,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外文学的民族流和接轨并不是一相情愿的事,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在“世界”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情结”,其中有分庭抗礼的一面,也有难解难分的一面.前者由于历史隔绝久了,把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完全看成两码事,两种不同的体系；后者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尊心,意识到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具有挑战性、诱惑力和压迫性.如果只是简单地用西方文学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和概括中国文学现象,削足适履,不仅达不到交流和接轨的目的,反而妨碍了我们对文学民族性的认识,失去了中国文学民族资源原本的魅力与特点.在这种全球化的“接轨”中,我们将面临两方面的危险性：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维护这些概念或模式在西方文学中原本的意义,从而不可避免地“牺牲”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进而丧失或部分丧失中国文学民族性的一些固有的,难以用这些概念来表达的特点；另一方面,如果坚持中国文学民族性的一些固有的特点,就不得不修正甚至改变这些概念原来的意义.这些文学概念的交叉和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中外文学民族性在思想意识上的某种“错位”和“不对称”现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文学的民族流与接轨本身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创造中的概念,它们并没有现成的、既定的指向和内涵.

三共生与共享――中外文学的民族性选择

歌德在谈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时如是说：“每一国文学如果让自己孤立,就会终于枯萎,除非它从参与外国文学来吸取新生力量.”尽管全球化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当前的全球化是在西方的主导下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性受到忽视,但是,全球化的进程是无法遏止的.既然全球化已成为历史的选择,我们就不应该将全球化与民族性对立起来.因为这种对立的结果往往是对全球化的拒绝,而民族性往往成为狭隘性与落后性的保护伞.推动中外文学的全球化,并不是在民族文学创作中削弱和消解文学的民族性,而是认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创作有充分特点的民族文学.所谓“越是民族的越可能是世界的”说法,也是指向这个意义的一种论断.从根本上说,中外文学的丰富和发展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累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个性因素的充分发展,都是在整体的多样化背景下实现的.中外文学假如没有了民族的差异性,就谈不上全球化,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是各个民族的特色,而真正对世界人民有利的全球化就是要强调对各个民族差异性、个别性的涵盖与包容.全球化绝对不是脱离民族文化而存在的超民族文化的文化.

应该指出的是,全球化的文学与文化是以民族本土文学与文化为基本条件的,如果没有本土的文学与文化基础就没有全球性文学、文化.只有当各民族以优秀、丰盛、特殊的文学艺术汇成全球化的文学艺术之后,才有这个共享文学艺术的存在.但有一点不得不谨慎,如同“全球化”和“世界性”把握不准就会淹没自身一样,“本土化”、“民族性”与故步自封也只差一步之遥.我们强调中外文学的民族性,并不是一味追求异化和本土化,中外文学回归本土不仅在理论上不明智,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回归的终极目标――纯粹的民族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发展至今都不是纯粹自我生长的产物,如果仅凭着自生自长,这种文学早已退化到足以灭绝的地步.观望当今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文化,哪一个没有异质文学、文化的介入?优秀的文学、文化是无国界的,无论哪个国家民族的优秀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共享”.这里尤须指出的是,自从“五四”新文学兴起以后,由于大量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形式、方法、技巧,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已成功地完成了现代的转型,产生了具有现代气息和世界文学视野的“新传统”.

全球化为中外文学民族性提供了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使中外文学在诸如对话、交流、渗透、交融、碰撞、甚至对抗异出新的文学形态来.各国不再仅仅从本民族和本地域文化传统出发去理解文学的意义,而是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理想中寻求沟通和理解,建立一种有利于民族个性发展的文化语境,不断地吸收世界一切民族优秀的文化因素,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境界.虽然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显著,但在各自文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必定有许多共通的痕迹,比如西方有对作家心态身世的琢磨,中国也有“文如其人”和“知人论世”的研究；西方有“移情说”,中国有“物我两忘”；西方有“崇高”的范畴,中国有“大”的美蕴；西方有“对话”的理论,中国自古也有“辩”的风骨,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宗”便是源于中外文学民族性中的一切先进因素.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民族文化中的这些先进因素,将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外文学民族性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用它们去参加并且影响全球化的进程.这样,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便不会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全球化与中外文学民族性问题对于我们,也不会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是一个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过程.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