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老文书”帮我解密
一些事情,往往是先知其然,而后才知其所以然.解放前的老文书(土地契约),今已不多见,人们大概没有意识到它里面还包含着什么学问.我最近研究了我家的老文书和本支一位叔叔家的老文书,有那么几条发现.
我家的老文书,祖母在世时,放在一个老式点心盒里,父亲在家时,用硬纸裹起,放在了梁头上.邻家叔叔在前些年帮助修整老屋时发现了,给我捎了来.前一段我去故乡县参加一个活动,顺便看老家,叔叔又把他家的约百余份老文书(从乾隆年间起）,复印了六十余份,和几份原件,让我带回一起研究.
我家曾祖父,就是村中老歌谣第一句话说的那位,“进来西门往南望,一望望见苗廷扬”.我1932年出生时,排行老三的高祖父文俊已不在,文俊的四弟文亮还在,我仍被称为“五辈同堂”.文俊的大哥文元,二哥文魁,文魁支即我说的老五支叔叔广春.曾祖父兄弟俩,从高祖父那里继承了超过一般中农的土地,他与弟弟廷修分家,土地一分为二,不再是超中农.我们这一支,到我为止,一连三代单传,土地基本上保持了原有数目,有高祖父的父亲成新从咸丰五年――1855年起买的六块,有高祖父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买的四块,曾祖父一代自己买了一块(光绪三十年――1904年),祖父秀霖一代买了七分八厘(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共老亩十五亩.祖父好赌钱,一次次拉下饥荒下东北；父亲广顺在我三岁时(1935年),生了一场大病,吃了一块大洋一副的中药几十副,至此,我们仍然没有卖地.直至我5岁时祖父去世,我6岁时曾祖父去世,才卖了3亩地,还有１2亩,这就是我这一代接过来的祖业地.有这样的条件,我还能够在6岁时,每年拿5块大洋上私塾.老亩12亩,解放后变新亩17亩,一家6口,是标准的中农.若是不卖了那3亩地,这个中农可能超标.这是不幸之幸.1947年“三查三整”时,我参加选团区委,家是邻村的一位年龄大些的同志说：“他家老爷爷时,比较富裕.”这不假.团区委委员没选上.紧接着接到报社来信：“你还是我们的通讯员,但不是工农通讯员了.”“三查”查老三辈,比较富裕的老爷爷让我沾了光.但很快纠正了,报社来信说：“事情弄错了,你还是我们的工农通讯员.”其实没有弄错,是整个解放区统一的纠偏.后来,有了正式规定,“土改”前三年定成分,1938年去世的老爷爷,离“土改”是前五年,这五年之差,可是“两重天”.
然而,我还得感谢老爷爷.有一年我去东北与老父亲叙话,我说：“我爷爷能赌钱,你也能赌,咱怎么没卖地”老父亲说：“你老爷爷是教书先生,你爷爷一输了钱就到东北来了,你老爷爷用教书挣的钱,给他打饥荒,打完了饥荒,你爷爷回家再赌等”是一个教书先生的老爷爷,使我们两代好赌没有赌破产.教书先生,一年若有20个学生,就是约有大洋100元的收入,这个数,顶多少地从我们家每块地的来源看,买一亩地,大体在一两到二两银子这个数上.一元大洋顶七钱七厘银子,也就是说,我老爷爷年进银六、七十两,虽然不是“日进斗金”,更不是“一年清官府,十万雪花银”,可是和一般普通农民比,是大不相同的.
我当年曾想我有个叔叔多好,又想我有个弟弟多好,若是真心想事成,叔叔和父亲一分家,12亩就各6亩.家有6亩地,连吃饱饭都成问题,不可能再每年有5块大洋上私塾,就真得给人家当放牛娃了.自然解放了可以再上学,上了小、中、大学,仍然可以干一番事业,这是另一些人的情况.我却是从抗日小学开始干事情的.我拿了四个年头20块大洋,上了约三年的私塾.这在我家附近,只我一人有这幸运.若不是有三年私塾的底子,不会一转抗日小学就被安排在高年级.我此时若没有小学高年级水平,就是爱好文艺,也写不了文艺,就当不了报社的模范通讯员,自然也就写不了诗,写不了剧本,等等,直至一直从文到今天.老师的培养,长辈的扶植都很重要,个人努力也重要,但没有被培养、被扶植的条件,没有自我努力的条件,一切也如鲁迅文章中写的那个故事：匾还没挂,难说匾上写的什么字.
这是老文书帮我破译的直到今天存在身上的.不可觉得老物件,没有新用处.
“底水”的启示
当年常听老人们说,盖房子要留“底水”.“底水”也作“滴水”.就是在与邻家相挨的一边,留出老尺半尺的地方,房檐滴水好滴在自家地盘上,不会犯了别家的边界.实际上人们在行动中,都不止留半尺,若是靠街,按地界到街心,但房子离开街中心一大截,够得上半条街.这边半条街,那边半条街,就成为一条街,人们从街上走,走着别家的“底水”,自家的“底水”别家也走,事情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为别人,别人也为你.凡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不可关门朝天过,“棉花套子包着脚,谁家不到谁家窝”靠街的房边栽上树,还是街两边的风景,遮荫又成材,大半截的“底水”,益处多多.不像当今有的楼房,盖得离邻家楼房只间隔6厘米或9厘米,进不去人,天上落下个树叶也没法去扫.而据我当年观察,各家自己院内盖房子,房与房之间,也留相当的空隙,于是就有了“夹巴道”这种事物,可以放木棒之类,房屋开向夹道的窗户,也不至于太黑暗,不透气.
最近,我研究我家和邻家叔叔家的老文书,发现叔叔家有两份建国初期的文书,涉及到“底水”的事情.就是叔叔家的西墙下,曾是围子壕,已淤平了.查老文书,这围子壕却在西边邱艾廷家场园的地界上,那是当年为了防土匪,建围墙,挖围壕,占用的个人一块地段.围子已拆,壕沟已平,个人可以弄过来使用.但当中有条路,弄过来实际上用处不大.而叔叔这一边如果扩展上这一块,房院就宽绰了.两家你有心,我有意,就托中人(媒界人)出面,谈成了一桩买卖.这是建国后不多见的土地移换,又是非耕地.1951年一次,文书是老式写法：“立卖契人邱艾廷因正用不足央中人说合情愿将场东头卖与苗祥林老杆子壹杆贰尺价量麦子贰斗伍升大斗当交不欠空口无凭立卖契存正四至南至邱润北至苗香林东至买主西至卖主调解人苗田隋治平邱为哲郭世相郑桂方邱全廷公元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立代字人苗吉臣”.１954年又一次,文书是新式写法：“立卖契人邱艾廷今将坐落沂南县一区苗家乡苗家庄村家西场地一段计地市亩零亩壹分三厘四毫(内有非耕地零亩一分三厘四毫)自愿卖与沂南县一区苗家乡苗家庄村苗祥林名下为业立契为证计：一,科步长南北六拾壹尺宽拾三尺二寸二,四至东业主西卖主南邱福廷北西汪五,卖价三十七万九千元七,随带原契一张监证机关沂南县第一区苗家乡人民政府立契人邱艾廷现住苗家庄证明人潘孝增邱为哲郑桂方隋治平邱仲仁苗士修邱全廷四邻邱福廷苗香林填发人邱基祥1954年5月二十日立”.其中,“第八,其它”栏内,注明：“量插杆从苗得雨家给隋治平家宅子留老尺半尺滴水,向西量才对”“老契和苗得雨家在一张上”.我离家后,户主也还是我的名字.这个注解是说,从我家往东,给东邻隋治平家留老尺半尺“底水”,以此为准,向西量,量过我家、叔叔(广春,祥林是其父――我的叔爷爷)家再往西,就是邱艾廷场园北端的地界.这个注解,是因为邱艾廷的场园北端,在水沟的冲刷和水湾的侵蚀中,减少了一些.减少了多少,无法计算,于是有了注解我家给东邻留“底水”再往西量去,减少的数就出来了.不然,按现状,邱艾廷场园东端只能从叔叔家院墙一半上计算.那样,买过来也不会有多大用处.三十七万九千元顶人民币三十七元九角,买一分多地,在当时此等钱数不算少.
“留底水”,在房子的根底处留半尺流水地带,这家半尺,另一家半尺,一尺的空间,一尺的余地.古代人就懂得做事留有余地这个道理.知道你家水往我家流,我家水往你家流,就会潜藏下引起纠纷、引起冲突的因素.人世间的一些矛盾,常常由一些具体事情引起和由自家的某种因素引起.联系今天,值得学一学一些老学问.当今生活中不留余地的事情太多,吃饭不留余地,寅吃卯粮,吃多了撑着,不撑着扔掉显得大方；花钱不留余地,花得 腰里没个板,方知道“一文钱难死英雄好汉”；用物不留余地,多多益善,多多扔得多；争吵事不留余地,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你调门高,我调门更高,高到最后搞不清开始争的什么事了；说话不留余地,生活用语中多少胀饱话,已俯拾即是.如我随眼见到一条消息,一条河两边有多少排污口,查清了,“调查圆满结束”.这“圆满”二字,就是多余的修饰词.情况清楚了,怎样解决,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若是解决不了,面对此情此状,只能感到忧心.只有当问题解决了,再用“圆满”一词,才较为贴切.
贫富之谜
过去有富人家,说他们是过日子过好的.“土改”时,人们用事实说,是剥削来的.地主都有佃户和长工,富农有长工,只要每年的收入,别人劳动的占25％以上,就是有剥削.地上自己不劳动,是全剥削；富农自己劳动,是部分剥削.“土改”就是这样定成分和说破贫富之谜的.当我研究了我手头的老文书,联系家谱上的一些记载,我发现有两个互为因果,一个是身份与土地,一个是卖地与贫穷.身份指职位和学历,有地的能够有身份,有身份的又能够更有地；卖地是因为穷,卖了地更穷.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村,苗姓占一半以上.“土改”时,在我的祖父辈上,也就是我们苗姓第十四世上,有兄弟俩两家地主,老大有地百余亩,三头牛,三家佃户,两个长工；老二有地二百余亩,四头牛,三家佃户,两个长工,有一处油坊.老二好像常年不在家,没大见过面,他的两个孙子当过我私塾的同学.老大家靠我家较近,他的孙子有几个是我小时的友伴.老头干过什么不知道,只见土改复查时,抄的线装古书堆了一院子,那是绝对有高等文化的人.人们说,他们两家是从明到清的地主,上两辈都是秀才.查家谱,所说的两代秀才,都注明是“清太学生”,祖文恒,父廷相.另一户兄弟五个,各都是富农,有的八、九十亩地,有的三、四十亩地,差不多都有佃户,但大多自己也劳动,有的在外跑买卖,有的在外教学.从有佃户来说,他们似近于地主,但土地确实比那兄弟俩少,“土改”时对他们也有些区别.他们的上两辈,比那两家还有身份,祖文升是清太学生,父廷是清授登仕郎,等于正九品,如同今天的副县级.太学生即今天的大学生或大学研究生.总之,是文化高的.有这学历,不能闲着没事干.清朝的“郎”,是散官,即不在位,没有具体差事,但身份相同于在位,待遇也绝对会有.村上除了这两家,全都是中农、贫农和雇农了.这两家富户,在上五代上,和我们是一家.代与代之间,大体相交叉25年左右,五代就是一百余年.一百余年的差别.差别在于,一个老祖之后的又一代,即第十世起,发了岔.他们那一股,保持了有身份,而我们与别一些家却都是平民百姓.从此,两股道上跑车了.
再往上说,我们又有七代相同的老祖.时间到了明末清初.这七代老祖,都不简单.苗姓是楚国大夫(令尹)伯棼之子伯皇(住晋国苗邑,被赐姓苗)的后代,传在元末明初从江苏淮安来到沂河西岸的一家,那是我们的始祖,他们殡在村西南五里地的栏村.这就是我们村苗姓的第一世.第二世是兄弟俩,来到沐阻村西头立脚.沐阻村被河水冲没以后,在土地庙西与西北发展以苗姓为主的一带,便叫了苗家庄.二世大公不知名字,他的后代主要在村东南即土地庙跟一带发展；二公苗艾,娶三房生十子,十子是第三世.这兄弟十个,有的去了外地,有的没了后,兴旺的主要是老六和老八,尤其老八苗游,在村十字街口以北以西一带,我们都是苗游的后代.明成化16年―1480年修北寺,施舍名单中,有“老人苗艾及子连”,苗连即苗游大哥,此时苗艾被称为“老人”,年龄已不小,不知那九个儿子都出生了没有.但第四世,就到了清朝.不知这一段是否有记载上的空白,这兄弟十人一下子从明中前期跨越了明中后期一百六十余年.第四世兄弟仨,即苗游的三个儿子,其中老大苗尚弟混得好,是清授征仕郎,从七品,等于今天的正县级,当年的“县太爷”；尚弟的第二个儿子之实(第五世),又混得好,是清授宣德郎,承德郎是正六品,宣德郎大概差不多,正六品属府官,如同今天的地市级；之实四个儿子中老二(第六世)苗庾,混得好,是清授修职佐郎,从八品,等于今天的副县级；苗庾三个儿子中老二(第七世)斯候,混得好,什么功名不知,只知坟墓修得不一般,有名的“北岑大坟子”；斯候两个儿子中老二(第八世)苗桐,又不简单,是清太学生,娶本邑举人徐可建之女为妻,能娶举人家女儿的,即使是秀才,也不是一般秀才；苗桐的两个儿子(第九世)际隆和际平,都混得好,一是清授迪功郎,一是清授修职郎,修职郎正八品,也是县官级；际隆五个儿子(第十世)中老大苗坦是庠生,老二苗是武庠生；“庠”指学校,也指乡学,可能比太学生差；苗块的三个儿子中老三(第十一世)颖新,就是那两家地主和五家富农的祖上；我们是老四苗蹬的后代,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只在我高祖父一辈(第十二世)上有个苗文章是清太学生,他们的后油坊,但没有成大气候.六个“郎”,六个“太学生”,只有一个落伍.那两家和那五家的富,和上几代接连起来了.他们的下一代――即我的上辈(十五世)代,又有了六个小学毕业生.到“土改”为止,他们的发展停止,变成和大家一样的百姓了.
古代的官能买,功名也能买.那时在这方面有规定,买了也合乎规定.如科举中的“例贡”、“纳贡”,就是指这种事情.如同今天有人买官、现象,买,花了钱(那时说“捐”),再加几倍地捞回来.但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规定,买是非法的,查出一个办一个.这是古今的不同.然而,也正因为这个不同,对古代一些人的身份,不可都作正常现象看.不可盲目崇拜,片面宣传.联系到那些什么“庄园”,一种不加分析的赞美,是值得注意的.
卖地的“理由”
叔叔家存的老文书,我看了那些卖地户,没有一家是富户,许多在村里谱上还能找到名字,都是比较贫困的户,有的找不到名字了,不知无后了,还是逃荒到外地了.无后,一般注明“无传”,无注明的,那肯定不在村上了.
卖地时间多在年初和年尾,正月、二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最多,三、四月有些,九、十月个别,五、六、七、八基本上没有.年两头时间,正是借债还债和面对将要到来的青黄不接.而地价,又大多相当便宜.便宜也得卖,用急,无奈,不卖不行,而本来穷,卖了不更穷了
我老父亲曾说：“人说旧年代,只要抓一把小钱(小青铜钱)一扔,扔到哪里,这地就这价了.”这是一种形容.叔叔家曾祖父文魁,即我高祖父文俊的二哥.叔叔年龄比我小,辈分比我高,他平日有心,搜罗到年代更久远些的文书.我们的共同老祖第九世苗际隆,五个儿子,老四苗蹬是我们共同的老祖,老二苗是那两家地主和五家富农的老祖.我们和他们就从这一代上分岔的.他们由富裕走向继续富裕,我们由富裕走向不富裕.他们的文书,在“土改”时,地被分了的,都烧了,摸不清他们一代代买地的情况.我们中无一户富农,文书还在.叔叔家文书中,有苗际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买的苗桧的地一块；有我们同一个老祖苗蹬从道光十五年――1835年起买的地六块；有我们共同的老祖苗成新(蹬之长子)从咸丰三年――1853年起到光绪年间买的地十九块；有叔叔曾祖父文魁(成新二子)从光绪五年――1879年起买的地六块；有叔叔祖父廷枚(文魁长子)从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起买的地十二块.卖地的当中,有个苗文章,是清太学生,当过族长,即村上歌谣中“苗文章的脾气,赛阎王”那位,他家没有发展成更富裕的户,这是清太学生的一个例外.还有兄弟中的老四文亮,是兄弟中较差的一户,下有五子,光分家就成了穷的一个原因.
地价,我记了几付.光绪二年――1876年,苗文焕、文义卖给苗成新地四分,纹银五钱；光绪六年――1880年苗良善卖给文元、文魁地一亩一分三厘,银一两；光绪十年――1884年,苗文益卖给文元、文魁地一亩五分三厘,银二两；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安平卖给苗文魁地八分,银一两；民国五年――1916年苗文在卖给苗廷枚地一亩一分五厘,京钱三十千；民国三十年――1941年,苗集林卖给苗廷枚地一亩一分五厘一毫,洋三十元；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苗江 林卖给苗廷枚地一亩零七厘,每亩五十元.这个时期,已不按银两计算,是“洋”即大洋了,大洋一块顶银子七钱七厘,显然此时钱已毛.大洋五十元,以往以银子算,能买几十亩地,此时只买一亩.
卖地都写明理由,大多是“因正用不足”,也有的写“因粮钱无凑”、“因手困粮乏”、“因无钱使用”,更有的是“度日不过”.就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一条是闲着没事卖着玩的,地多了,卖点零花,一是地多了不缺钱花,卖地弄零花钱,不值,地是祖业,能不卖不卖,钱不值钱.买地那时叫置地,置家业.上面那些卖地户,早年的,我不了解,各连两次卖地的苗江林、苗集林,我知道,那是相当贫穷的户.一些穷户,因为娶不起媳妇,断了后代.小时我见好些中年汉子打着光棍,有两个我叫伯父的,遇上解放翻身,才找到了媳妇.许多户若不是遇上翻身解放,靠在老轨道上走下去,走个什么样子,都可想而知.“土改”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命运.当中包括人口由不兴旺到兴旺.三年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有一条,就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跟着他们反攻倒算的,就喊的是：“谁分了地主家的地,倒回来！谁分了地主家的东西,送回来！”他们依靠的是少数人,能不失败吗退居台湾后,他们也明白了这一点,在当时省主席陈诚的坚持下,搞了“土改”.
莒南大店,庄氏家族曾有地十三万亩,“马跑千里不吃人家草,人行千里不宿人家店”,佃户村72个,佃户二千多家.他们的前代中,有一个当道台的,督修黄河四年,捞的钱一次就买地三千多亩.那十三万亩地怎么来的不难想象.地让佃户种着,年年不需多少投入,却无数倍地收获,‘能不再继续买地“土改”前,农村穷人多,也就是说在土地买卖中,供方市场大,买地者凡有条件,只管买.那些当佃户的是失地户,他们的地哪里去了这里便又看见了“越有越兴旺,越穷越赶上”(什么穷事都一起来了)那个道理.
责任编辑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