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由于革命文学传统和时代变革需要的共同作用,建国后十七年乡土家族题材小说,在揭示乡土家族的特性时,也自觉地认同了政治规范,突出阶级斗争,强调个体对组织集体的归依,展现理想化图景,从而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特性.
关 键 词：十七年；乡土；家族；政治特性
建国后十七年乡土家族题材小说创作成就高的作品不多.当我们用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一些作品时,不难发现,部分作家立足于现实并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和家族文化的理性批判,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思考,在表现历史变迁的时候,注意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以及中国家族（家庭）转型时的文化冲突,克服了单一政治化的弊端.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作品,在写革命历史进程的时候,表现了对封建专制文化、封建残余思想的批判,涉及到了家族文化的背景以及旧式人物的蜕变,增加了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触及到封建文化的解体和封建落后思想的消逝过程.尽管如此,由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规范作用,这些作品在塑造了大量农民形象、展现了建国后乡村生活场景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关联着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其政治特性仍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
浓烈的斗争意味.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乡土家族题材小说对斗争主题的选择,承继了建国前革命文学的传统.40年代末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暴风骤雨》等乡土叙事作品,用政治的眼光来审视变动的乡村,对建国后十七年乡土家族题材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评论家在论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成功时,认为它写出了“斗争进行中的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显示了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①《暴风骤雨》对阶级的认识更为自觉,将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地域上区分为“韩家大院”、“农会大院”.
从1950年初的“互助组”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以及其间进行的“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等政治事件,在“十七年”乡土家族小说世界中都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印迹.一批作品在情节和人物的设计上,围绕中心政治事件,展现不同思想路线和不同阶级阵营之间的复杂斗争,即新与旧、集体主义与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赵树理的《三里湾》是反映“两条道路斗争”的代表作,讲述了1952年9月发生在三里湾这个老解放区里围绕着扩社、开渠两件事而展开的合作化运动.作品着重突出了两个家庭的鲜明对比：一是王金生的和睦的模范家庭,一是马多寿的保守落后的封建家庭,其间还穿插了何科长巡查工作,党内对多留自留地的党员袁天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范登高的斗争.结局是马家大院家庭生活分裂,扩社开渠圆满成功.不过,赵树理更多地站在乡土社会自身的生活秩序内部来考察农村的情况,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变化与发展,反映了运动带给农村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道德观念等的巨大变化.总体上说,作品与政治相关联,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作品寓政治风云于日常生活场景之中,斗争远没有达到急风暴雨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树理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然而,当时的文学规范认为它缺乏“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②.
柳青、周立波坚持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化倾向较为明显.柳青的《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这些作品在描写中心事件的时候,不是没有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但是,作家往往将之作为政治叙事的楔子或载体,指向的仍是政治主题.政治化走向极致的是“浩然式模式”.《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陈登科《风雷》,完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表现置身于时代洪流的翻身农民及他们后代们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大步向前的政治豪情.
为了突出政治斗争最终胜利,作家编排上了不同阵营的群体,赋予他们不同的“类思想”和“类性格”特征,尤其是重点塑造了时代“新人”形象,如梁生宝（《创业史》、王金生（《三里湾》）等,他们身上都具备斗争的品质,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以及敢于反叛旧习俗、旧传统的勇气和力量,是社会变革的带头人.这种新人的出现,较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者和左翼文学时期的无产阶级新人不同,他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依靠着强大的新生政权力量作后盾,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事业.作家塑造这些新人时,主观愿望非常强烈,有意拔高他们的境界.后来愈演愈烈,像浩然笔下的高大全（《艳阳天》）,成了脱离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传声筒”.
强大的组织力量.建国后十七年涉及乡土家族题材的小说不多,家族甚至家庭在小说中已经被彻底泛化,集体主义“大家”则以另一种方式诞生,认可了“组织――家长”这种隐性模式的权威.《科尔沁旗草原》中家族血缘关系,家族出身被作为一种先验存在决定人物的政治命运,这是50年代小说作品中家族文化、家庭单元断裂的先声和征兆.在意识形态支配下,高扬、强化“父”的存在,不过,“父”的形象以一个乌托邦集体主义冲动的面目出现,带有虚幻的成分,缺乏情感血缘纽带.《红旗谱》中朱老忠对“组织”的寻找,由一个自发的个人英雄逐步成熟为无产阶级战士,离不开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作品,大部分农民家庭经历了由不情愿放弃土地和私有财产,到被说服、教育,自愿加入农业合作化队伍.这里,起作用的是新生政权、集体主义思想和党组织原则的力量.周立波在《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中,有一个相似的开头：旧有乡土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这个外来者就是“党”的化身.《创业史》反复申述的一条真理,即梁生宝的一句口头禅：“有党的领导,咱怕啥?”《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的口语是“搭帮”、“政府作了主,还要我们想”,等等.
“家庭”被解体,个人存在和个体需求被否定,只能服从绝对的政治统一.此类小说真实地写出了这种组织、集体观念对私情的消解.柳青就明确地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③《创业史》中写梁生宝买稻种时的心境：“他心中燃烧着熊熊 340;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值得那么吝惜的了”,“生宝在这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中.改霞等待着,但他没有这样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的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④《山乡巨变》中刘雨生的妻子希望得到丈夫的体贴,丈夫却因此责备她.全社的社员也对她持否定态度,结果两人离婚.淑君的爱情也是如此,由恋人变成“工作狂”,爱情被“集体”同化.这一时期很多作品模糊公私之间界限、排斥个人情感,家庭这一社会单元层遭到前所未有的冷漠.现在看来,个人情感的消退,完全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作家有意识地走向政治化的表现.
理想化的乐观情调.解放区时期,乐观情调就弥漫于文学创作中,成为一种主导情感.作家对大团圆结局的选择,既是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情节模式和情感取向,更是解放区人们乐观自信和憧憬未来的自觉表现.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写新与旧的矛盾冲突,突出农村新思想、新观念、新人物、新举动的胜利,给年轻的新人们编织了一条走向幸福、光明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全国人民沉浸在翻身的喜悦和美好蓝图的勾画中,到处燃烧着澎湃的,一切悲观和消极的情绪都须得到全面抑制,流淌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尽是高昂的英雄乐章,革命浪漫主义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正如周扬所指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代,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都获得了空前解放,共产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的时代.等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⑤而且被简单地看作宗教式的幻想、毫无原则的夸大,有的更为直接地等同于“理想化”.对于50年代文学的评价,许多文学史都用了“感情热烈”、“豪情满怀”、“雄浑壮丽”等词语来评价作品的情感倾向.陈思和认为：“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的确立,社会主义悲剧被取消.”⑥正是如此,很多作家回避悲观、苦难,忽视对生活中矛盾的深层思考和揭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七年乡土家族小说改变了20世纪初期乡土书写偏重于陈述农民苦难和屈辱的写法,沿着解放区的创作思路,在矛盾斗争中继续描绘时代新人的胜利.作家们笔下的乡村现实和自然环境充满了明亮的色彩,乡村的生活场景欢快喜悦.塑造农民形象时,展现的也主要是乐观、幽默的性格和积极的精神品格,即使偶尔出现矛盾、苦闷等不和谐音,但在最后往往被大团圆式喜剧氛围所包容.
乐观情调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赋予新人物宏大的理想、超人的意志和巨大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仿佛天生具有一种政治使命和责任,每当在生活、劳动中遇到困难,总能在共产主义的感召下渡过难关；每当看到生活中的小事时,总能从思想家、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认为消灭了私有制就解决了一切.这是一种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思维和话语.“艳阳天”景象的营造,既是作家的诗意描绘,更是理想化的集中显现.
注释：
①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③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④转引自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5页.
⑤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⑥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YBB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