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强国如何建设文化强国

摘 要: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鲜明地指出了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语境下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考量标准,文化软实力更成为了与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相对应并相辅相成的国家核心能力.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好生活”直接相关,文化的大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密切相关,本文旨在通过对文化软实力的阐释、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增强文化凝聚力、赢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这三个方面去解读六中全会精神,从而解析什么是文化强国以及如何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

关 键 词: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文化凝聚力 

一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写道:“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很明显,公报是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语境中论述文化软实力问题的,也就是说,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之争,而不是武力之争,经济之争.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是和硬实力相对的,如果说硬实力的标志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可以量化的一些客观指标,那么,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影响力、创造力或文化魅力,更具体说是一个国家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时代精神等方面对整个世界的辐射力、引导力和渗透力.一个国家是不是文化大国,是不是在文化上处在中心位置,最根本的标志是它是否保持着极大的文化吸引力、辐射力和影响力,甚至成为“好生活”的代名词.我认为这是文化软实力的最核心层面.18世纪英国大文豪约翰逊说:“如果你对伦敦厌倦了,那就意味着你对人生也厌倦了.”可见,伦敦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其标志不在一些具体的产业,而在它具有塑造价值观、引领人类文明方向的力量.

一个在世界上真正拥有支配地位的国家,必须是以文化而不只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或产业上领先的国家,它必须在文化上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文化概念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说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根本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羡慕的吗它在价值观和生话方式方面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吗它的人民的生活质量是最高的吗

既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引导力、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明白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文明,到底在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对“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好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文化大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之间的关系.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二 警惕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强调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针对近年来文化产业的现状做出的非常及时的战略决策.

说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很容易联想到时下文化产业业内人士中一个很时髦的说法:文化的经济化、经济的文化化――把文化做成商品推销出去,或者在物质商品的外表装饰一些审美化、艺术化的装饰.但是如果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就是如此而已,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产生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亦即可以赚钱但却有悖于人类先进文明的、打着“文化”旗号的文化垃圾.比如时下很多文化产品就是此类文化垃圾:高投入、大场面、高票房,但故事荒谬,价值混乱,嗜血成性,宣扬的暴力、、权谋.

文化产业还有一个更动人的名字叫“文化创意产业”.广告大概是最有资格跻身其中的,因为广告最讲创意.但一个能够赚钱的广告创意,也可能是一个趣味粗俗、格调低下甚至违背人类普世价值与道德底线的创意,一个只有经济效益而没有社会效益的创意.比如,很多受到批评的炫富广告就很有创意.有一个房地产广告这样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白领尽开颜.”此广告语化用了杜甫的名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但把“寒士”改为“白领”,不但是审美品格的改变,文化品位的改变,也是道德立场的改变:从同情贫贱者变成了迎合富贵者.但就这个广告的创意而言,它巧妙化用了著名的古诗,挪用了古代文化名人和文学经典的知名度,可谓颇富新意.但再富创意的广告,如果违背了人类的普世道德,也是一个失败的广告.此类炫富广告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无形伤害,有网友说:“看了这些广告,我心里只会更自卑,因为我买不起.”

不但很多品位低下、恶俗的广告是有创意的,而且很多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也是有创意的.这方面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就是9.11恐怖袭击.如果撇开道德维度,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次袭击行为无疑是一个足以载人史册的了不起的创意,其布置之精密,效率之高,新闻效益之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我们不能不为人类的伟大创意能力被用于这种反人性的目的而感到震惊、悲哀和恐惧.可见,一个极有想象力、经济价值极高的创意,很可能被用于道德上非常坏的目的,甚至用来毁灭人类或破坏人类的文明.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错误观念是,一个好的创意就是一个能够赚钱的创意.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观念:一个好的创意是一个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创意,它必然有自己正面的道德维度和价值维度.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也许从这个角度理解才是正确的:人文价值和道德关怀应该渗透到产业和经济中,以免后者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变得唯利是图、丧尽天良.

这里必然涉及对“文化”的理解.何谓“文化”众说纷纭.我理解,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何谓“好生活”的问题.文化是对“好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一个时代的公共文化则是一个时代的公众对“好生活”的共同认识.由于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眭,它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效益问题,因此它无法回答何谓好生活的问题.或者说,它对好生活的理解只 ;是停留在物质计量、工具理性的层次,无法进入实质理性、价值理性的层次.从这个层次理解和判断一个社会发展模式,无法对这种模式的好坏做出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比如,一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践踏人权、漠视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好的么它的效率不是很高吗它的速度不是很快么为什么保护环境、资源、人权和正义那么重要呢经济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享乐主义者就认为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是好的,因为它能够让你迅速致富,尽情地享乐和消费,至于子孙后代则不在考虑之列.比如中国古代的享乐主义者杨朱就认为:我的身体的瞬间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质量表现为肉体感官剌激的强度,因此,此时此刻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我的贪欲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就是好模式.只有当你对这个世界的持久存在和后代的福祉抱有深切的信仰,当你觉得在身体享乐之上还有更高的好生活的标准,你才会警惕和批判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

至于正义、人权等和发展的关系,当然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说以牺牲人权和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好的,是因为我们认为人不是动物,不能把金银珠宝装饰的笼子当做自由的天空.人要活得像一个人,耍有人的尊严.但这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认为人权、正义和尊严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享乐主义者和发展至上主义者可能嘲笑说:“什么叫活得像一个人”难道不就是住豪宅、开好车、戴名表、抱么人权、尊严、正义算什么呢

可见,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好生活理念之争.现在我们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讲“又好又快发展”,这表明我们认识到了原先的“发展就是一切”、GDP挂帅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什么地方有问题我认为是这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好生活理念有问题.因此,应该发起一场关于何为好生活的公众讨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进而解决我们应该选择何种发展模式的问题.


 三文化凝聚力与文化领导权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专辟一部分谈文化,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主题并形成决议,这一系列举措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表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给予了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重视.

通读六中全会决议,我觉得报告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是全新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就是说,对文化的重视,已不再停留在工具层次,不再提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再仅仅因为文化可以赚钱而予以重视,而是要通过发展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句话,更重视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决议多次提到了“凝聚力”一词,比如:“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何为文化“凝聚力”依据我的理解,所谓文化凝聚力,就是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概念是由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前总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依据葛兰西的观点,其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是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塑造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赢得大众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积极赞同”.这种赞同之所以是“积极的”,乃是因为它建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对话和协商基础上,是对主导意识形态具有积极意义的响应,而不是消极无奈的服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领导权不是的暴力,也不是自上而下贯彻的“圣旨”,而是经过广泛的协商之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引领力量.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领域运作的,它不同于、军队等政治社会的控制方式.典型的市民社会形态是各种民间自冶组织、协会、学校和大众传媒等.这些领域的特点是其非暴力性质,但却是统冶者赢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领域.

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一个执政党的文化是否具有凝聚力、领导权,其标志决不是它背后是否有杆子支持,可以强迫人民不说话,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观和施政方针,比如、自由、宪政等等.如果它既符合执政党的利益,又符合大众的利益,因此得到大众的积极赞同,那么它就是有凝聚力的.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传媒的重要作用.传媒是否能够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不受上级主管部门禁令干扰的情况下自发宣扬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是执政党有没有真正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这样,在恐怖和暴力蔓延的社会,统冶者尽管看起来权力无所不包,但却根本没有掌握文化领导权,因为这种统治是的暴力统治,依靠暴力来实现,其文化问题、思想问题是通过非文化、非思想的手段解决的.这恰恰表明了统治者还没有确立文化领导权,所以要用非文化的手段来解决文化问题,通过非思想的方式来控制思想.相比之下,文化领导权显得更高级、更隐蔽、更不容易被发现和瓦解.此外,通过一种表演化、道具化、装饰化了的意识形态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统治合法性也不是文化领导权.在后斯大林时期的东欧国家,人民已经不再相信统治者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但又不能直接对抗,于是就在私下里嘲笑、调侃、应付它.被统治者实际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时候东欧国家的执政者也没有获得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被悬置起来了:即只要你不直接对抗、表面上还承认主导意识形态,那我就不管你,你爱想什么就想什么.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根本不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什么作为.

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积极赞同的价值和理念,只能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和理念,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凝聚在一起的价值和理念.只有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真正合一了,文化领导权才得到了真正的确立,文化才有了真正的凝聚力.十七大提出一个文化上的新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我的理解就是要实现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政党利益的统一,最终确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如果三者真正统一了,那么执政党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凝聚力.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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