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缺失

作为作家,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不要去表达自己根本不想去表达的东西.当然,这一点尤其难以做到.因为我们的思维或多或少都被改造过,成了一个工厂所改造过的改装产品.那种人为的、自始至终要对我们的灵魂和内心进行强制引导的力量使许多作家变成了同一个人.这就注定了难以造就具有良知的真正的作家,只能造就大量政客式的文人.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文学的不幸.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西方的文学流派和一些作家的作品及思想介绍到中国后,当时的不少青年作家就进行了闪电式的、生吞活剥式的学习、模仿和试验,不管其成功了多少,对我们都是有价值的.它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创新的勇气.虽然许多作家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要求,虽然那种文学的欢腾局面与文学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虽然那诸多繁荣很快就显得虚假,但它毕竟是一个在文学上有所追求的年代.与那之前相比,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文学的基本回归.少数优秀的作家凭着自己的勇气在文学那黑暗而沉闷的荒原上开拓出了新的绿洲,但这些绿洲很快荒芜.商业主义使文学急速溃败到边缘地带,政治对文学的普遍利用至此结束,作家作为一个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庞大人群的“代言人”的时代也结束了.一些机会主义者们赶紧去寻找新的机会了,大浪淘沙,可惜留下来的不少精英在精神与物质的消磨和对抗中,很快钝掉了精神的锋芒.现在,他们更多地沉浸在过去的荣光里,颐养天年.只有少数人还在思考汉语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他们的写作使我们看到了创作在小说艺术上的价值.也使很多人认识到了何为真正的小说家,他们所代表的小说写作仍在推动小说写作的良知.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没有他们,新时期文学就不可能经历那少有的辉煌和崭新的痛苦.

但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初期,小说内在的锋芒就不复存在了.一些在八十年代那种特定的文学环境中博得了声名的、一度才华飞扬的先锋小说作家们,为了适应“市场化写作”的需求,纷纷转换了写作方式,叛离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使具有探索、试验特质的先锋写作很快沉入水下,开始了艰难的潜行.

他们没有完成文学的探索,严格地说,它刚刚开始就中断了.这是我们需要重新开始的原因.

据说中国每年都要出版长篇小说一千多部,而每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何止万篇,但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无质量的自我繁殖,近亲繁殖,成了文学车间在流水线上按固定的模式加工生产的产品.中国的很多写作者已丧失了――或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创作个性.这使我们看到无数本文学杂志所发表的作品都好像一家杂志发的,成百上千个作家所写的东西都像一个作家写的.很多作家连把自己的写作同别人区别开来都没有做到!小说都长着同一张面孔――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已从澎湃的无边景象走向了几近绝望的暗淡境地.所谓的繁荣景象仍然只是发达的传媒为作家提供的一场喧闹的虚假的舞台表演,尽管老幼青壮蜂拥而上,但准确地说,它仍只是在眩目灯光下的秧歌舞表演,无非是热闹一番后,留下一堆面具和垃圾走人,然后再换一个名目,继续热闹调笑去.

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没有加入这场合唱和狂欢的作家都是幸运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我们所处时代的人们已接受了的、无处不在的物欲现实,使整个时代的中心价值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文化已被宫廷小丑们的表演所取代,它已经沦落为一种作秀的工具.“无处不在的经济目的,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跟着它屁股转的狗”(马克思语).但它也基本瓦解了文学的“服务”功能.这种功能的瓦解为文学的回归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使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在实利社会也给了作家逃避的可能性.而时代所汇聚的各种矛盾,所隐含的各种危机,正是检验作家写作良知的时候,无论按什么方式写作,我们都必须回归到对人的关注,记录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及自我丧失的普遍性,以及商业社会中人性的大范围堕落,这些困扰我们的重大生存危机需要作家寻求解决的途径.

因此,我们要重新开始对文学进行试验、解救和突围.这需要一种极大的勇气.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那些僵化而苍白的文字.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力争给每个文字以精神力量,给每个段落以新颖感,给每个章节以崭新的形式.我相信读者在理想领域内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要求作家在有限的叙述中提供更丰富、更准确的精神内容.在大众传媒广泛覆盖和商业主义统治一切的当今和未来,人们会用急切的心情去寻找解救自己的良药,认识自身的危机,寻求支撑自己生命的力量.“故事性”、“情节”在肥皂剧中随处可寻,它自然有披挂着“世俗意识”的来奉献.

富有探索精神的先锋写作犹如宝剑的利刃,它一旦从剑鞘中抽出,寒冷的光芒总会令人胆战从而使很多人退却,它从来都带着一种苦涩而又孤独的气息.所以,它是一个隐修者,而不是大街上的招摇者.它是一个骑着快马的刀客,它所到达的地方只有它自己知道,只有后来者赶上去后才知道――哦,他妈的,早在很久以前,那家伙已经到达过这里了――那时,他们开始在这里寻找启示录.

其实,对文学创作的探索和试验是作家必须去走完的路,它也是我们在文学末路上不多的选择之一.对文学的认识和觉悟,使作家不愿再去创造有关意识形态的神话.但现在的写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不可能再仅仅是“用现代汉语模仿、改装、重述、拼合、拆解‘大师’们的话语而已”,它必须以自己民族的精神与品质、阵痛和苦难、光荣与梦想为基座,创造一种能引领人们的灵魂飞升的文字.

我们要做的,说到底就是要在自己的灵魂中重建文学的真理,从世俗世界逐步向精神领域靠近.

我们要相信沉寂的力量.即使在理论作为现实世界的裁判者和预言者的时期已不存在的当今,我也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没有一点探索精神,文学就是病态的,虚弱的,悲哀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在这种境况下,文学还需要寻找一种“文人与战士的同体”--让思想情感与抗争方式同体,像普希金和十二月党的诗人们一样,既是文人,也是战士――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具有最基本的探索的勇气.这是王富仁先生一篇名为《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的文章带给我的启示.他说:“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的发展,也就是一个战士在精神 上的发展形式,战士的品质精神化了,人的精神战士化了,战士的意志支持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则丰富着战士的思想意志.”他还说:“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但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俄国文化发展奋斗的文化战士和精神战士.”我想,我们从来就不缺少文人,更不缺少通常所说的被鼓动起来的只知道卖命的战士,我们缺少的是具有战士的勇敢和精神的、二者同体为一的文人.所以,我们传达不出一种对读者有力量的东西,更不能对他们的精神作出引导.

博尔赫斯说:“一个国家的特征在其想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但想象力――作为作家成熟的标志――只有在良知的背景下,才能生长;只有在良知的天空中,才能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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