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古筝主编的民刊《陌生》邀我写一篇“中间代”,我本来想用全部“中间代”的文章摘 要合成一篇,既偷个懒,似乎也有新意.时至今日,与“中间代”有关的理论已近百篇,这里面自然与“中间代”人自身各具禀性的诗学素养有关,这代人特殊的成长背景使得他们在将近二十年沉潜的不事声张的写作中,炼出了阐释与自我阐释的双重本事,可谓个个诗文双精.同时,“‘中间代’先是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历史实体而存在,然后才获得命名”(“中间代”批评家向卫国语)的极端特例也使它赢得了众多批评家的认同.
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自己亲自操刀这篇约稿,原因一是因为合成太难,二也是自己对“中间代”有着深厚的感情.那天与某诗人聊诗,言及“中间代”与“60后”的异同我给了一个公式――
“60后”等于“第三代”的局部+“中间代”.
说起来出生于1960年代初期的“第三代”诗人实在是幸运得很,在诗歌刚起步的1986年就赶上徐敬亚、蒋维扬、姜诗元等联手打造的“两报大展”(即《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并迅速被收入《1986－1988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成为诗歌史上少年早成的“第三代”.
“第三代”的出场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回望那个年代最常用的字眼是“伟大”.是的,伟大的八十年代,国门正开,西风东渐,阅读思考、关心国事是当时热血青年的常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引领着国人的情怀,文学,尤其是诗歌,摆脱了意识形态桎梏后脱颖而出成为思想解放的利器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可以说,当时参与“两报大展”的诗人大都具备敏锐的嗅觉和敢为天下先的气质.这批被命名为“第三代”的诗人的年龄构成为：1950年代+1960年代初.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川、韩东、海子、骆一禾、李亚伟、杨黎、陆忆敏、陈东东、张小波、何小竹,等等,大都出生于1965年之前,1965年后出生的诗人在“两报大展”的1986年,许多还在读高中或刚跨进大学门槛,许多还未开始现代诗写作,基本没有机会参加大展,不在“第三代”的队伍里也就理所当然.
必须说明的是,即使在“两报大展”喧嚣尘上的1986年,还是有一批坚持独立写作的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诗人拒绝参与.我所知道的老巢、潘洗尘,他们当时的好朋友即为大展策划人姜诗元和徐敬亚,他们也分别受到邀请但因为坚持“写诗是个人的事”而没有参加.这几年陆续又有这方面的文章,典型例证是安徽周墙和北魏、丁翔的“三个人”诗派.1986年夏,他们收到了徐敬亚寄来的邀请函(俗称“英雄帖”),随即在芜湖的菜香楼聚会,商讨要不要去参加大展时起了小小争议.北魏认为应该参加,和更多的诗人交流,周墙和丁翔却不赞成.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周墙突然把桌子上的表格抓起来撕得粉碎,一把从窗口撒出去.这一撕,争论中止了,他们自然而然地未能参加1986诗歌大展,致使“三个人”诗派被整整遗忘了二十年.
“二十年”,一个残酷的数字.当礼孩和我在2001年经由《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提出“中间代”这一概念,试图为生于1960年代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优秀诗人作证时,我受到的怀疑、指责甚至谩骂最多的是“炒作”,那么我想问,1986年拔苗助长式的“两报大展”所推出的“第三代”诗人难道就不是炒作记得2004年5月在广东清新召开的第二届女子诗会上,徐敬亚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时下青年诗人急于自我命名的行为,我在其后的发言中指出,这种行为徐教授恰好是不折不扣的始作俑者,陈仲义教授当场鼓掌而笑.
在我看来,“中间代”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周墙们被遗忘的二十年捡拾起来,之二是为1990年代诗坛的中坚力量们寻找到合适的方阵.事实上,以1980年代末为分界线,“第三代”诗人们已走向不同的方向,他们变得入世、消沉、虚无.而社会也在这之后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人文情怀在社会精神层面的主导地位,开始让位于事功性目的明显的‘拜金’、‘创富’主题,个人行为的驱动、国家机器(包括文化机器)的运转,也都开始遵从和围绕服务于商业社会体制.文化、文学艺术因其‘无实用性’在此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展示,迅即被社会清入了死角”(“中间代”诗人、批评家徐江语).
如果说“第三代”诗人是躬逢诗歌的盛世的话,则“中间代”诗人就是躬逢诗歌的末世,他们在接受了1980年想主义、精英主义的思想启蒙教育后却随同历史被抛掷进商品经济的大潮,在一切向钱看、文学被打入社会死角的1990年代,全凭内心对诗歌的坚持默默独自燃烧着,并在这种独燃中培养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文本意识,他们的写作,“他们用现代汉语写作诗歌的可能性,用语言来表达这一代诗人对于生存的这样一种观感,还有对整个中国当代的现实的、很犀利的、同时又很敏锐的一种看法”也因此都显得“非常成熟”(“中间代”诗人、批评家臧棣语).的确,“中间代”诗人们“顽强地坚守着深层生命体验的诗意宽度,是有诗学理想和诗学立场的一代,富有独立的人文品质.他们作品中的历史在场感、纵深感非常明显”(“中间代”诗人、批评家赵思运语).
如果说“第三代”是一夜暴富的话,则“中间代”当属大器晚成.我们可以在2001年“中间代”概念提出以前的各类选本中发现,作者群基本都是没有水土流失的一小部分“第三代”诗人,2001年“中间代”概念提出后,各类诗歌选本在选到1960年代出生诗人时大都平均分配名额,一部分是“第三代”诗人,一部分是“中间代”诗人.如果没有“中间代”,当人们在说到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时,他们的目光只能在“第三代”诗人身上,而这是不公正也不公平的.“中间代”的出笼正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所秉持的“历史的车轮不允许断裂”的观点的例证,它是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总会有人为这一代人命名的.
“中间代”的命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它“首先是一种‘唤醒’与‘解蔽’,把一代诗人的创作真相以整体的方式推到 当代诗坛的最前沿,不仅能唤起一般诗歌读者的关注,而且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唤醒他们的研究兴趣与‘问题意识’,这使命名者‘为一代诗人立言’的意图有可能落实到具体的操作性层面,使这一代诗人在当代文学史框架中有可能找到一个相应的位置等”(“中间代”诗人、批评家吴投文语).
“这一命名的意义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做‘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并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对新诗永无休止的‘运动’的厌倦,力图让一些未被卷入‘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优秀诗人的创造得以彰显.”洪子诚教授在2005年再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中对“‘中间代’”如是说.
“中间代”在新世纪初期的盛大出场,其突出的诗学价值还在于,“它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史具体化和丰富化了,也为21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例证.”因为,“原生态的历史常常是抽象的、混沌的,如果没有一些概述性强的术语来提挈它,我们就无能准确地捕捉到它的意义所在与演化轨迹”(“中间代”批评家张德明语).
今天,在“中间代”概念提出九周年的日子里回首“中间代”,我首先看到的是那一部部厚重的浸透了“中间代”人心血的出版物：《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黄礼孩、安琪／编,2001年10月),《第三说――“中间代”诗论》(安琪、康城／编,2002年),《“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理论特大号》(老巢、安琪／编,2006年),《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诗人21家》(老巢、安琪／编,2007年).它们摆放在那里,“仿佛在召唤阅读,渴望着理解.这大概是一种追溯式的命名方式,尽管目前我们还难以判断出‘中间代’诗歌整体命名和亮相对于写作的个体诗人的意义,但或许它带有新诗史的意义,因为历史写作有时间的滞后性,所以在将来勾勒‘第三代’和‘后朦胧诗’之后的当代中国诗歌面貌时,关于‘中间代’,文学史家或许会认真地书上一笔”(“中间代”诗人、批评家周瓒语).
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中间代”的历史形成亦是如此.关于“中间代”,燎原教授一言以蔽之：“肇始于2001年的‘中间代’这一概念,是在当代艺术运作机制背景中发起的,一场同代诗人不同写作板块的联动.”
2009.6.16 北京
[本栏责任编辑 赫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