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经学化过程

内容提要：汉朝儒学在汉武帝、董仲舒的弘扬、改造下,以经学化的表现形式,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经”由最初的“六经”不断发展,大兴于汉武帝后.今文经与古文经在诸多方面有重大分歧,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为消长的过程.

关 键 词：经学今文经古文经互为消长

董仲舒的“三人天策”,独尊儒术,满足了汉武帝在先辈六七十年休养生息所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之上,变垂拱无为的寡欲政治为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变约法省禁为王霸双管齐下,变轻徭薄赋为“赋敛繁多,律外而取”的理论需求,正中武帝下怀,因此得以迅速推行.汉武帝、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一系列精心的鼓吹、改造,使得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其表现形式,是儒学的经学化.“经”的本义,乃“编丝缀属之称等以简帛为书,亦编丝缀属也”.[1]盖经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引伸之则为组织之等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2]

春秋战国时代,文字记载于竹木简上,典籍以牛皮绳贯穿竹简而成,如同织物之经,于是一些权威的开创学派的诸子文献便分别被其后学统称为“经”.除“儒经”以外,墨有《墨经》,道有《道经》,法有《法经》,医有《医经》,天文有《星经》.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高于众学,儒家典籍“五经”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变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最开始,经的内容仅限于孔子删定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到东汉后又增加《孝经》、《论语》,合称“七经”.隋唐时,“三礼”并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析出（《左传》、《公羊》、《谷梁》）,再加上古时的训诂词典《尔雅》,合称“十二经”；唐代以后,《孟子》升格,形成了传、注、说、记、疏、笺、证、正义等一整套阐释儒经的学术体例,以及一些列相应严密的学术规范,可以说能与西方文化中的《圣经》学术史匹敌.

经学,便是历代讯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孔门高足子夏.相传,孔子删定六经,作为讲学授徒的教材.后来其众弟子散居四方,各立门户,祖述先师之学.但是,他们所传之经学,大多亡佚不可考,唯有子夏有经传于世.“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3]经学的大兴,是在汉武帝之后.“经学”一语,首见于《汉书宽传》：“（宽）见上,语经学.上从之.”故清锡瑞断言：“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4]汉武帝废秦代所立之其他各家博士,专立儒家《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经》五经博士.又建立官学,弘扬儒术.经学可以“通古今”、“一天人”,在西汉至清代间成为地道的经院哲学,人们说话著文,行为处世,都要循古宗经,对之深信不疑.士子想做官,唯有攻经独门路可走.即使有所创意,阐发新论,也只能依傍经典,托于注疏之中.在汉代,经学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尤为深刻,史上有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篇作谏书”,正所谓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武帝以后,经学被推崇为统一天下思想的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术的总渊薮.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发生分化,出现了延续2000年的经今文与经古文之争.所谓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写下的经典.秦始皇焚书,将民间的诗、书、百家语等焚烧殆尽.秦亡时,项羽一炬,又使秦宫所藏典籍蒙受重大损失.战国秦代以来的经生们凭记忆背诵,口耳相授,并以当时流行的隶书文字抄写,形成了“今文经”.上述学官博士们所教授的五经都是今文经.所谓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通行的古文大篆写下的经典.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搜求到一批“先秦旧书”,有《周官》、《礼记》、《礼》、《尚书》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拆除孔子后代住宅,从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至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秘书,发现并整理《周礼》、《尚书》、《左传》等一批古书.这些古书均用先秦古籀文写成,篇章内容也与当时流行的隶书今文经不同,故称“古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所据典籍版本的文字不同；研究今文经、古文经的两派学者在学术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的原则、方法方面,也存在如下重大分歧：

1.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不同.今文经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六经寄托了孔子的政治理想,体现了孔子“托古改制”的目的.因此今文经学家十分重视从六经的“微言大义”中去探求、发现治国安邦的道理.古文经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史学家、教育家,六经并非始于孔子,孔子只是对其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传给后人.2.学术取向不同.今文学家以专讲“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为学说的核心,其视角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着重发觉经文背后的含义.而古文家则以记载古代礼仪的《周礼》为学说的核心,其视角是历史的,将文字训诂,究命典章制度,着重探讨经文本义.前者主张合时代,后者主张复古.3.在学术源流上,今文经学讲求“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几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意是也.”[5]他们斥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传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6]古文经则讲求“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7]他们斥责今文家保守秦火之残缺.4.在学风上,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好尚,大讲阴阳五行、符瑞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活泼,但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却常常失于繁琐.5.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名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马、司空.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分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至于对经文中某一篇章,某一问题的看法,两派观点也往往尖锐对立.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对古文经学占有压倒优势.武帝所立《易》博士孟喜、梁丘贺,《书》博士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诗》博士申培、固生、韩婴,《礼》博士戴德、戴圣、庆普,《春秋》博士颜安乐、严彭祖,14人均为今文经学家.在今文诸经中,《春秋公羊传》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武帝需要利用它来阐发孔子“大一统”之精义,为自己的专制集权多欲政治,扫清思想障 碍.从学术方面看,董仲舒及其同学胡母生对《公羊传》的深入研究,将其经义系统化、神圣化,也是它地位特出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在武帝时代的儒学独尊,归根结底是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独尊.

古文经学的崛起,始于西汉末年哀帝时期间.刘歆倡古文经最力,格外推崇《周礼》《春秋左传》,但一直未获朝廷认可,被斥责为“改乱旧章”.王莽改制以《周礼》为本,故古文经学自王莽摄政后扶摇直上,在“今文十四博士”之外,增立《周礼》等古文经于博士学官.东汉光武帝时又恢复今文十四博士,但实际上古文经学已居主流,大师辈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许慎,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嘲笑今文经学者们的狂妄,强调应该用训诂的方法去理解经书；对于谶纬邪说,进行犀利的讽刺.

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相互驳难,仅两汉期间,大的争论就达四次,皇帝常常“称制临决”,亲自仲裁经学问题.此后历代,今文经与古文经一直争论不绝.每遇社会政治鼎革,文化思潮流变,两者便余响重奏,借尸还魂,影响中国文化可谓至远至深.儒家知识分子凭借其经典的神圣化,介入帝国体制文化建设,并使之在社会各阶层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效力时,经典的文化权威地位已经牢不可破.“经学成了绝对的显学,而对绝对权威的经典的解释之学,也由此构成了中国知识精英思想中知识的来源与真理的凭据：在经典及其注释中人们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在经典及其注释中真理则拥有了所有的合理性.”[8]

纵观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发展,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有一个互为消长的过程,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兴盛,礼乐文化发达,今文经学在学术中占据主流地位.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已对今文经学构成威胁,其间虽有今、古文融合的趋势,但今文经学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到曹魏中期,今、古文经学并立于学官,在私学领域则以古文经学占据优势.此后,一种玄学化的经学开始出现,在这种经学思潮的影响下,今、古文经学合流加剧,整个经学遂有形上、形下的区分,此时除玄学化的《易》学为形上学外,其余经书中的学术思想都被贬入形下领域.这种局势促使哲学形上学日益发达,而礼乐之学因贬入形下而日益遭到忽视,礼乐文化遂趋于衰落,出现“礼崩乐坏”的悲剧.而这个时期较能代表儒学的春秋之学开始衰落,《易》学却一反汉代经学视野下过度象数化的特征,一跃为“超言绝象”的玄理《易》学.纵观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过程,其发展兴盛,是在某个时代某个局势下某个方面得到了张扬与发展而已,而这一时代的学术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该时代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