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民族文化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本土出现的“文化热”中孕育出来的学科,其学科理论构架的奠基与基本形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以1992年潘定智教授的《民族文化学》正式付梓作为学科草创的标志,以1998年张文勋、黄泽教授等主编的《民族文化学》出版作为其基本形成的标志,《民族文化学》学科理论建设只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此后,在学科框架之内的理论建设几乎湮灭无闻.客观地说,在这些年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正在逐年深入,但学者们更愿意把这些研究看作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在我国多数民族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也难以看到这门学科的出现.一门以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为职业志向、旨在纠偏“民族学过去较为欠缺文化研究”的新学科[1],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学科理论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梳理民族文化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学科属性及其基本理论构架的诸多不足,应该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
一、学科属性的模糊性
学科属性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在上述两种标志性的著述中,都旗帜鲜明地界定民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层面的表述有所差异,但大体上不出物质的、精神的和行为的三个层面.以此为基础,潘定智教授认为,“文化系统内部有很多子系统,相应地,研究子系统就形成各个具体的学科”[2],据此,民族文化学也是这些具体分支之一.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也认为,民族文化学“是由传统民族学向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渗透、交叉而成的学科”[3].因此,民族文化学属于分支学科的性质得到了确定.但如此界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潘定智教授的说法,界定文化学的概念是提出民族文化学定义的前提,而文化学是“综合研究文化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期从整体上把握整个文化系统的性质、特征、内容、形式、结构、功能、类型和演变,从而把握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2],因此,潘定智教授界定民族文化学为文化学的分支学科,是从整体上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将学科属性界定为文化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是文化学中以民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同时是民族学的―个分支学科”[3].参照上述两者的界定,后者显然比前者进了一步,可以看作是对民族文化学学科属性到目前为止的最终界定.但这种界定的模糊性也让人无所适从,因为姑且不论文化学的学科地位是否已经确立,就目前对这两种学科的理解,文化学和民族学显然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前者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民族文化学从属于这两者,学科属性的不确定性显而易见,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必然为学科理论的发展、充实和完善带来负面影响.
二、学科边界的模糊性
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学科地位就无从依托.现有的民族文化学学科理论著述尽管明确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一研究对象,但与相近学科的边界是极为模糊的.潘定智教授认为,文化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很难分开,“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基本相同”[2].《民族文化学论集》一书先于张文勋教授等所著《民族文化学》出版,在此书中,杨知勇教授系统地讨论了民族文化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提出了如下论断：“等民族文化学研究的是特定民族(或族群)的行为模式,它的涵盖面大于其他学科,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并不从属于民族文化学,但它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深化和丰富民族文化学.”[4]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学的关系在于“前者研究的是各民族的特殊规律,后者研究的是行为模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行为模式涵盖发展现律,而对发展规律的研究可以丰富和深化对各民族行为模式的认识”[4],“民族文化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也正如民族文化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那样,民族文化学涵盖民俗学,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和深化行为模式的认识”[4],“社会学与民族文化学似乎也存在难解难分的关系,但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它就与以研究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为对象的民族文化学区别开来,它与民族文化学的关系,近似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学的关系”[4].综上,在杨知勇教授看来,民族文化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涵盖后者,后者可以深化和丰富前者.对于潘定智教授的认识有所发展,但也并未明确学科边界.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对此问题并未涉及,但参见黄泽教授《民族文化学的方法论建设》一文,尽管其出发点是说明民族文化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收民俗学的理论营养,但同时也可见其在民族文化学与民俗学边界划定上的困惑：“假若我们设计一份民族文化调查提纲,将会发现在具体项目设计上,它更像是一份民俗学(民俗志)的调查提纲,这种类同绝非偶然.”[5]既然在学科边界上与其他诸多学科有着如此多的交叠,我们有什么必要认可民族文化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呢?
三、学科基本理论的依附性
诚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国际文化研究的热潮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中国民族学发展与创新的历史大趋势正在推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文化民族学”,[4]“忽视文化,冷落文化,是新中国民族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一大缺憾”.[6]因此,建立民族文化学的初衷在于纠偏“民族学过去较为欠缺文化研究”[1],基石在于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丰富,动力在于文化研究热潮的推动.潘定智教授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创建民族文化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仅是形势的必然,也是形势的需要”[2].认可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应该是民族文化学学者的共识,但只有提高对民族文化学学科的认可程度,才有可能达到建立民族文化学的初衷,而要提高认可度,独具一格的理论建树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否认上述学者殚精竭虑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他们为学科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潘定智教授的开创之功,张文勋教授等的学科理论建构,都已在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然而,学科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沉淀升华、推出新陈的过程,近十年来,我们难以看到对学科理论建设的创新成果,而前期的成果已经呈现出学科理论缺乏独立性的弊端.
(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绑架民族文化学理论建设
文化人类学经历长期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已经趋于完善,由于民族文化学“尊奉文化人类学为背景学科、母体学科”[1],先天就与文化人类学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因此,在理论建设上的独立性难以确立.毫无疑问,学科之间相互采借,互相吸取养分是学科建立的必由之路,但完全笼罩在其他学科阴影之下而缺乏创见,必将丧失学科独立.迄今为止,民族文化学一直不同程度地置身于这种阴影之中.潘定智教授的《民族文化学》作为开创之作,这种倾向尤为 明显.在学科理论建设这一纲领性的章节中,潘教授强调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文化人类学理论中吸取营养,要结合中国少数民族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学.但对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文化的生态、系统、结构、性质、功能、价值等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理论建树几乎完全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取代民族文化学理论建设,少数民族本土文化实际也没有完全达到与理论的契合.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是学科理论建设当前的典范,其生态、形态、发展、功能、方法五个分论对民族文化从纵向与横向等多个侧面进行了解剖,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实际达到了较好契合.不过,尽管在基本理论的建构中看不到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大量论述,但刻意回避这种理论背景,而基本理论框架又未能实际彻底超脱,在表述方式上的这种外在契合,表明民族文化学的理论建设还有待深入.
(二)体系结构的依附性
杨知勇教授认为,民族文化学的体系结构应包括三个方面：“民族文化志和民族文化史”；“以某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民族文化学.所谓特殊,是指民族文化某一门类的研究和表述”；“比较民族文化学”[4].杨知勇教授对民族文化学是这样界定的：“民族文化学是一民族为对象（以单一民族或某个族群为研究对象）,对其文化现象或文化体系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4]参照此定义,细考上述体系结构的设想,我们会发现杨知勇教授的三个部分实际可以归结为两个部分,即民族文化志和民族文化学两个方面,前者以对单一民族或族群文化的描述为主,后者以对单一民族或族群文化的分析与研究为主.“民族文化志和民族文化史”可以归入前者；“特殊民族文化学”和“比较民族文化学”按此切分,可以分别归入上述两个部分.“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有关高等教育中‘社会科学’设置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大致相同,人们易于接受包含了‘民族学’和‘民族志’的‘人类学’这一名称.”[6]参照这一界定可见,在本质上,杨知勇教授的这一体系结构设想与其他研究文化或民族的学科体系结构趋同.除此而外,其他民族文化学著述中未见体系结构的专门论述.因此,按照这种设想,在体系结构上,民族文化学只能作为上引人类学的延展,也未能体现充分的独立性.
(三)方法论与具体方法的依附性
独立而又符合研究实际的方法论建设是学科确立的重要衡量指针.民族文化学的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应该还没有完全确立独立的方法论体系.潘定智教授认为,民族文化学的研究要以文化学的理论为指导,具体方法主要有描写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三种；[2]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指出,民族文化学的研究要遵循整体、比较、相对、综合四大原则,“具体方法可以说是以田野调查为核心、广泛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的一个综合方法.”[3]这些方法论原则与具体方法无疑脱胎于人类学的研究,其有效性已经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所证实,而这种证实在我国正是在研究民族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中实现的.既然传统民族学、民俗学运用这些方法研究民族文化行之有效,那么,民族文化学运用这些方法研究基本同一的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对学科独立性在方法论上的否定.
(四)注目西南民族文化的视野局限性
前文说过,民族文化学学科产生的基石在于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学科创始者正是基于对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思索而提出建立民族文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潘定智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民族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扩展到民族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边科研边教学”,[2]其民族文化学的研究当主要植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土壤；张文勋教授的学术团队围绕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编撰了包含《民族文化学论集》等十几种专著在内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民族文化学》是“最后一个具有理论总结性的书”.[3]但有学者指出,“从《民族文化学论集》来看,26篇文章中就有24篇的属相是‘云南’”,[7]因而,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的研究当主要植根于西南甚至是云南民族文化的丰厚土壤.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文化学有守定西南一隅固步自封的嫌疑,这种倾向,显然缺乏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也难以得到广泛的跨地域认同,这对民族文化学学科理论建设有百害而无一益.诚如杨立权所言：“‘立足西南,走出西南’方能令民族文化学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方能令民族文化学获就一种纵深延展的学术空间”.[7]
四、实践层面的滞后性
近二十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兴起,遵循文化发展自身规律,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对这种趋势的应对,要求民族文化学在实践层面能够有所作为.如果民族文化学能够真正契入少数民族文化的实际,并能从宏观上对当前的文化实践进行指导,民族文化学的学科独立性当能确立.遗憾的是,面对这种呼唤,民族文化学的理论建设还远远滞后.2007年,我们在黔东南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雷山县的文化工作者们仅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这一个问题上,就向我们提出了7个方面的困惑：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治本之策,操作层面上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传承机制上缺乏激励和有效载体,两者找不到最佳的结合点；物质层面与隐性文化保护与传承很难把握一个恰当的尺度；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法制体系怎样满足民族村寨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需要；如何解决文化自觉和商品意识的冲突、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需要专家学者们做出一些客观的评述；如何整体保护和整体开发；文化开发中如何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和怎样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等.当然,这些问题是具体的,我们不能要求一门学科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会出现的问题,也不能苛求民族文化学对包含了55个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化找出一条普适性的操作规律,问题在于,对于此一个方面的问题,民族文化学能给这些一线的工作者们以怎样的教益?这些教益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族文化学的启迪?应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理论对于实践的滞后,对于民族文化学的理论建设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有人认为,学术的繁兴导致新学科“名称迭出,等界限不明等在民族学、文化学领域中,诸多此类因学术繁兴而又令人质疑的地方实在令学者们大伤脑筋”[8].应该说,这种看法具备一定的客观性.其实,早在1996年,有学者就列举出民族学的分支与边缘学科达31个以上,并指出,“将一些同性质的学科杂糅一起,并冠以民族学或民族问题研究的名称,不仅极不合理,而实际上起到否定民族学学科本身的不良作用”[9].按照前文所述,民族文化学作为民族学或文化学的分支学科,其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其产生的必然性应该得到我们的认可,但也并非没有上述嫌疑.如果民族文化学不能在此学科的大旗下,聚合学人力量,真正扎根少数民族文化,深入完善学科理论建设,并在实践层面得到广泛认同,民族文化 学没有充分独立性的尴尬学科地位将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也必将不能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挤压中求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黄泽.人类学本土化的实践[J].思想战线,2000（1）：51.
[2]潘定智.民族文化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3]张文勋,施惟达,黄泽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张文勋.民族文化学论集[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5]黄泽.民族文化学的方法论建设[J].思想战线,1997,（4）：86.
[6]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2.
[7]杨立权.“民族文化学”的解构和反思[J].思想战线,2000,（1）：54.
[8]谭必友,陆群.文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界说[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5）：10.
[9]李绍明.完善我国民族学学科体系之我见[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1）：21.
（作者简介：游珍海,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