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恨不见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1891年出生的胡适,比梁实秋整整大了11岁.但梁实秋认为自己和胡适的差距不仅仅是11岁.胡适早年写有一部《留学日记》,后来改名为《藏晖室日记》,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读书札记,以及一些评论.梁实秋读完以后,经过比较,认为自己在胡适那个年龄,还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当年也写过一部留学日记,其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以学识的丰俭,见解的深浅而论,胡先生不只是长我十一岁,可以说长我二十一岁,三十一岁,以至四十一岁.”

民国年间,文坛、政界的头面人物们都以说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时,梁实秋从没这样自诩过,虽然两人不乏往来,可他一直对胡适执弟子礼,毕生尊崇.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应该是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里面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新月社作鸟兽散.此后在梁实秋和胡适之间发生的两件事情,对梁实秋的命运改变很大,甚至成就了他的一生.

1934年,因为学潮的关系,梁实秋在青岛大学已经十分被动,他迫切需要换一个环境.也就是在这时,身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向他伸出了援手.经过胡适斡旋,梁实秋于这年9月被聘为北大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义之外,还有所谓名誉教授与研究教授的名义,名誉教授是对某些资深教授的礼遇.而所谓“研究教授”,则是胡适的创意,他想借此资助吸收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北大,作为生力军和新鲜血液.“研究教授”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课时数却相应减少.这说明胡适对梁实秋的期望值很高.胡适的做法使他自己遭到了一些人的敌视.梁实秋回忆,有一年共阅入学试卷的时候,一位年龄与梁实秋相若的先生故意当众高声说：“我这个教授是既不名誉亦不研究！”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另外一件事是,在胡适的建议和推定下,梁实秋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以此为终生事业,历经40年的苦熬,终于完成了这一成就梁实秋其人的鸿篇巨制.可以想象,没有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仅凭那些雅舍小品如何能领到“大师”的头衔

胡适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而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老家也在绩溪,因为这层关系,胡适在饭桌上经常如此介绍梁实秋：“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此外,他还喜欢对梁实秋念叨自己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别多,号称微帮,其势一度不在宁帮之下.有一天,胡适请罗隆基、潘光旦和梁实秋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他们刚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适,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活,梁实秋等人一点也听不懂.等他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他们落座之后,胡适问他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他们当然不懂,胡适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少.有两个菜给梁实秋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成,油太大.

胡适对梁实秋的关照和提携并非特例.受过胡适帮助的年轻人简直数不胜数.“他住在米粮库的那段期间.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这表示他不仅好客,而且于旧雨今雨之外还隐隐然要接纳一般后起之秀.有人喜欢写长篇大论的信给他,向他请益,果有一长可取,他必认真作答,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书札.他借频繁的通信认识了一些年轻人.”

在台湾期间,胡适特意拿出一笔款子.前后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1955年,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学业成绩异常优秀,得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全份奖学金,就是欠缺签证保证,无法成行.理学院长陈可忠先生、校长刘白如先生对梁实秋谈起,梁实秋就建议由他们三个联名求助于胡适.后来胡适果然出资帮那位青年完成了学业.

旅美华人作家聂华苓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恩师梁实秋的一件事.

1964年,我由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和梁师母.

“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

“您怎么知道”“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我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章.

胡适帮助别人,与人为善,提携青年,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梁实秋对年轻人的关爱.是否受到了当年胡适对自己的关爱的影响

如果仅仅是这些关爱,似乎还不足以让心高气傲的梁实秋为之倾倒.梁实秋本身信奉内敛、节制的白壁德,追求完美,而胡适中正平和,不发妄语诳语,不走极端.为人处事,恰恰符合这一标准.抗战军兴,国家民族到了最后关头,胡适奉派为驻美大使.数年任内,胡适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适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梁实秋认为,此种事鲜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传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徐志摩曾经有“胡圣潘仙”一语,潘光旦因为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乃是戏谑之语.而称胡适为“圣人”,梁实秋则深为认同.他说.“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

梁实秋记得有些人士想推胡适领导一个政治运动,胡适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胡适自幼丧父,由寡母带大).”梁实秋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

梁实秋和胡适都是害怕“革命”和“运动”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斩钉截铁的态度.左派文人屡次批判他们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并没有批错.当初,新月派文人在杂志上严厉批评时局,讨论时政,骨子里肯定没有想到要推翻谁.是的,对于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的合法的政府,无论它有着什么样的缺陷,若是自认为还有能力推动它做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为什么不去推动呢难道只有发动所有人起来推翻现政府才算真正地为民众着想想想吧,所谓的革命,最后得利的会是大众吗无论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鲜明,最后得利的一定是少数人.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也.而少数几个人,踩着被发动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人走向金字塔顶端.安定、自由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暴力“运动”绝对不是.

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如此,对待文化亦是如此.梁实秋晚年这样评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艺运动是以白话文运动开端的.我们的文言与口语,相差过远,这当然是亟需改革的一件事.胡适之先生及其他各位之倡导白话文,因为合时宜,所以迅速এ 1;到成功.至今无数人都在受益.胡先生是主张渐进改良的,他并不侈言“革命”,他在民国六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并无“革命”字样.首先倡言“革命”者,是陈独秀先生,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文学革命论》.胡先生紧跟着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加上“建设的”三字于“革命”之上,是有深刻意义的.“革命”二字原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政治术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后来引中其义,应用到其他激烈改革的事情上去,如不谨慎使用,可能流于夸大.就文学而论,自古至今,有其延续性,有所谓“传统”,从各方面一点一滴的设法改进,是可行的,若说把旧有的文学一脚踢翻,另起炉灶.那是不可能的.即以文字改革而言,把文言与白话清楚的划分开来便是一件很难的事.对于某些人,相当数量的文言已变成了他们日常应用的白话：对于另一些人,颇为简易的白话可能还是和文言一样的难解.胡适之先生写《白话文学史》是有深长用意的,他的意思似是在指出白话文学并非是新的东西,它有它的历史传统,白话文运动只是那个良好传统的延长.这样解释,白话文学运动便没有多少“革命”的气息了,可是在五四之后几年,一般青年是喜闻革命的,是厌旧喜新的,所以对于白话文学运动中之崭新的部分回乐于接受,而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则过分的轻视了.其结果是近数十年来优秀文艺作品之贫乏.

这就是胡适带给梁实秋的反思和影响.人所共知胡适那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这只是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则是：“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梁实秋念念不忘提醒别人：“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两句话是相辅相成的.

1957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两人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当时在台湾流传着一本匿名的小册子――《胡适与国运》,是专门批判胡适思想的.而胡适却对朋友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1960年7月,美国华盛顿大学得福德基金会之资助在西雅图召开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台湾方面出席的人除胡适外还有钱思亮、毛子水、徐道邻、李先闻、彭明敏和梁实秋等人.最后一次集会之后,胡适掏出一张影印的信件给梁实秋看.信是英文(中国式的英文)写的,由七八个人署名,包括立法委员、大学教授、专科校长,是写给华盛顿大学校长欧第嘉德的,内容大致说胡适等人非经学术团体推选,亦未经合法委派,而且胡适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刺谬,更不足以言中国文化云云.

梁实秋问胡适如何应付,胡适说：“给你看看,不要理他.”

还是典型的胡适风格.

胡适在生命后期耽于各种考证,有人对此颇有微词.梁实秋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先生的思想好像到了晚年就停滞不前.考证《虚云和尚年谱》,研究《水经注》,自有其价值,但不是我们所期望于胡先生的领导群伦的大事业.于此我有一点解释.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者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胡先生领导白话文运动,倡导思想自由,弘扬人权思想,均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曾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不可期望过奢.胡先生常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

也许,只有梁实秋这样的老友才能从胡适身上解读出如此深刻的观点.

1966年,台湾《自立晚报》采访梁实秋,他又针对胡适做了评价：

“谈到精神文明的式微,梁实秋先生对已逝世的胡适之先生的胆识是非常推崇的.他说,胡先生生前曾因写文章坦直指出民族的弱点,受了不少人的误解和责难,说他忘本,说他轻藐自己的同胞,甚至说他诬蔑民族的文化.其实,这些评断都有偏见,都是背公道的.

他说,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有一次,他和胡先生两人一道去英国参加一项学术性的会议.胡先生应许多美国朋友之请,曾以中国文化为题,发表过一次公开演讲.他记得,胡先生所讲的内容,都是以中国的道德精神为本位的,他推崇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心情,是极其实在而诚恳的.只不过在他看到中国文化传续到今天所显示出来的退化与堕落的现象,使他感到忧痛而有胆量承认,并敢于提出来讨论罢了.”

胡适去世后,梁实秋多次发表谈话和文章,深表伤痛.有人问他有何感想,他脱口而出：“死者已矣,但恨不见.”他认为胡适的位置之所以找不到,一是因为胡适的学问,二是因为胡适的道德.“我们于哀悼震撼之余,应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胡先生毕生所倡导的自由的精神,科学怀疑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如果胡先生所倡导的精神态度,能够继续努力加以推进,则胡先生虽死犹生,千千万万的人,都可说是胡先生的了.”

梁实秋和胡适相比,自有高下,梁实秋认同其高,遵从其高,并为其高奔走呼号.他不愧是胡适的好学生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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