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

在经典问题被争论得火热的时候,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著作《西方正典》的出版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布鲁姆在书中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筛选了二十六位作家作为西方“正典”的代表.这本书又可以看做对他的“审美自主性”观点的一份实践性分析报告,本文就是针对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进行探讨.

一、布鲁姆的生平和主要研究方向

布鲁姆教授1930年出生于纽约,在康奈尔大学师从艾布拉姆斯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并取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现为耶鲁大学人文中心终身教授和纽约大学英文系的终身教授.布鲁姆著作颇丰,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纵观其一生的研究进程,涉猎广泛,大体可以界定为四个阶段:早期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对抗式批评阶段、对宗教和《圣经》的研究以及重新审视西方正典的阶段.
主要著作包括:《雪莱的神话创造》、《虚构导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阅读》、《布莱克的启示:诗歌讨论研究》、《叶芝》、《塔中鸣钟者:浪漫主义传统研究》、《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卡巴拉和批评》、《诗歌与压抑:从布莱克到斯蒂文斯的修正论》、《冲突:迈向修正主义理论》、《J的书》、《美国宗教》、《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天才》.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吴琼译的《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这本书收录的14篇文章分别出自他的7部著作,可以说是布鲁姆的一个自选集.所以到目前为止,国内能够看到的布鲁姆的中文译本著作一共有四本,分别是《西方正典》、《误读图书》、《影响的焦虑》和《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他的文学思想很丰富,早年主要从事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曾经对叶芝、斯蒂文斯等诗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总体说来,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诗歌、宗教和理论批评,这些可以从他出版的著作看出来.而他的文学思想主要包含:审美自主性、影响的焦虑、创造性误读、内在互文性等等.本文则主要对他的文学经典观进行阐释.

二、《西方正典》中有关“经典”问题的思想研究

近来国内有关布鲁姆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文章也渐渐多了起来,浙江工业大学的罗杰鹦就有人文社科项目“布鲁姆与耶鲁学派异同比较”,相继发表了阶段性研究成果,硕士论文以及博士论文写作的研究对象也出现了布鲁姆的影子,例如吉林大学吴双的硕士学位论文《西方正典――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经典文学体系》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阎景娟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学经典论争面面观》等.而对布鲁姆的思想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审美”思想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重要著作《西方正典》中.经典问题,是理论界一个很显著的争论焦点.经典的确立,本身就带有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和淘汰取舍的力量.因为对于什么是经典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点的交锋,而是它牵涉到我们的民族到底应该传承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的重大问题,所以无论是政府部门、教育机构还是专家学者等等,都非常的关注这个问题.经典的背后不但隐含着一种明显的权力的争夺,而且关系着民族特性的传承,这就是经典问题如此受重视的原因.而布鲁姆在经典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又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哈罗德布鲁姆有关西方文学经典的观点主要针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而发,他立足于西方古典文艺观念,明确提出了“审美自主性”的原则,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等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等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①这些是构成一部经典作品的必要条件,所以他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界定,而对于作品中描写的道德行为却并不是很在意.他认为“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②在布鲁姆看来,因为人生长度有限,一个人一生中的阅读量也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最值得阅读和品味的书,这就是我们要遴选经典文学作品的理由.而这些文学作品的阅读,对于一个人的道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作品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所以,他秉承西方古典主义的观点,认为精致的措辞和韵律,行文的典雅和丰富的想象力是一部经典作品所具备的特质.并且布鲁姆认为“除了表现普遍的自然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长久的取悦众人”.③布鲁姆不但精确地说明了莎士比亚作品的过人之处,他更是说出了他心目中伟大作品的真谛.表现普遍的自然,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趣味,或者叫做美学倾向,我们现在仍然视某些东西为经典,就是因为我们与以往经典被确立的那个年代具有相似的心灵上的关怀.而经典作品就是要表现出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相似的关怀或者叫做“终结的焦虑”,在这表现之中又能展现出作家独特的原创性和超越特质.布鲁姆在对约翰逊博士进行批评的时候这样说道:“也许,最适合约翰逊的称号是文学与生活的经验性批评家.约翰逊比其他批评家高明的是,他表明了自我是惟一的方法”.④他认为作为一个批评家而言,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换成作家的角度来讲,作为后来者的作家,一心想要超越前辈诗人,这种后来者的焦虑是每一个优秀的自我都必须具备的.但并不是每一个自我都能够脱颖而出,也不是每一次对前辈诗人的冲击都能够被历史记住.自我是重要的,而优秀的自我才是可以出众的砝码,而在布鲁姆这里,如果这个优秀的自我带有新奇和陌生性,带有触动人心的深刻,具有他人不具备的生机感,而不是怪诞的,荒谬的.这种陌生性一旦打动你,就会被接受者接受和欣赏,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就是经典的.所以布鲁姆说到,“西方正典之存在正是为了设置限制,以建立一个既非政治又非道德的衡量标准”,⑤其实不然.
布鲁姆的这种立足于西方古典文艺观的经典观又是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背景的.就像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时间过去了近40年,当再次面对文学经典建构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影响.意识形态象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文学经典的建构.”⑥但是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与开篇 中布鲁姆说道:“‘审美价值’常常被视为康德的一个观念而不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我在一生的阅读中却从未有过如此的经验.不过,如今学界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那些所谓的文化战争与我无涉,我对当前低劣状况的直陈将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里表述”.⑦其实他所言的与文化战争无涉是靠不住的.就算他并没有主动参与到文化战争的洪流中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人的价值判断是无法与社会意识形态断然无关的.《西方正典》对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布鲁姆式的解读和分析,“并试图辨析使这些作家跻身于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所选作家的理由是他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⑧但是无疑,我们从布鲁姆的行文中就可以判断,他的立场与美国社会所进行的文化战争是有着无法撇清的联系的.
文化战争的含义非常丰富,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其进行讨论,它不仅仅是伊格尔顿意义上的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一种政治问题,更深层次地代表着权力的争夺.而美国当代的文化战争,起源于多元文化之争,其间夹杂着不同民族和身份的声音,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这种争论其实也是有历史近因的.上个世纪60年始,经过一系列的更迭变化美国学界内重视文本批评和审美特性的方法变得不那么受重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兴起,多元文化要求种族、性别、宗教的平等,更加渴望美国社会的进程,而越南战争的结束和里根总统的上台,使得文化保守派占了先锋.于是美国当代的文化战争就此开始.教育部以及专家学者都对这次文化战争投入了力量,而布鲁姆则是这场战争中的一员,很显然,他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阵营中的,并且他并不象他所言的那样是一位孤独的呐喊者.至此,我们不但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了布鲁姆经典观的社会背景,也多少了解了他的文学经典观的内涵.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⑦、⑧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⑥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05.3.

注:本文系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支持计划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立项批准号200802001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