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大学学费的三个代价

经济学家茅于轼“大学学费应该提高”的发言呼应了更早些时候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言论,同时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高校中穷孩子的比例只占10％到20％,如果降低高校学费,那就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便车.
经济学研究需要基本的假定,如果大前提错误,那么,研究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就笔者所调查的数据来看,高等院校中感受到学费压力的学生占80％以上,而需要四处筹措学费甚至需要贷款的学生占到30％以上,只有极少数家庭可以从容地支付大学的学费.换句话说,现在大学学费之高,已经让许多普通家庭感到为难.少数经济学家既没有明确穷人的概念,同时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提高学费的主张,只能是误人子弟.
提高学费的第一个代价是,高等院校中“富人”的孩子越来越多,许多“穷人”的孩子面对高昂的学费,可能根本无法进入大学校门,教育公平无从谈起.在倡导高等教育平民化的今天,只有不断减少学费,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才能实现教育公平.
提高学费的第二个代价是,严重损害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从制度设计本身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学费然后进行补贴的方式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但制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制度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中所包含的交易费用.如果不能准确区分穷人和富人,不能对制度实施中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实施控制,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从理论上来说,富裕起来的人的孩子,不是富人,贫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穷人.在受教育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平等的.富裕起来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在接受教育这个问题上,他们应当与穷人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权利.如果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愿正视,只能说明这些人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有问题.毕竟,实现教育公平,首先应该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提高学费的第三个代价是,中国社会的分层会更加严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遵循着高投入、高收入、高消费的发展模式.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许多发达国家十分有效,可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低通胀的经济发展政策,既不能长期维持外向型的贸易体制(因为这样做会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抵制),也不能实行完全开放的金融汇率政策(因为中国尚未掌握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的定价权),大学学费提高只会固化社会的分层,继续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
所以,中国必须在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逐步降低服务包括高等教育服务,寻求一种相对低投入、低收入、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从当今世界各国教育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初等教育阶段,实行免费教育是各国的基本国策.在高等教育阶段,可以实行市场化营销,通过机构办学,增加国内经济的增长点.但必须指出的是,凡是实行教育产业化的国家,其教育结构都是十分独特的.政府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必须优先满国公民基本的高等教育需要,而私人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也必须提供充足的奖学金吸引优秀的考生.现在越来越多的著名私立教育机构,也通过提高教育机构自身的信托经营能力,逐步减少教育收费,以确保教育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绝大部分属于国有,从实现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角度出发,更应该逐步减少高等院校的学费,以满足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