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四川彝族文学从民间口承的单一形式逐步转向纸质与网络并存的多元创造,无论是有传统优势的诗歌,还是近现代才发展起来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了一定的演变和开拓,可谓全面开花,呈现出持续、强劲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彝族文学又有了大踏步的飞跃,老中青三代彝族作家、诗人创作日趋旺胜,“80后”也不甘示弱,给当下彝族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一、地方性知识的掘进与并用
面对民族传统文化消逝和异化程度不断扩大和加速,四川境内彝族作家、诗人更深切地体会到守护和记录本族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的紧迫性和责任感,进而从原始文献的资料库和民间艺人的记忆库中挖掘潜藏着的有价值的题材,尽量给受众提供富有经验性或启示性的“厚重”的文本.这种努力,我们可以从《厚墙裂痕》、《杉烧雪葬》、《高原上的土豆》、《五月的蓝》,以及《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吉狄马加的诗》、《阿库乌雾诗歌选》、《马德清诗歌选》、《倮伍拉且诗歌选》、《阿苏越尔诗选》等文本中看出新的格局和动态,它们为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地方性知识.
马德清的长篇小说《厚墙裂痕》采用全知全能式的“实录”来演绎史实,描写了神秘的奴隶制度社会形态和生活风貌,叙述了奴隶制社会条件下族群的人生境遇和生命历程,再现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从盛到衰的过程,展示了浓郁的凉山彝族风土人情和文化要义.“厚墙”裂痕的产生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新旧两种文化的冲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渴望自由、争取自由的和行为越来越强烈,以至使封闭森严的社会逐渐被自由开放的社会所取代.而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族文化是引发民族历史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厚墙裂痕》中蕴涵着丰富的本土文化知识,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如文本中涉及到的火把节、彝族年习俗,彝族人的等级分化和隶属关系,黑彝、白彝的由来,民间音乐、民间法律,原始宗教,各种传统规矩等,都是一方特有的地域性知识,颇具异质性.
马方久、勒乌伍列的长篇小说《杉烧雪葬》以冷静客观的立场和丰富的想像,生动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凉山彝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这是一部血泪悲壮的传奇史,它展示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衰落和抗争历程,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贫困与反贫困,掠夺与反掠夺,族群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征战,导致民族生存的危机.文本通过对历史的描述与还原,探究特定时代背景下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用他者的眼光来叙述民族苦难史,发现历史文化的活力和尊严,提供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如土司时代的社会格局和生存处境的,红雪化成十二支的生命起源观的概述,藤桥和土司衙门的描写,《指路歌》的运用等都无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同时传承了本土文化知识.
俄尼牧莎斯加的诗集《高原上的土豆》采用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对彝族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图腾意识、宗教心理和审美旨趣进行了诗意描摹,发掘出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如《米市拉达》、《雪山阿嘎勒莫》、《娲子拉乌》等诗篇不仅是对彝寨风情的描绘,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一批母语地名词群,表达了彝族人特有的生存观和价值观.《土豆圆根》、《三个锅桩》、《鸠毕络肆》、《束帕峨贴》、《阿妈的羊皮袄》等诗篇也从一些简单实物的抒写中,勾勒了彝乡独特的生活画面和丰富的地域知识,如从《阿妈的羊皮袄》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原生与创造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深度尴尬,以及一个勤劳善良、永远向往自由的民族的艰难跋涉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既是对优秀本土文化知识消失的担忧,又是对文化趋同时代求异思维的真诚呼唤.
阿苏越尔的诗集《阿苏越尔诗选》采用质朴的民间话语,表达着对人生的感悟、对民族生存境况的关切、对民族文化变革发展的深层忧思,从而不断建构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雪山文化精神.诗人在《四季从冬天开始》（代后记）指出：“我喋喋不休地赞美的也不是冬天本身,而是人生苦难的际遇里的一种幡然醒悟,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在艰难抉择中的文化抽搐.”显然,只有对本土文化有深刻的感悟才会有这样一种超然的理念.
诗人发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挖掘地域中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地域诗歌写作”,如《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十二个母题组成的山脉》、《七条同一方向的河》等诗篇就是发星正走向方向性的写作范本,也是一种诗歌的探索方式.它将野性文化资源符号潜存于现代文化中得以延续其个性的生命.而霁虹的诗集《大地的影子》及沙马的诗歌《彝人十月太阳历》、《仿佛夜里的灯在梦魇中哭泣》等用“人类学诗学”的创作方法去书写“地方性知识”,展示了强烈的乡土地域文明和浓厚的民俗文化特色.
鲁娟作为“80后”彝族新生代诗人的代表,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其诗集《五月的蓝》写得轻逸而唯美,至真而天然,极富韵律和节奏感,其诗的语义性和音乐性能融合无间,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感,又有浓重的本土文化特性和后现代主义色彩.“她的每一首诗都从不同侧面表达着自己对母语世界深深的体味、洞察、眷念与反思的诗歌美学追求”①；“她试图在自觉地用汉语诗歌写作或本民族语言文化命运的汉语化叙事来进一步挖掘、抢救、保护和开发彝民族诗性历史、诗化思维与诗意人生同构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要义,以实现母语文化危机时代新的人文精神的探索和母语生命的深刻转写的文化使命.”②
二、文学人类学的尝试与实践
在新世纪四川彝族文学中,一些文本也站在文学人类学的高度,开始关注文化身份和人文,正确识别文化差异性,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文化,探讨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命题,建构含纳民族特质和时代气息的文化传统.阿库乌雾的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述》是阐释人类学与美学人类学的结合体,一方面,尝试着用跨国界视野来追寻美洲古昔文明的荣光,另一方面,自然地用比较诗学来猜想和解读印第安文化.诗人对原住民文明的考察没有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和轻视,而是以人类学者的视野来看待远古印第安族群的跨文明,为发现原生文化的光芒作出了努力.
然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西南原生态文化遭遇种种历险,诗人又深切意识到“我们只能再次高举神巫的大纛,再次高喊惊天动地的巫唱,再次冒着被周遭稀奇古怪的文明耻笑的危险”（《云雾中的经诵》）,接连写下了《青烟是一棵通天树》、《神扇上有一滴殷红的血》、《祖先在上》、《仪式与面塑身上的咒语》、《送灵仪式上空的纸幡》、《经书中的异体字》、《水之巫》、《火之巫》等宗教人类学系列散文诗,从而深度触摸和忠诚记录着彝族毕摩文化,表现了彝族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感情,自觉建构了宗教与人类学互动的现实语境和诗美品格. “这种复归原始则意味着找回已经失落已久的诗性智慧的美妙世界,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原初亲缘关系”③.其中的巫术仪式揭示了原始纯朴的人性,折射着彝族人崇拜祖先信仰鬼神的宗教观念,体现了彝族人的原始思维方式和情感心态,显示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在反思与建构书写文明的人的生命体验时特有的价值倾向.
吉胡阿莎的自传体小说《吉胡阿莎――我要做我想做的一切》以文学人类学的书写规程和叙述模式,真实记录了自身复杂的传奇经历和多变的人生轨迹,传达了一个女性非同寻常的世界性眼光和宽容的心态,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多元的对比与对照使其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跨国际的文化背景,她始终能够以更为开阔的眼界,更为开放的思想来正确对待他者的文化价值.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是彝族女性追求进步与自由的过程,感应出走与回归的往复.她从小生活在凉山彝族地区,又长期在外面求学、探险、生活,受到多重文化的熏陶或遭遇跨文化的种种历险.她的天性是勇敢的独立的彝族新女性的代表,特别具有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的反叛精神.面临长江漂流之中难以避免的凶险、冷酷、死亡,她并没有退缩,而是越战越勇,不断冲过了“不可逾越”的通天河、虎跳峡和老君滩,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长漂第一女勇士”.她在国内上大学,在国外出书、定居、做房地产商、制片人、旅行家,周游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感受了浪漫而忧伤的英美式的爱情婚姻的经历后,摆脱了爱恨交加的困境,再次回到凉山的怀抱,复归于平淡的新生活.面对丈夫的背叛、贪婪和阴谋,吉胡阿莎也一度想以其人之道还其治人之身,但有着多重文化身份与经历的她,最终还是沉着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自己心爱的两个女儿和苦心经营积攒下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前夫,自己却孤身一人又重新回到了生养她的故土.她的冷静与睿智是自我拯救的法宝和精神胜利的武器.这种跨文化跨族别写作的意识,使其对人性、金钱、名声、地位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而重新燃烧起生命的,找寻失去的本土文化根性,探求人生的理想境界.
贾瓦盘加的母语长篇小说《火魂》对现代生活的书写,现代彝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是及时的,也是透彻的.因而,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小说主要描写新时期一位像火把一样光明工作的彝人县委书记――主人公沙玛木呷.在他短短的几年任职中,沙玛木呷书记不追逐名利,始终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点点滴滴都从群众关心的焦点热点做起.回家探亲他坐班车、车祸现场有他的身影、抓捕歹徒现场有他、勘察资源他带头、劳作群中他默默滴汗,群众疾苦面前他泪流满面,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火把书记.因为他像火把一样照亮别人外,从未为自己的私利谋过一分利.彝人崇火,因此彝汉群众都敬称他为火魂.他对贪污腐化行为横眉冷对,对群众的生活疾苦呕心沥血,最后他双手血肉模糊地倒在了抢救将要被洪水冲毁的万亩良田的救灾现场.他被送往省城治病的夜途中群众打着火把自发来送行.车内昏迷不醒的沙玛木呷,头枕着九岁儿子的小手,泪不断地从他的脸庞上滚落.车渐渐地从山岭县群众的眼中消失时,人们哭泣出了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火把书记再也回不来了,他得的是胃癌.这是小说的结尾,也是的起落.整篇小说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和生命的原力,并把人放置在动态的社会中裸呈人的本真和敞亮人的灵魂,具有普遍的人类学意义.
此外,吴琪拉达的诗文凝聚了作家对人性、人情和生命的诗性感悟和智慧,是能够给后人启迪和传承的读物.马德清的散文虽然有民族历史的兴衰荣辱和个人成长的苦乐酸甜,但自己一直用一种不断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指导着自己的为人、为文,体现出了对民族、人类的一种人文精神的关怀和思考,将民族、历史、文化和个人的生命理念统一在一个中间状态的清醒坐标点④.还有沈文贵的系列短篇小说《城市彝人之拾荒者》、《城市彝人之流浪者》、《城市彝人之》等更以人类学的眼光去贴近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即聚焦在城市中捡破烂为生的彝人,刻画他们的生存处境和内心世界,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唤人性的关爱和均衡的教育.
三、根性文化的反思与建构
在表现根性（母性）文化题材时,彝族作家的性别意识差异较为明显,似乎女性作家对自我性别意识更加关注,而男性作家却相对热衷于异性的依恋和幻想,主动参与到根性文化的反思与建构的行列之中,呈现了外部眼光的另一面.女诗人鲁娟的女性题材作品包含了她对母性文化的理性反思与深度建构,还有对新的诗美风格的追求和倡导.
女作家阿蕾一直倾力乡土题材,关注女性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命运,从女性视角的镜像去发现根性文化的优劣,探索异质性文化的建构.她从故乡获得的不仅是独特的生活内容,故乡,塑造了她最初的人格和对自然的感受力,乃至于后来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都与生养她的土地有关.《放猪娃的伊甸国》、《我的山村小学》、《外婆》、《干亲家》等散文篇什,逼真地保留童年生活的原生形态原初感受,并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审视与观照逝水流年,读来朴实、自然、真纯,真善美的情愫流溢在抒写彝乡的人物画和风俗画中.
就母性题材而言,男性作家的文本要大气、豪放和厚重一些.时长日黑的母语散文集《荞花魂》和俄尼牧莎斯加的诗集《女妖》便是例证.《荞花魂》不仅开创了彝族母语散文的先河,而且在沉思彝族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对根性文化的原型意象、抒情主题进行了展演与重构.作家以饱满的,朴实的语言,多元的形式,描写了彝乡浓郁的风土人情,倾诉了对故乡和族群的深情怀念,包含了丰瞻的人生意蕴和审美内涵.
《女妖》则是从人类学的视野,洞察、思考彝族根性文化的溯源、变异、重构和发展,潜藏着深邃的意象和睿智的思想光芒.诗人以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眼界,从内心世界进行自我解剖,重新发现禁锢着人们思维定式的传统观念的症结.在文化变迁中,彝族文化不能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甚至受到强势文化的冲击,面临更多的挑战.因而,“女妖”这一代表女性价值的独特的经典文化意象,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美丽的梦幻”,更是“美丽的忧伤”.这种前瞻性的先锋意识和现代审美视角,对于重构彝族文化指明了方向,从而使其文本更富有崭新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
还有一些从四川走出去的彝族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中依然从民族文化记忆中寻找创作灵感.比如吉狄马加就是从大凉山走出去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他的诗根植于彝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兼具世界性眼光和人类学意义.他的近作《吉狄马加的诗》、《时间》等,以多维度的思维方法和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书写人类文化记忆,思索生命存在价值,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邃的文化意蕴,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他的诗不仅能震撼人心,而且不断引领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走向,并确立了彝族汉语新诗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的四川彝族文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其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加丰富,个性化、自由化的创作倾向更加凸显.各类文体都不再受单一民族情感和文化自恋į 40;束缚,而是以多元化的方式书写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并始终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审视和关注带有普遍性的本土知识和族群的活动规律,深入探求人性本真的光芒和文化生态的原色,为续写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责任编辑杨玉梅
①②阿库乌雾：《穿越于汉语和母语之间的诗歌天使》,转引自鲁娟诗集《五月的蓝》,（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年版）,第4页,第6页.
③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④王菊：《泪与笑：生命的逗号》,《西昌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