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文学和语言虽然是学术紧邻,同处于一个大学科之中,但是长期以来,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各司其职,各行其是,互不相扰,甚至于在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为雷池.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正常.汉语言文学既然长期以来合成一个大学科,则可说明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彼此分割是不合适的.在学术文化历史上,既研究甚至创作文学,又治语言学的学者并不罕见,影响大的有王力、方光焘等.当代学界也有语言学和文学两种学问兼治的学人,我所知道的就有王希杰教授和程祥徽教授等.本文涉及的朱寿桐教授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不研究语言学,但在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常常关涉语言学的许多问题,有些甚至是较为尖端的学术问题,而且这些语言学问题的思考又能够显示出他自己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出于语言学的背景,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论著洋溢着相对充沛的语言创新的热忱,不自觉地为当代文化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语料现象.
一
朱寿桐教授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于1983年,1985年在《文学评论》刊载《论田汉早期剧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一文,标志着其在文学评论界开始崭露头角.30年来,他的文学研究写作的学术成就究竟如何,这是我难以置评的,但他在这类写作中显示出的语言特性则给人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显然,他比别人更重视文学评论的语言之美,虽然不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咬文嚼字或故作惊人之语,但他讲究、追求文学批评语言的诗意美、结构美和建筑美,这使得他在普遍不十分在意文字语言表述的文学批评界显露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他一贯认为,“出色的文学批评充满着批评家的聪明和感悟,充满着富于的笔墨并给人以灵性的享乐或精神的愉悦”,因此,文学批评的写作“需要才力和悟性,它应能引领读者的灵魂,向一个更加美好、完善的方位进行文学伸展运动.甚至,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大可以成为读者欣赏的对象,让人从中感到一种美、一种抒情,读精彩的文学批评就像读好的抒情散文一样”.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特别推崇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勃氏的《十九主流》“文笔非常优美,加上中文翻译的精彩表达,使它成为一种完美的批评文本”.
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他却曾花费较多功夫钻研《十九主流》,写成了《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主流）导引》一书,此书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他多次被邀请赴欧洲和丹麦进行学术交流.
勃兰兑斯写作文学批评论文像抒情散文一样优美,这给朱寿桐以深深的启发,也给他以一定的打动与鼓励.他是一个热衷于散文写作的批评者,经常在报刊发表散文作品,以至于王蒙先生称其为“成熟的散文家”.散文笔法的优美常常让他的文学评论文章充满诗意,给人一种特别浓烈的语言美感.要知道,在文学批评中能够给人这样的语言美感的文章是不多见的.例如,他这样描述《当代诗坛》的一群诗人及他们的文学追求：
无论这些诗人来自何处,无论他们原有的诗歌风格如何,也无论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存有如何的差异,当他们集结到《当代诗坛》,他们就好像践行了一个诗性的约定,非常自然地打破了时代、地域、风格和习惯的阈限,以一种类似的歌喉吟唱着彼此认同的圆润,以一种相近的情怀弹奏着脉脉相通的清商.在这样的诗学世界,他们徜徉于汉字隽语的江湖,相忘于兄弟倾轧的庙堂,轻渺大洋的阻断,傲视山海的雄阔,那一份轻捷自由实在难得,那一种情绪的沉醉缀合为共同的充满诗性的梦.这梦的语言外壳便是这批人谁也离不开并且谁都爱不择口的汉语,这梦的灵魂便是洋溢着汉语之美和中华文化之韵致的诗情诗性.
这段文字属于文学批评中应有的理性判断,但是它非常具体形象,饱含着情感,采用一种并不平淡和凡俗的文字,讲述着文学理论界应该属于司空见惯的道理.这样的诗意之美的文字表述是通过语言的讲求和锤炼完成的,因此,他善于通过语言的锤炼表现出文学批评的诗意美.
有的时候,他还有意在文学批评的文字中插入散文化的自我表达,这就更强化了这样的语言风格.他经常将人生的感叹,学术的甘苦放在谈论文学研究的评论中,浑然一体,让人觉得既在评文学,又在品人生；既是一种论文,也是一篇散文.朱寿桐教授的文学批评论文常常如此,他陆续写出的十多篇序文更是这样.读他的序文,既觉得他在谈论学术,谈论文学,又在谈论世情,谈论人生的境界,是一种很独特的混合文体,其实也是他尽可能展示文学批评的语言灵活和文字优美的风格体现.
朱寿桐教授的批评文字不仅语言具有诗意的美,而且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这样的表现来自于理论思维的严谨与缜密,例如他在一篇论文中这样论述文学的批评本体：
关于文学的批评本体的认定至少在萨特那里会得到明确的呈现,这位“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兼有“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气质,他在整个西方哲学界、文学界的巨大影响使得他的后继者德里达拿出了足够的理论勇气来消解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同时将几乎一切文本都看成是“文学”文本.
很明显,这是一种有翻译体语言特性的理论阐述,但与所谓食洋不化没有关系,因为其中的逻辑关系的复杂性必须通过这样的复杂句式才能表述清楚.在上述引文中,作者为了将理论关系说清楚,在短短的四个停顿中设置了三次主语的转换,从潜在主语“我们”或“我”,到显在主语萨特,再到整个句段的逻辑主语德里达,每一次被转换的主语都在上一句终充任语句的重要成分.因此,是这种必要的主语转换使得这段文字具有鲜明的翻译语气.这样的翻译体语言在严密的逻辑性和严整的理论性上显示出良好的结构力和表现力.
批评文字的结构美除了缜密的逻辑性和较强的理论性而外,更主要的是表现的力度加强,还有就是文字的不落俗套,不至于过于平淡.文学批评文字同文学创作文字一样,一般不应追求语言的过于新奇,平朴、平实向来都是语言风格叙述的褒义词.但是,平朴、平实不等于平淡,文学批评本来就是抽象的理论和议论,如果语言再任其平淡,那文章就会如白开水一样没有滋味.因此,通过增强语句的结构力的方式使得语言体现出别致甚至精彩的风格,这是文学批评文章靠得住的语言策略.虽然不能说朱寿桐教授就有这样明确的语言策略,但他的文字和语言特色显示了这方面的内容.他的文学批评语言追求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很少使用“是等的”这样的句型,即便是判断句式,也经常回避“的”字句,他甚至很少使用“的”字结构,这样,在行文方面可能会显得有些过于刚性,语气缺少委婉,然而却相当有力度,有杀伐决断的气魄.这是注重结构美的语言策略所形成的强势的批评风格.在 上述引用的两三段文字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朱寿桐教授是一个很注意语言表述的建筑美的写作者.语言的建筑美就是讲究语言的句式匀齐与参差的和谐.他不回避“以一种类似的歌喉吟唱着彼此认同的圆润,以一种相近的情怀弹奏着脉脉相通的清商”；说他们“徜徉于汉字隽语的江湖,相忘于兄弟倾轧的庙堂,轻渺大洋的阻断,傲视山海的雄阔”等,可谓信手拈来,自然得体.但更多的时候,他更善于打破这样的整饬语式,以长短交叉、错落有致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理念和批评意见.一般来说,他比较擅长于长句,但他的长句除了体现文学批评表述的严谨缜密外,还常常体现出一种理论表达的气势之美.在第三个文化中心论中,朱寿桐教授这样表达对四川人“盆地意识”的理论概括：“所谓盆地意识,本来是指处在群山环抱的封闭性自然条件下人们长期形成的适应封闭的保守心态,多似小国寡民的故步自封.然而,这样的理解并不适合于已经开放了的四川盆地.在外来信息传入之后,处在闭塞状态下的四川人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盆地的封闭和偏僻,于是反而激起对于外面世界的精彩和开放的向往,于是反而对于外面的潮流趋之若鹜的步趋.”这个句群中,其主导作用的是长句,但这些长句并不生硬,围绕着语言表达的严密、精确和辩证展开,显示出一种批评者判断力的气势.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长句中经常夹杂着短句与停顿,形成一种节奏,从而使得批评语言体现出明显的建筑美、节奏美和句式参差.
文学本来是美学的范畴.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则处身其中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应该表现出语言的美感.如何在文学研究型的文字中表现出语言的美感,不同的文艺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或者心得.朱寿桐教授在这方面好像没有表述过自己的感受与心得,但是从他的语言风格以及批评风格中,我们能够总结出诗意美、结构美和建筑美的特色,至少也是他在文学批评语言方面一种不自觉的努力目标.
二
除了散文式的议论进入他的批评文字,朱寿桐教授在写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文章的时候,很少用第一人称“我”作主语.这不仅需要足够的语言锤炼功夫,还需要相应的当然也是科学的文学研究观念和语言运用观念作为支撑.他的文学批评语言风格独特,而且经常富于创意,这些都与他特有的文学研究观念和语言运用观念相关.
在力图区分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时候,朱寿桐教授指出：“文学的学术研究的论文必须要以事实形态,以共有的立场,以通行语气说话.既然学术研究的论文是以客观的态度,公理的形态,公共的形态,普遍的原理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必须尽量回避第一人称,如‘我以为’‘我认为’‘笔者以为’,等等.学术研究论文的观点应是以综合的研究推导出来的,要求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代表着史实、公理和普遍的姿态说话,而不应该以主观的态度出现,因为它已经不再属于个人,只有属于史实,属于普遍的原理,这样才更有说服力,更有分量.学术研究的‘我’应该湮灭在普遍真理的探寻中,消歇在普遍的历史史实的寻觅之中,融入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之中.”这样的话作为一般性原则显然失之于绝对化,但作为一种语言策略,确实可以观察到朱寿桐教授的语言风格,他不仅很少使用“我认为”“我以为”等,而且也很少用“我”作为主语进行学术阐述和文学批评,他的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的学术研究的学理表述常常以“公理”的姿态出现,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文字在语言表述上具有一种普遍性的风范和超越性的气势.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文学语言效果,实在是得益于他自己独特的文学学术观念和文学批评语言观.
朱寿桐在文学研究领域充沛着理论创新的锐气,这样的创新锐气在文学语言的运用方面也有所体现,特别是,他从不回避对于文学理论观念的创新型表达.30年来,他用于表述自己的观点,用于运用自己的概念和术语,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概念和新术语.他的第一篇论文《从鲁迅小说中的少儿看其幼者本位思想》,根据鲁迅的文意创新型地使用了“幼者本位”的命题.在他前期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一书中,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并运用了“情绪表现”的关键命题,而且提出了关于“反向契合”的理论,即一定的文学主体如果偏执地反对某种文学现象,则他必然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地“契合”他所反对的这种现象.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它的创新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他新近推出的《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一书中,他同样按照这一思路分析林语堂与白璧德的关系,认为文学和文化中存在着越是相近的观点越容易相互警惕、相互防范,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以邻为壑”,他在书中称其为“精神邻壑”现象.应该说,从他1980年代初期总结出来的“反向契合”到他近些年提出来的“精神邻壑”现象,反映了他善于捕捉出人意料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并敢于运用区别性强的语言加以表述,同时在思路和思维方法上一脉相承且不断完善,由此体现出他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创新性的努力.
朱寿桐教授在文学批评词汇上的创新,其目的和意义并不单单表现为词汇的开拓性；因为他的词汇创新从来都带着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带着一种概念性的陈述.因此,光从词汇学意义上理解他的文学批评的创新性就显得过于狭窄.他的词汇创新实际上是理论创新、概念创新,带来的是与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密切相关的学术创新的新思维,至少是新思路.在他的博士论文《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他非常醒目地提出了,在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尚存在着“绅士文化”的文化现象.这样的命题与他在2010年出版的《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中提出的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尚存在着“意念理性”的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进入澳门之后,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澳门文学的学术评论,其中《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中别出心裁地、形象生动地提出了新移民文化的“文化气根”现象,表明澳门的新移民在文学中表现了澳门文化,但这样的文化是显露在外部的现象,就如同南国榕树上飘在空中的气根一样,没有泥土的深度,谁都看得很清楚.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将澳门文化命名为东方城邦文化.所有这些新概念都向学术界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路,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挑战性.朱寿桐教授还是鲁迅研究专家,在鲁迅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索的学术命题.2005年,他在《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精神资源意义》一书中,绕开了鲁迅学的敏感话题,独辟蹊径地提出“ ;鲁迅传统”的概念,与他本世纪初率先提出的“新文学传统”命题相呼应.他认为鲁迅的价值是为现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精神资源,这种资源性的东西意味着,人们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你无法真正绕开它,更无法真正离开它.近些年,他还在对鲁迅的深入研究中得出了鲁迅的杂文写作同样属于文学,但是文学的批评本体写作,与文学的创作本体是一种相对关系.最近,他还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鲁迅的“文学存在”的命题.这些命题不仅对于鲁迅研究,也包括对于文学批评甚至语言学的研究,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著有《朱寿桐论戏剧》,作为戏剧研究方面有影响的专家,朱寿桐近期还致力于戏剧本质的探讨,并响亮地提出了戏剧本质的奥秘在于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合理炫张之说.相信这种“合理炫张”说将会造成较长时间的学术影响.此外,他还通过郭沫若的创作总结出了“空域背景”对于写作者的重要性.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比较关注一个作家的时代背景,但对于空间背景（朱寿桐考虑到“空间”一词常常忽略了地域性的存在,所以倾向于用“空域背景”,然而“空域”一词似乎与航天事业有着优先的联系,所以究竟合适与否,还另当别论）却相对忽略.其实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自身当时处于什么地域,他将自己的故事或者情感想象在哪个特别的地域,这两个地域之间的空间差异对于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无论如何,这样的理论是值得深思的,不管用“空间背景”或者“空域背景”本身有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这是语言学界和文学研究界都会承认的一种共识.朱寿桐教授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语汇创新,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学术创新的思维动态,很值得关注和研究.他创造了数量较多而且含有一定学术质量的新语汇、新词汇和新概念,这样的创造都是出于他的学术创新的愿望以及相应的学术思维的要求.
三
近些年,朱寿桐教授热衷于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一系列成果.这不仅体现在他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和《汉语新文学倡言》两本专书中,还体现在分别由《文艺争鸣》《文艺报》《学术研究》《福建论坛》等杂志陆续发起的汉语新文学专题栏目讨论中.我要说的是,这样的理论创新包含着文学批评中难能可贵的语言意识,它说明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对于语言学的高度关涉性.
汉语新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语言因素,而语言因素恰恰是原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较为忽略的.其实,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中的最重要因素都与语言有关.从语言角度界定文学和文学史,是汉语新文学概念最富于冲击力的学术成分,也是朱寿桐教授近些年学术贡献最有新意的地方.
文学的许多震撼人心的力量来自于语言,文学的语言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文学的修饰,甚至也不是文学的表达符号,而是文学生命体征的体现.语言作为文学表达的必然的途径,它体现了文学的生命,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研究,都无法贬低语言的作用.朱寿桐教授倡导汉语新文学,强调了现代汉语的文化意蕴,强调了汉语语言能够而且必然成为文学的生命形态.在此之前,人们往往一直沿用国家、区域来界定文学,因为人们头脑中有一种政治定式.朱寿桐对汉语新文学的倡导改变了这样的思维习惯,让人们的思路回到语言种类.一种语言往往意味着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思维倾向,现代汉语正体现着中国人,中国文化覆盖的所有地区的华人,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新文化背景）和共同的文化思维倾向,他们的文学应该超越于政治限制和地域限定,融合为一种汉语的语言文学.
从汉语来定位所有的新文学,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也包括海外华文文学,这使得一种叫作语言共同体的现代汉语文学整体得到了肯定.但由于“现代汉语”一词结构性太强,用“现代汉语文学”往往把文学误解为是现代汉语的一种附属产品,又由于“现代”的“汉语文学”应该包括现代历史阶段的传统样态的文学,如旧体诗词,现代文言文等,这些特殊的文体通常是新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所难以涉及的,因此,朱寿桐教授在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绪论中,明确提出以没有歧义的“汉语新文学”取代“现代汉语文学”,虽然早在2002年,他自己曾倾向于使用这样的概念.
朱寿桐教授对汉语新文学这一学术概念的信心,除了来自于自己缜密的学术推导,还来自于古代文学研究权威的自觉.程千帆先生和他的高足程章灿教授联合著有《程氏汉语文学史》,明确认为古代文学称为“中国文学”是不合适的,应该从语言的角度将其中的主体部分称为“汉语文学”.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学术支撑,说明用语言界定文学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学术趋势.
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来说,用语言界定一种文学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有效的,它的概括力和区别性都往往超过人们的预期.毫无疑问,英语文学比英国文学概括力更强,所包含的内涵也更大,同样的情形至少还适应于法语文学（之于法国文学）、德语文学（之于德国文学）、俄语文学（之于俄国文学）,当然,更适用于汉语文学（之于中国文学）.汉语新文学是汉语文学的革命性发展和突破性延伸,它的命名符合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学发展取向：以语言作为区别性的依据.
朱寿桐教授在他的汉语新文学倡导和论证中,运用了各种现代语言学知识,对语言学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他借用“语言社团”或“语言共同体”理论,阐述运用同一种语言就能形成文化认同感.他还敢于挑战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的对于所谓“语言决定论”的批判,认为文学的许多方面都取决于其赖以承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见识在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相当难得.
朱寿桐教授对语言的重视已经走出了当年胡适等先驱者重视文学语言的套路.胡适先生在倡导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的时候,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从平义的文化和进化论的文化里面肯定了白话文,忽略了白话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另一个是现代汉语要创造新文化、要表现新文学,但将现代汉语等于白话是错误的.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世纪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个白话文的小说,而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小说.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并坚持这种既离开了文言、又与白话拉开了距离的现代汉语的书面表达,这是胡适他们没有意识到的.虽然是现代汉语,但白话并不能登上文学的殿堂.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一直在设计一种既不同于文言、也不同于白话的“现代汉语”,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文学的“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在朱寿桐教授看来,这就是先驱者建构现代文学书面语的自觉,是汉语文学在这一时代最可贵的语言自觉,也是保障汉语文学能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保持自身特征和魅力的理论保证.从鲁迅这一现代文 学的顶峰解剖起,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汉语与汉语新文学的关系做如此有穿透力的解析,这表明,朱寿桐教授的学术建树中,语言因素的考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吴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