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

随着传教士来华、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殖民,西方儿童文学以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开始了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历程.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即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的变异过程,不仅是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旅行”、被改造的过程,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被选择、建构、阐释的过程.

一

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始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近代来华传教士译介了大量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如吉卜林的动物故事、伯内特的《秘密花园》等,不过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其对儿童文学译介的出发点在于传教,换言之儿童文学是易于民众接受、便于达成其传教意图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也就决定了传教士对译介作品的选择倾向性,主要是民间故事、儿童福音故事、基督教成长小说等.

《伊索寓言》是较早进入中国传播的西方儿童文学经典,其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典型地反映了传教士为译介主体阶段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特点.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在他携带的传教书籍中就有《伊索寓言》,以服务于其传达教义、教化民众的目的.“在这里不妨指出,当年耶稣会士自西欧来东方传教时,都带有《伊索寓言》一书,并经常引用其中的寓言作教诲、训诫之用.”这在法国史学家裴化行的《利玛窦传》中得到印证：“有位官员见了有这种画（指有宗教插图的读物）的一本关于救世主的小册子,爱之若狂,我（利玛窦）表示歉意：这是我教的书,不能送给他等他只好接受《伊索寓言》算了.”这里的《伊索寓言》还不是中文译本,而是当时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于1592年刊印的《伊索寓言》改写本.直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608年,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第一次将这部寓言翻译成汉语,当时把伊索的名字翻译成“扼（原字左为耳旁）琐伯”.书中翻译了《肚胀的狐狸》《两树木》《狮子和狐狸》等寓言.李之藻的序文中说：“乃西泰子近所著书十篇,与《天主实义》相近,义行于世.顾自命曰畸人,其言关切人道,大约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谨言苦志以裎身,绝欲广爱以通乎天裁；虽强半先圣贤所已言,而警喻博证,令人读之而迷者醒,贪者廉,傲者谦,妒者仁,悍者悌.”这有两层意思,第一,这些寓言被入选为译介的对象,是因为其与《天主实义》相近；第二,译介寓言的目的在于以比喻的方式达成道德训诫的目的.

在利玛窦之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也对《伊索寓言》进行了选译,如卷一的《伏傲篇》里就有《乌鸦和狐狸》等.1625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汉文版《伊索寓言》——《况义》,由法国金尼阁口述、中国张赓笔录,至此《伊索寓言》在中国正式成书.《况义》的成书过程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金尼阁是精通汉语的法国耶稣会士,执笔记录的张赓是一位忠诚的教民,该书的刻印在受洗入教的王徵家中.

作为《伊索寓言》的选译本,《况义》对篇目的择取从一个层面反映了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策略,即《况义》选用《伊索寓言》篇目有着自己的标准与倾向：符合基督教义,并在译介中进行适应中国文化的改变.“《况义》全书正编收二十二篇,补编收十六篇,共收寓言三十八篇.其绝大部分为《伊索寓言》,但补编前两篇为柳宗元的寓言,也有别的篇出处仍待查考.”周作人翻译的《全译伊索寓言集》有寓言358则,从数量上看《况义》选录的篇目仅为全本的十分之一.入选的篇目大多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如十四则讲述运盐的驴子的故事,“义曰：主命所加于尔,尔安承之.尔必以诈脱,主还将尔诈绳尔.”其劝诫安于天命、不抗争的导向与基督教义是吻合的,这也与谢懋明为该书写的《跋<况义>后》中说的“使读之者迁善远罪”的精神暗合.作为古希腊文学的经典,《伊索寓言》中涉及到神的寓言共有54篇,占全书故事的六分之一.如《牧牛人与赫拉克莱斯》《蜜蜂与宙斯》《宙斯与狐狸》《赫拉克莱斯与雅典娜》《两只袋》等,这些与宙斯、雅典娜等神密切相关的寓言,或反映了希腊诸神的特点与力量,或反映凡人对神的态度与观念.《况义》对这类涉及神的寓言择取的很少,仅有第三、第五则.笔者认为《况义》对涉神寓言的谨慎选择有着双重考虑.一方面,选择的作品要吻合其所传授的天主教思想,为此《况义》两则故事中的神是绝对的主宰,神庇佑有道德的人.《伊索寓言》中那些对神不敬、冒犯、欺诈的作品就被有意识地过滤了,如《打破神像的人》《赫耳美斯与雕像家》《旅人与赫耳美斯》等篇目.另一方面,这种考虑也是更好地契合中国读者的接受特点,因为在注重维系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统治,器重君臣关系的传统中国,必然不欢迎那些鼓动以下犯上的寓言.为此,这两则涉神寓言在文字表述上进行了变动,寓言中神灵的称谓不再是希腊诸神的名字,而是很具有中国传统的“天”“上帝”的称谓.

《况义》顺应中国文化接受的努力明显地体现在“义曰”,即每则寓言后都以“义曰”开头的按语,这些按语正是彰显选译者对寓意阐释立场和倾向的最好例证.如《北风与太阳》作为《伊索寓言》的经典篇目,历来备受儿童欢迎,并被改编成为动画片、图画书等多种艺术形式广泛传播.周作人译本中体现该寓言寓意的翻译为“这故事说明,劝说常比强迫更为有效”.《况义》中则为：“义曰：治人以刑,无如用德.”这种阐释无疑是顺应了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治国治人思想.《况义》中第一则寓言（周作人译本为《胃和脚》）的寓意引向了中国历来重视的君臣关系卜：“义曰：天下一体.君,元首,臣为腹,其五司四肢皆民也.君疑臣曰：尔糜大官俸遇.民亦曰：厉我何为?不思相养相安,物各相酬,不则两伤.无臣之国,无腹之体而已.”通过对君臣关系的辩证论述,旨在倡导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况义》中类似中国特色的寓意闸释还有很多,如第三则将伊索寓言改造成为反映中国封建王朝中人物关系的故事,第十则的释义也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社会君臣意识等.

另一个与中国化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况义》中有许多出处待查考的篇目.这些篇目由何而来?杨扬对《况义》明抄本的全文进行整理标校,在每篇寓言之后都加了“按”,对出处不详的篇目注明为“此篇故事原貌待查考”.经笔者甄别,以周作人译本为例,原貌代考的篇目中正编中的第二十二则为《兔与虾虫莫》,补编的第四则为《母鸡与燕子》,第五则为《捕鸟人与鹳》等.那么,另外那些待查考的篇目会不会是选译者的有意创作,或者是张庚 在笔录中的有意创作?“张先生悯世人之懵懵也,取西海金公口授之旨而讽切之,后直指其义所在,多方开陈之,颜之曰‘况义’.”这是谢懋明对张庚翻译的称道.这种“多方开陈”会不会是口授者金尼阁和笔述者张庚的一种传播策略,即为了更好通过寓言这一文学载体的广泛传播,达成传教目的的有意为之的行文呢?据笔者查考,上文谈及的两篇涉神寓言,以及多篇意在阐释君臣关系的篇目,在周作人的全译本抑或罗念生的译本中都没有对应的篇目.而从西方儿童文学译介实践来看,这种为了适应受众接受而创作的现象数见不鲜.如包天笑谈及《馨儿就学记》的翻译：“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他还在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扫墓》的章节,与《爱的教育》原书的情节没有任何联系,是作者的中国化的一种写法,有意味的是《扫墓》章节还曾被商务印书馆编选进发行量很大的高小教科书,影响很大.《伊索寓言》是传教士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一个侧影,充分彰显了传教士阶段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特点：传教士择取吻合其传教理念的作品进行译介,以其为载体更好传达基督教义.而为了顺应中国接受特点,更好达成其传教意图,在译介过程中有选择性地过滤、删除一些内容,并有意识地增加、融入更为贴合中国传统与文化的内容.

二

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文学译介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儿童群体因社会对新国民和未来国民的期待备受启蒙人士的重视,在此合力影响下,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无论在规模、文体上都有了很大拓展.梁启超、林纾、周桂笙、包天笑等都致力于儿童文学的翻译.仅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就有《伊索寓言》《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鲁滨逊漂流记》《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游记》《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继传教士为译介主体的阶段之后,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传播进入了启蒙人士为译介主体的阶段,不同于传教士译介的宗教旨趣,晚清民初国人的译介更注重对译介作品启蒙价值的弘扬.

1888年由赤山畸士辑录的《海国妙喻》依据《意拾喻言》改写而成.《意拾喻言》由英国人罗伯特·汤姆和他的中文老师蒙昧先生合作翻译,其翻译的用意是便于英国人学习汉文.张赤山在“序”中对《伊索寓言》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义欲人改过而迁善,欲世返璞而还真,悉贞淫正变之旨以助文教之不逮,足使庸夫倾耳,顽石点头,不啻警世之木铎,破梦之晨钟也.”为此,他将西人所译的刊载于报章的寓言进行搜罗汇辑为《海国妙喻》,“借以启迪愚蒙,于惩动一端,未必无所裨益,或能引人憬然思,恍然悟,感发归正,束身检行,是则寸哀所深企祷者也,幸勿徒以解颐为快焉可耳.”可见,张赤山是抱着“启迪蒙愚”的愿望进行辑录的.张赤山的《海国妙喻》后来经过裘毓芳（笔名梅侣女史）的白话改写,在《无锡白话报》连载.这份注重开启民智的白话报刊对《伊索寓言》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语言上的白话化,即将文言改写为浅显明白的白话,同时将原本的语言标题改为传统七言回目,如《不吃肉良犬尽忠》《骑驴叟生成软耳》等.

这一阶段,最能体现《伊索寓言》中国化的例证是林纾的译本.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严培南、严璩口译,林纾笔述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林纾翻译《伊索寓言》有明确的目的性,即“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他在序中说：“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学实未有裨等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得之书也,言多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林纾指出本土文学：“专尚风趣,适资以佑酒,任为发蒙,则莫逮也.”他认为对《伊索寓言》的译介“非黜华伸欧,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岐出”由此,林纾是把《伊索寓言》视为启蒙教育的优良材料,以寓言形式实现其警醒国人、发奋图强、救国保种的爱国抱负.

细读林译本,不难发现其在文本忠实度上较之传教士阶段的译本有了很大提高.郭延礼甚至认为林译《伊索寓言》的翻译“较忠实于原文”,是林译中的特例.林纾对《伊索寓言》的中国化处理,即承载其启蒙意图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以阐述故事的主旨和教训的“畏庐曰”.换言之,林译本的特色与重点在于“畏庐曰”,这才是传达其翻译旨趣的核心.“畏庐曰”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即以《伊索寓言》为载体的阐发有以下几类：

第一,对西方列强恃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抨击和对晚清社会内忧外患现实困境的忧虑.如家喻户晓的《狼和小羊》,周作人译本体现寓意的文字为：“这故事说明,对于那些预定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正当的辩解也无效力.”而林纾则生发为：“畏庐日：弱国羔也,强国狼也,无罪犹将矧取之,挑之耶,若以一羔挑群狼,不知其膏孰之吻也,哀哉.”再如“畏庐曰：不入公法之国,以强国之威凌之,何施不可?此眼前见象也.但以檀香山之事观之,华人之怨,黑无天日.美为文明之国,行之不以为忤,列强坐观不以为虐,彼殆以处禽兽者处华人耳.故无国度之惨,虽贤不录,虽富不齿,名日贱种,践踏凌竞,公道不能稍伸.其哀甚于九幽之狱,吾同胞犹梦梦焉,吾死不瞑目矣.”

第二,面对困境,倡导国人勿忘国忧,团结合力御敌自强.如“畏庐曰：有志之士,更当勿忘国仇”.“畏庐曰：为国家而藉助于人,虞心因之而滋,斗志因之以馁,一不得助.则举国张皇,若敌患非其国所应有者,病在恃人助而不自助也.自助之云,先集国力,国力集则国群兴,无论敌患况义合力御之,即大利亦可以合力.”

第三,林纾的警醒国人的意图还通过对国人的崇洋媚外、懦弱、好内斗等劣根性及诸多小人丑恶行径的批判来表现.如“畏庐曰：吾黄种人之自夸,动日四万万人也,然育而莫养,生而不摄,满而岁恒歉,疫盛而死相属,因赔款而罄其蓄,喜揭竿而死于兵,所余总总之众,又悉不学,夸多又胡为者,哀哉哀哉.”又如“畏庐曰：嗟夫,威海英人之招华军,岂信华军之可用哉?亦用为椓杙耳.欧洲种人,从无助他种而致其同种者,支那独否.庚子之后,愚民之媚洋者尤力矣.”再如周作人译的《驴与蝉》的寓意对驴的不幸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在林纾的“畏庐曰”中这种同情不见了,引发的却是对自强的思考：“故欲变其术以自立于世,必当追蹑强者之后,若湛于虚寂,适足以自毙其身.”

第四,表达对立法、变例的需求.如“畏庐曰：人贵自治”.又如“畏庐曰：故欲通中西之情,亦必先解欧西之公例而后交涉始不至于钩棘.矧今日之势,全球均入于公法 ,而吾华独否.人安有不群噪以攻我、联盟以排我者?余谓欲变法,先变例,例合则中西水乳矣.此救亡之道也.若摘为不经之谈,与儒术叛,则余不敢置喙矣”.

纵观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这种带有鲜明的林纾个人色彩的中国化阐释正是其翻译的特色,也与他一贯持守的文学译介观相一致.1900年,林纾在《清议报》发表了《译林叙》,道明译书以开民智：“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这种翻译旨趣贯穿其译介实践中,在他此后译介的许多作品的序言、跋、例言中都一再有所体现.如在林纾和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序》（现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所言：“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此外,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也中指出：“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谕之助.”可见,林纾在《伊索寓言》中的“畏庐曰”是其振动爱国之志气的“畏庐实业”.林译本《伊索寓言》用文言翻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读者范围,不过该译本影响却很大.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中提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由林纾译本引发的寓言热：“我们说到中国寓言的复活,不得不说是受了《伊索寓言》的影响.这廿年中间,希腊的寓言,趁海舶到中国来了,长眠在深山古寺里的印度寓言,被人们唤醒了,沈埋在旧书堆里的中国古代的寓言,被人们扑去灰尘,从蠢鱼窝中挖出来了.真可谓盛极一时.”《伊索寓言》的启蒙价值还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扩大影响,《伊索寓言》也成为学童的启蒙读物.孙毓修指出寓言“自教育大兴,以此颇合于儿童之性,可使不懈而几于道.教科书遂采用之.高文典册一变而成为妇孺皆知之书矣.古之专以寓言者著书,自成一子者,畴于希腊之伊索.”光绪庚子年（1900年）江南书局印行的学生课外读物《中西异闻益智录》,其卷十一共辑有19则寓言,基本为伊索寓言.光绪辛丑年（1901年）出版的教科书《蒙学课本》、光绪甲辰年（1904年）出版的教科书《绘图蒙学课本》及《启蒙课本初稿》等,都选入了中西寓言.在辛亥革命之后,《伊索寓言》被更多的教科书选用,其传播和影响也更为扩大.

三

五四时期是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诞生时期.在本土儿童文学较为贫弱的发生期,西方儿童文学经典的译介仍是建设儿童文学的重要路径.在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夏丐尊、赵元任、梁实秋、戴望舒、陈伯吹等人的努力下,《爱的教育》《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潘·彼得》《柳林风声》《木偶奇遇记》等一大批经典作品译介出版,为本土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而且较之前两个阶段的译介,这一阶段的很多译本告别了转译、编译的传统,注重从原文进行译介,翻译主体出于“非文学”的意图而进行的过滤、增删等变异行为明显减少,整体上对原文本的忠实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译文的处理上更为贴近原文、尊重原文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传播在这个阶段更多地开始以“原貌”呈现,西方儿童文学异于中国文化、文学的异质性不再被简单粗暴地改造,而是开始得到更多的理解、欣赏和尊重.

《伊索寓言》作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依然备受译者的青睐,涌现出许多译本.这些译本十分看重《伊索寓言》适合儿童阅读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并在译介语言、风格等方面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第一集收录的《伊索寓言》,该书的封面内容为龟兔赛跑,小兔子在长着蘑菇的树下酣睡,不远处乌龟正在奋力地爬行,充满了童趣.《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新小学文库》等大型儿童丛书也都收录有各种版本的《伊索寓言》.1955年周作人根据希腊文翻译的《伊索寓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伊索寓言》的译介和传播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推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各种《伊索寓言》的全译本和节译、改编、改写英汉对照等版本多达近700种.这其中不乏许多翻译名家的手笔,如1981年罗念生、陈洪文、王焕生、冯文华合译的《伊索寓言》,1997年任溶溶的译本.这些版本大多是各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明确以儿童读者为受众对象的版本,如任溶溶就说：“这次我重新翻译《伊索寓言》觉得很有意义,搜集了国际上各种版本的伊索寓言373篇,比国内其他版本多50余篇寓言,配上几十幅早期优秀的木刻插图.应该说是为广大读者和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版本.”

传教士开启的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是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落地生根、融入、影响、渗透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过程.在回溯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同时,不能回避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转换成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立场,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对中国儿童文学有着怎样的意义?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是催生本土儿童文学诞生、滋养儿童文学发展、影响本土儿童文学审美品性生成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西方儿童文学渐次进入中国大地、逐渐扩大影响甚至成长为“霸权”,并以西方儿童文学的内涵、分类来统摄儿童文学整体时,中国本土那些具有深刻的民族根基性的民间故事、武侠小说等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在吸收西方儿童文学滋养的过程中,对本土传统的资源并未给予充分的承继,致使很多历史上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如笔记小说、武侠小说、民间故事的式微.也就是说,那些滋生于中国文化语境下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儿童文学遗存,以及与儿童文学特质相通的传统的中国文学形式并未能在现代儿童文学中强壮地延续下去.这一现象背后的深意在于,这些蕴含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丰富文学遗存失落之后,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寻觅能与西方儿童文学进行对话、抗争的异质的“底色”呢?而这也是探讨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问题不可规避的另一个重要话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项目编号11CWW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吴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