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探索彷徨中初获成功
1977年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文学的潮头,是“伤痕文学”的涌现.
《人民文学》1977年11期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是一篇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强烈的启蒙精神的小说.它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所造成的“精神内伤”,小说发出的是“救救被‘’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声.
对“”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是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为标志的.这篇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篇小说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的先声.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他们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而且可以否定和唾弃的.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思潮涌动之后,紧接着,是“反思”文学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侧重于暴露和控诉十年“”给国家和个人以及家庭所造成的悲剧.
路遥没有盲目追赶当时的文学潮流,一是这样的创作思路并不对应路遥的题材优势和心理体验；二是路遥更多地在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当时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表现出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和倾慕,这是之前阅读外国文学经典著作时,偏重于俄罗斯文学的缘故.他喜欢托尔斯泰的宏大,也喜欢艾特玛托夫忧伤的抒情.
同时,在陕西省作协,或者说在陕西文学界,有一位独特的作家——李小巴,对路遥的创作影响很大.李小巴和许多作家的不同是因为,他既是作家,同时还是潜心研究中外文学作品和小说理论的学者.这种兼顾创作与理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脑里储存着不少别样的见解.从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将近15年时间,路遥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李小巴家里来,在李小巴的小书斋交谈.他们很少闲聊天,谈的话题几乎全与文学相关.路遥每每有创作冲动,或是小说的最初构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对他讲一遍.李小巴给予路遥的启发和指教,让路遥获益匪浅.李小巴则逐渐发现,路遥不仅有着出众的聪明和机智,而且有着陕北人特有的智慧寓于稚拙的幽默感.路遥讲述的一些艺术细节,时常逗得李小巴发笑.
这段时间,路遥一边在编辑部从事日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思考中,在业余时间创作了1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写作的顺序已不得而知,只能知道陆续在全国期刊上发表的顺序是：
《不会作诗的人》（《延河》1978年1期）；
《在新生活面前》（《甘肃文艺》1979年1期）；
《夏》（《延河》1979年10期）；
《匆匆过客》（《山花》1980年4期）；
《青松与小花》（《雨花》1980年9期）；
《卖猪》（《鸭绿江》1980年9期）；
《姐姐》（《延河》1981年1期）；
《月下》（《上海文学》1981年6期）；
《风雪腊梅》（《鸭绿江》1981年9期）等等.
对于一般的作者而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发表10个左右的短篇,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但是对于路遥来说,这些短篇大多发表在省一级刊物上,而且都没有引起文坛注意,更谈不上有轰动效应,这与路遥的期望值相差甚远.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年代,一篇短篇小说,就可能产生轰动效应,作家不仅能得到评论界关注,而且常常一夜成名,而这恰恰是路遥所期待的.
这时期,陕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学》（1978年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窗口》,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贾平凹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3期）的短篇小说《满月儿》,也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朋友们的这些成绩,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路遥并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依然认真地工作,到了夜晚,依然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熬夜读书、思考.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
1978年冬天,路遥躲在《延河》编辑部后院一间小屋里,闭门谢客,一周之后,一篇极具挑战精神的中篇小说诞生了.
路遥将这篇小说——两本八开大稿纸的手稿,先拿给诗人、《延河》编辑晓雷看.小说标题处是空白,只有一句扉语：金盆打了分量在.晓雷一口气读完那部作品的初稿.
只觉得脊背上冷汗津津,心里边波涛汹涌.这是用否定的态度,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丑陋的小说,那时,我的心理还停留在一种旧有的理论定势中,恪守着一种所谓的发展和贡献的论断,忽然看见一部讨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檄文,不能不感到震惊.当路遥征询小说的题目时,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讨,最后觉得《牺牲》一题最为恰当,既是点名主人公在两派的斗争中牺牲了肉体,又暗示主人公和两派群众组织都做了一次无谓斗争的牺牲品.（晓雷《颓败的瓦屋》）
之后,路遥又将作品拿给作家李小巴和《延河》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审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这部作品,这个中篇小说既不属于“伤痕文学”,也不属于“反思文学”,与当时的潮流不甚合拍.尽管内容是以描写“”中两派武斗为背景的小说,但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这个人物.在两派群众组织即将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危机关头,是他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企图阻止一场无谓的伤亡事件的发生.这部反映“”生活的作品,主题和角度,都不同于当时文坛上弥漫的那种控诉、抱怨情绪.路遥独辟蹊径,赞颂了在那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怀着对人民群众无比的热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群众的英雄人物.作为曾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参与过武斗和动乱的人,路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的受害者.在“”中,他有过对于一些老干部的错误批斗,伤害过他们的情感和肉体.为此,多年来,路遥心里一直埋藏着一种负罪感,一种真诚的内疚与忏悔.现在,他以文学的形式,在这篇小说中将这种情绪释放了出来.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小说艺术视角和表现形式的独特新颖,同时针对叙述语言的粗疏提了中肯的意见.
这篇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后来以《惊心动魄&# 30340;一幕》为题,被《延河》的贺抒玉老师,推荐给一家大型刊物,但不久被退了回来；又邮寄给一家大刊物,也被退了回来：
从1978年到1980年初,这篇小说游走了南方和北方的五个编辑部,却没有人愿意发表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它背离了当时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主的文学潮流；二是它写了当时政治上还比较敏感,认识上还没有把握的“”中的派性斗争；三是它不是以批判为主,而是以歌颂为主,塑造了一个原来犯过错误,在派性斗争中却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四是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主导叙事风格,几乎同当时“写真实”、批判为主的主导叙事风格格格不入.（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接二连三地遭遇退稿,在再次转寄给《当代》杂志时,路遥的情绪已低落到极点,他表明,这次假如得不到刊用,这篇小说可以就地焚毁.
然而,路遥是幸运的.有一天,《延河》编辑部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刘茵打来的,找编辑部负责人董得理.刘茵在中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主编秦兆阳看过了,秦主编对小说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做修改.希望编辑部准予路遥赴京改稿.董得理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将内容告诉给路遥,让他立即去北京.
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
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
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是当时供职于创刊不久的《当代》杂志的何启治、孟伟哉先生,从路遥这篇小说中看到了有价值的内容.在他们还犹豫和矛盾时,得到了老作家、主编秦兆阳的大力肯定.于是,这篇小说终于在《当代》1980年3期发表.
秦兆阳还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致路遥同志》,对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予充分的肯定：
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罪恶的作品.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致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
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1979年—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1981年这篇小说又荣获“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和“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路遥的作品第一次荣获全国性文学大奖.
但是,获奖是一回事,得到文学界普遍公认又是一回事.人们在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以及评论界的冷淡中,感觉到中国的文学界并没有真正承认路遥.
它只是聊备一格地被摆在获奖的位置上.在颁奖活动中,聪明的路遥自然发现了人们对他的冷淡,回到西安后,他没有任何张扬,也没有忘乎所以,而默默地开始了《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修改和《人生》的写作.（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人生》的轰动
路遥文学创作的转折可以说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中篇开始显露的.路遥并没有因为这次成功和获奖而沾沾自喜,他在与董得理和李小巴的聊天中说,现在返回去再看这个中篇,心里很不安,为什么那时候写得那么粗糙,可以用笔墨的地方还很多!
他说得很真挚,并非故作谦虚,在这种真诚的心迹中,不难感觉到,路遥在艺术上执著追求的热切心情.
1978年4月,陕西省委决定,恢复和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组成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备小组.正当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恢复活动,为重建作协机关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时,1978年6月13日,分会副主席柳青患肺心病于北京病逝.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对柳青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使路遥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应该使作品成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宏大记录.
柳青生病住在西安陆军医院期间,路遥曾多次看望过病危中的柳青,他对柳青由衷的崇拜之情,是难以言表的.柳青的去世使路遥内心里生出无限悲恸.他在将这种深深浓浓的痛苦沉淀了两年之后,化作了悼念散文《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6期）.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各种新潮风云迭起,旧有的文学观念和一些坚持传统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纷纷受到质疑甚至否定,路遥关于柳青的纪念文章,针对社会上“柳青贬值”的言论,围绕柳青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成就,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柳青的精神价值和文学实绩.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是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之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路遥《病危中的柳青 2299;）
随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恢复工作,一大批被下放的作家纷纷归队,文学活动密集展开.1980年7月10日,《延河》编辑部在陕西太白县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出席者有以农村题材为主的老中青作家、评论家20多人.会议听取了当地有关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介绍,参观了农村生产大队,并就几位青年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个人介绍和大家评价相结合的讨论总结.
座谈会开得很是活跃,与会者不管是重获新生的老作家,还是初露锋芒的新一代作家,都显得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干劲十足.当时的青年作家邹志安等几个人,晚上躲在空寂的会议室里写未完稿的小说,直至深夜.
会议期间,在去太白山森林公园游览的路上,大家挤在一辆中型面包车里,轮流出节目,贾平凹为大家讲故事,路遥则难得狂放地给大家唱陕北民歌《赶牲灵》.唱完,又一句一句解释意境,将这首民歌演化成一个令人感慨的人生故事,言语里流露出浓浓的对家乡的爱恋.然后,他又和同是陕北人、在作协工作的李秀娥对唱起信天游.大家夸路遥男中音的嗓子好,唱得也好,不愧是陕北长大的后生,生来会唱信天游,应该去搞声乐.路遥笑着说,他没有声乐这个天赋,只能与文学结缘了.
1981年春,北京传来了好消息,路遥在28岁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无疑更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恰逢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向他约稿,路遥答应下来.那时刻,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想写出来.那是积淀在内心深处很久的一段感情经历,由于是自己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一旦打开,情感的波涛就会喷涌而出.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观照,才可能揭示其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随随便便写出来,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题材糟蹋了.
早在1979年,路遥就开始尝试着进入创作.他为这部重要的作品取名为《你得到了什么》,写完以后,自己觉得很不满意,没有传达出深层的东西.第二年,他又另起炉灶,但依然没有写出能震撼人心灵的那种内在的思想与情感张力.他苦闷、他绝望、他愤怒,亲手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一页页撕掉.此时的他,仿佛陷入到一片沼泽地带,在四处无人的绝境中进行一场悲壮的长征.但是他依然像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等待着灵光一闪的那一个时刻的来临.（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
在准备了两年之后,路遥觉得对这篇小说已有了较充分的把握,可以进入实际表现了.
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当时,甘泉县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窑洞,一层是石窑,石窑上面是灰砖薄壳窑.全招待所只有一层的石窑有一套两个窑洞组成的甲级房子,也就是现在说的套房,是专门用来招待上级领导和贵宾的.
路遥每次来甘泉,县上都安排他住在这套窑洞,食宿全免,还特别要求工作人员做好服务,尤其是在路遥晚上创作需要加餐时.
原来的招待所服务员后来谈到路遥时,回忆说,路遥写东西可用心了,也可苦了,彻夜不睡觉,前后房子里摆的满是书籍和资料,还有写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乱了.他很和气,却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上要用的东西了.可是,当县上的领导来看望路遥,见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就训我们不尽责.时间长了,我们感到委屈,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
在21个昼夜里,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窑洞里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写作.路遥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有时候,思路不畅,他就短暂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走.
路遥反常的举止,让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去,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甘泉县委则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路遥自己后来听说的一段趣事.
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同在《延河》共事的作家白描,正在供职于延安大学的妻子那里度假.白描得知路遥在离延安市不远处的甘泉,专程去看望路遥.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以致他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
路遥对白描说,他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
后来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张弢,时任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与路遥有着很深厚的友谊.张弢对陕北风俗民情了如指掌,又十分善于讲笑话和故事.张弢在政务间隙,不是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檫檫,就是让路遥放松休息,给路遥讲笑话讲故事.其中,对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故事,路遥实行“拿来主义”,经修改加工,后来出现在《人生》当中.那个痴情的姑娘刘巧珍,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站在崖畔上刷牙,结果满嘴里冒着血糊子,成为《人生》一个重要情节.路遥虽然讲笑话能笑破人肚皮,但比起张弢来还要逊色几分,路遥总是洗耳恭听.路遥嗜烟如命,而且在一段时期,固定一个牌子,在路遥创作《人生》时,他自己带的“凤凰”牌抽完了,便急得团团转,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如今已经退休的杨子民,是当时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员,就帮助路遥在县城到处找这种牌子的,找了多家,就是没有,办法都想到了甘泉县农副公司库房,仍然没有.最后,杨子民鼓足勇气向当时的县委书记乔尚法“求救”,终于找到了当时全县仅有的两条“凤凰”牌,带给了路遥.路遥激动地连连感谢,说,有了这两条“救命烟”,这稿子一定能成!
13万字的《人生》,路遥用二十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他不顾身体不适,将初稿装进包里,背在身上,先没有南下回家,而是再北上千里,来到陕北的榆林.
正好陕西作协的作家任士增,那些天也住在榆林地区招待所,路遥风尘仆仆,显得十分疲惫却又异常兴奋地赶来了,没说什么话,就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包裹,打开来,现出厚厚的一摞稿纸.路遥说,这是我昨天刚完成的一部稿子,写了13万字.然后路遥讲述了那21天的种种艰辛,讲述了张弢和招待所同志对他的格外照顾.
来看望路遥的榆林文联的作家霍如璧问他,写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回西安休息,怎跑到榆林来了?路遥回答,他就是想回到这里兜兜风,散散心,在榆林他感到舒心,来这里是最好的休息.
然后,路遥提出,他打算去佳县白云山转转.
白云山位于陕北佳县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那里山水相映,白云缭绕,松柏参天,庙宇林立,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名山,白云山因终年有白云留驻而称白云山,庙也因“山门无锁白云封”而叫白云观.
但凡来榆林旅游的客人,大都要到白云山看看,都说白云山上白云观的签很灵验.路遥之前曾经去过,但这次他去白云山,却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签.他抽到了令他满意的一支上上签,签语是“鹤鸣九霄 ”.一抽出这一签,道士就说,啊!你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陕北高原行走了半个月.回西安途中,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一字一句念给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的弟弟王天乐听了一遍.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
隔了几天,路遥把原稿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
李小巴用了两天时间看完这部作品,第三天和路遥交换意见.李小巴肯定了作品中“乡村”生活部分写得好,主人公进了县城后的生活,相对而言逊色一些.应加强主人公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间的心理冲突,不要过分地缠套在爱情的线索中.
交谈中,路遥提起李小巴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像个外国人,接下来笑着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说就可以既在杂志上发表,又在出版社出单行本.
由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于1982年第3期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同名单行本.
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的人生变化过程支撑起作品的故事构架.而在城乡交叉地带,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则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以及与这种选择相伴而生的浓郁的悲剧色彩.
《人生》的意义,在于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这个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他的全部行为几乎都来自个人出人头地、改善生存境遇的,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然而,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的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冲动,又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他是历史和现实全部不合理因素交织冲撞的产物,又是历史与现实的全部必然要求的结晶.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感觉很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等《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生活与思想的冲击波.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全国各地报刊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高加林又是理所当然的当代英雄,他之受到城乡广大青年读者的普遍欢迎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要求代表着历史的方向,代表着未来,他是后来中国社会、农村社会所进行的巨大历史变革的一只报春的燕子.不是所有人,当时都能认识到他的意义,包括作者自己,否则作者就不会让他作为一个道德的被审判者、一个失败者,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刚刚走出的家乡.不是他不应该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作者不应该以自己的口,和德顺爷的口,对他进行那么多的训导.（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路遥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他.1981年,他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 0;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辉煌之后的沉寂
路遥的《人生》发表并引起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关注后,1982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协）研究决定,将路遥从《延河》编辑部调到创作组,路遥就此成为省作协专业作家.路遥的工资也由1979年行政级别22级的58.5元,调整到创作一级的66元.这是路遥自1976年9月参加工作后,六年之中第三次调资.
虽然工资高于一般专业人员,但是,由于路遥在清涧和延川有两边的老人需要关照,还有弟弟妹妹需要扶持帮衬,自己这边既要满足宝贝女儿的各种需求,还要满足自己抽固定品牌的高档,以及熬夜提神时喝咖啡的花费用度,路遥自然就经常感到捉襟见肘,经济拮据.
1983年3月,《人生》当之无愧地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消息传来,路遥给在陕西铜川鸭口煤矿的四弟王天乐打去报喜,告诉天乐,《人生》获奖了,并且排在第二名.同时,路遥又对王天乐说：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的路费也凑不够,急需天乐的帮助.王天乐迅速在他的师傅那里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把路遥送上了火车.
喜事接二连三,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路遥的小说《人生》搬上银幕,由路遥自己执笔改编,吴天明做导演.
1983年初夏,路遥带领着吴天明导演及几个主创人员在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的沟沟峁峁转了十几天,为电影《人生》采外景.然后,住在甘泉县政府招待所修改剧本.
这时担任甘泉县文化局长的张弢告诉吴天明他们,小说《人生》就是在这孔窑洞里写完的.张弢还说,路遥写作时在桌子上一趴一夜,全神贯注,经常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有时还号啕大哭.
一路在陕北采景的日子里,路遥一直兴致勃勃地领着主创人员看这看那,如数家珍般介绍那些农家用具和窑里的摆设.有一次他竟然脱下一位老农又破又脏的牛鼻梁布鞋,给吴天明他们讲解它的做法和特点.路遥一直向主创人员强调“陕北特色”.他说：我不懂电影,但我认为文学和电影在描写人物生存环境、营造艺术氛围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我不是要求你们在电影里搞陕北民俗展览,但一定要把主人公放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中.路遥针对当时虚假成风的电影创作状态提出的这种艺术追求,对后来吴天明他们把握影片的真实性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吴天明一块儿在延川拍完电影《人生》,路遥回到延川.自从大学毕业到西安工作后,由于全身心投入创作和工作,路遥回家的次数并不多.有时回到陕北深入生活,能抽时间回郭家沟家里看看养父母——大伯大妈,也是来去匆匆.这次,是路遥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在家住了二十多天.那二十多天是大伯大妈老俩口最快活、脸上最风光的日子,儿子成了人物,穷山屹崂的村子也跟着风光,村里人看他们老俩口的眼神既羡慕、又感激等
1984年的秋天,《人生》在全国公映,继小说发表之后,再一次引起极大的轰动,并由此引发出关于电影《人生》的新一轮评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地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人们为“高加林”和“刘巧珍”争吵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大学宿舍里,学生们更是争得面红耳赤.一些人把“高加林”当作“陈世美”,骂得狗血喷头.有的人甚至把愤怒对准了电影里“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是“没良心的高加林小子”······
《人生》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之一,一举荣获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同年,上海话剧团将《人生》改编成话剧公演；根据小说改编、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持的广播剧《人生》也同时播出,同样获得了成功.
《人生》发表后,有不少人在关注或期待着《人生》的续集.路遥还收到数篇名为《人生》续集的作品,有要求修改的,有要求合作编写的,有要荐发表的······陕西咸阳一位热情而大胆的农民个体户,自己投资80万元,打着《人生》续集的旗号,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乡下人》,结果卖座率很低,以失败告终,还令这个个体户负债30万元以上······
那是个处处鲜花盛开的季节,一波又一波《人生》的热议,此起彼伏,无法停歇,而此时,路遥却陷入困惑和苦恼之中.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成名的日子里,路遥却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中,他不能停止笔下的创作,就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不能停止耕作一样.然而,路遥感到越写越困难.
路遥完成于《人生》之前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却发表在《人生》之后,是1982年第5期的《当代》.这篇作品在艺术上并不输于《人生》,它完全是路遥少年时期那段饥饿的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自传体性质.小说成功之处不仅是对饥饿感有真切描写,还有对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信的穷孩子的成功塑造.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穷苦的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形成了悲壮的基调.这篇小说,获得当年《当代》优秀作品奖是当之无愧的.可惜,它发表在《人生》之后,《人生》耀眼的光辉完全遮蔽住了《在困难的日子里》,没有引起人们对这篇小说的足够关注.
《人生》之后,路遥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小说界》1983年中篇专辑）,散文《柳青的遗产》（ 《延河》1983年6期）,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钟山》1984年5期）,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文学家》1984年1期）；同时还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198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生活咏叹调》等等.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路遥继续挖掘当代青年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中的心路历程.
可是,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后,竟然无声无息.这些作品,虽然生命气息都很饱满,文字讲究而老练,有些小说的主题也很宏大,但是,要么缺乏《人生》的大气,要么总给人一种思想大于形象的感觉.因此,受到文学界的冷遇也是必然的,公平的.
一方面是鲜花和掌声的包围,另一方面又无法尽快突破《人生》的影响.此时,评论界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人生》了.
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人们以为路遥大红大紫,志得意满的时候,路遥的情绪却跌落到谷底.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得到的.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作协大门旁,有一排简易平房,是省作协的客房,可以安置一些外地出差来的作家小住.这一天,还没有正式调入省作协创作组的作家京夫住在了其中一间客房里.
路遥走进小客房,躺在京夫对面的单人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枕着被垛,一条腿担在椅子上,一条腿在床沿下晃荡,目视着纷乱发黑的席顶棚,一脸倦容,神情沮丧.他问京夫：“有火柴吗?”
不吸烟的京夫回答路遥,没有.路遥无奈地把去掉过滤嘴的放回口袋,手重新反抄在脑后.
京夫走出去,向门房师傅借了打火机.路遥立即将清瘦的脸包裹在烟雾中,很痛苦地对京夫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京夫,我想!”这句话惊得京夫从床上跳起来,注视着路遥好久.路遥一脸痛苦,没有清理的络腮胡纷乱着,嘴唇在翕动,抖动着紫色的斑块.
他怎么了?是绝望到极致后的壮举,他有啥可绝望的?至于吗?处在他的情况下,整个一个上升期,春风得意还来不及.《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双获大奖,《人生》又拍成电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刚刚发表,读来洋洋洒洒喜鹊儿一个劲直往他怀里扑,家庭幸福,女儿可爱,事业有成,有身居高位的朋友,左右逢源,生命的风帆正鼓荡喜风,高歌远航,何来的念头?······
他从床上坐起来,布满血丝的眼角,流出了几滴眼泪,他站起来用手抹掉眼泪,我清楚地看到那手的食指与中指梢头,像被熏黑了的如同枯了的树皮,他撩开门帘走了.看着他宽阔的背影,我想,能有什么压倒他呢?是思索的痛苦,还是痛苦中的思索?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到现在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京夫《斯人已去谜未解》）
这种晦暗心情在路遥那里,并非只有这一次偶尔的显露.在路遥的《人生》刚刚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那一年,路遥在延安,有一天晚上,找到当时还在延安地区文创室工作的北京知青出身的作家陈泽顺.当时的路遥并没有被巨大成功包围的亢奋,而是好像心情很沉重.
坐在陈泽顺对面,路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语.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路遥好几次怅怅地叹息.陈泽顺问路遥,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但是,路遥歪坐在藤椅上,有气无力地说：没有什么事,日他妈的,就是觉得没意思.
陈泽顺不禁开路遥玩笑：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觉得没意思,那么比这更没意思的时候可就太多了.
路遥也笑了,直起身子：我知道我应当高兴,在全国拿奖,作品产生影响,这毕竟不容易,可是······
说着,路遥又长叹一声：什么时候能写出想写的东西,就好了!
陈泽顺吃惊：《人生》还没有写出你想写出的那些东西吗?
路遥严肃地看着陈泽顺,肯定地回答：没有!
这个在创作成绩上远远地跑在许多作家前面的人,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法战胜的孤独与绝望,没有写出他要写的东西,是不是他心情沉重的原因呢?
按说,一个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作家,完全可以安逸地享受鲜花和掌声,而且这个时候的路遥,无论写什么,都不愁发表,何况他的身后,是一拨又一拨的刊物编辑在追着他,向他约稿.只要他按部就班,有兴趣有精力去写作,完全可以连续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而且稿酬也源源不断.
然而,路遥就是路遥,一向将写作视作很严肃的事业的他,总是认为,与其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或取悦于某种时尚的文章,还不如去干其他有益于社会的实事.他从来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作,绝不匆忙从事,粗制滥造.也许,路遥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专是写各种得奖作品的.但是,路遥自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则,不写则已,一写就要有强烈反响.他在写作前或是作品写完后,甚至在取得定评或获得奖励之后,对自己所要写的或已写成的作品都有着较高的希望值,这种希望值成为他的原动力,成为他不衰的斗志,也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包袱.因此,路遥的文学事业从来没有轻松过,眉头舒展的日子不多,陷入一种文学的孤独也是必然.
实际上,路遥是不是可以超越《人生》这样的质疑,首先来自于路遥自己.
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一天早晨,路遥收拾行李,悄无声息地走出了陕西省作协大院,搭乘开往陕北的长途汽车,逃离了城市,走向毛乌素沙漠.他要为自己寻找到答案.
我对沙漠——确切的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会更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毛乌素沙漠的沙梁子上行走,脚下看似温柔的细沙,走上去却无比的辛苦,刚刚踏实的一步,脚底下却轻松的一陷,用力越大,陷得越深,拔出脚来,却没有脚印,只是一个脚窝.坚持一步一个脚窝走下去,回头望去,竟然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波动的曲线链条.这是在城市的柏油路面永远形成不了的情景,在那里,不给你留下脚印,更不会有脚窝.
现在,路遥行走在沙漠上.沙漠上也是有路的,& #20294;是,那是别人踩出来的脚窝,再踏上去,会比自己走出来的路更艰难,而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既无趣也留不下清晰的足迹.身临其境,路遥愈发明白,只有自己用双脚再踏出一条路,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印迹.这个发现,令路遥的心情如第一次行走沙漠时一样的激动.他一会儿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一会儿又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
在沙漠里行走,二十岁时曾有过的一个念头,非常清晰地确定下来——下一步将要进行的,是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这是不是一次命运的“”?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
无疑,要完成这部书,将耗时多年.这其间,必须要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因为,他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引观众的注意.他做不到,因为他恐怕自己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
尽管路遥多少次来过毛乌素沙漠,静静地感受过大自然的精神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在沙漠行走时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
当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路遥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他告诫自己,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肯定就不时地响起退堂的鼓声.重要的是,自己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
路遥的回答是：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那么,就让人们忘记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