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人的一生从事什么职业,跟小时候立下的志向有关.立什么志向,又往往跟父母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老师有关.所以,有好父母,有好老师,是一辈子的福气.
我从小爱读书,主要受母亲影响.我母亲自费订阅《人民文学》、《人物》这类杂志时,她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五十块钱.她至今爱书,爱杂志.现在我手头的文学杂志很多,大部分是编辑部赠阅的,有许多根本没有时间细看.隔一段时间,我会挑一些有意思的杂志捎给母亲.她把杂志摆得整整齐齐,认真细读,有时候谁把杂志拿走了不还,她还不高兴.
我很小就想当作家,一是读过一些作家写的文学作品,不知道天高地厚,认为自己也可以比量一下；二是因为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家族特殊的经历,在我读过的书中看不到反映,我有一些对这个世界的想法要倾诉.而当作家的志愿最终能够实现,是因为我遇到了两位好老师,他们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引路人.
上初一时,我的语文老师是吴福辉.吴老师是浙江宁波人,长着南方人少有的大个子.有一米八几吧?高,而且瘦,在一个初中一年级女孩子的眼里,他的形象绝对可以称得上高大.浙江人,却说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听他朗读课文,是一种享受.他的声音有磁性,共鸣好,他的朗诵一点不比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逊色.不但朗读好,他也很会讲课.吴老师对我的影响除他的语文课,还有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有时候晚上我会路过学校,学校的教学楼里时常有一个窗户亮着灯,据说,那是吴老师在看书学习.吴老师有家,但那时候所有人的家房子都很小,所以晚上他常常留在学校看书.吴老师其实只教过我一年语文.1978年,吴老师考上北大中文系,读王瑶、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跟我后来在北大的老师钱理群是同学.我初中的那所学校很偏僻,很一般,名不见经传,吴老师以中师毕业学历、二十年中学语文教员的资历、将近四十岁的年龄考上北大而且是研究生,当年在我的家乡一定引起过轰动.那是恢复高考以后头一年招研究生啊,积压了多少年的人才都挤到那一条路上,其难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但当时我年纪小,对这些事情不懂,只知道吴老师去北京念书了,不再教我们,不知道后来还能有师生同在北大读书的佳话.
吴老师走了,朱老师接替他开始教我们.朱老师是吴老师的妻子,四川眉山人,苏东坡的老乡吧.她跟吴老师是中师的同学.朱老师的普通话带着四川味儿,没有吴老师标准,但她的课有特点.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当时晚上补课时（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们晚上补课好像不收钱!为了我们考重点高中,老师们是义务补课!或者即使收钱,也是很少很少,象征性的收一点,时间长了,我有点记不清了）,每堂课朱老师总会留出几分钟时间,讲一个成语,或者一段历史典故.实际上是给我们这些“”时开始上小学、缺乏课外书的孩子补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课.这些内容都是课本上没有的,当时考高中也不一定考,但朱老师以她的远见,坚持每天给我们讲一段,让我们这些学生受益一生.
让我受益最大的,是朱老师的作文课.朱老师给我们留很多作文,比一般的班级都多,差不多一周要写两篇,经常无命题,随便写什么都行,什么形式都行,自拟题目.现在回想起来,那不就是我们最初的创作吗?虽然我们可能写得幼稚、简单,但那是一个写作者的起点,我们开始绞尽脑汁琢磨构思、拟题、选材、考虑采取什么形式.那种扎实、密集的写作基本训练,应试时代只追求考试分数的初中语文老师才没有耐心督促学生去做呢!
考高中时,这种扎实的语文基本功就显示出来了,我们这个班的语文成绩普遍很高.
上高中,听重点高中语文教师讲课,感觉怎么还不如初中老师讲得好呢?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姓刘,据说已经去世,愿他安息.刘老师也很好,但跟吴老师、朱老师比,有差距.
朱老师,朱衡青,我考上高中以后,她很快也离开了我初中的那所学校,去另外一所重点高中当语文老师.再后来,因为吴老师毕业留京,几经努力,她调到北京,到作家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当编辑,直到从出版社退休.
我考大学时,十七岁.一个人坐火车去学校报到.虽然头一次去北京,孤孤单单一个人,心里却并不慌乱,因为知道学校在北京站有校车接新生,而且,我父母事先已经给吴老师写过信,我知道他会到车站去接我!
我在北大读大一时,吴老师快毕业了,我们在未名湖畔有一段时间不长的共处机缘.大学同学中有人听说我初中语文老师竟然是王瑶、严家炎的研究生,非常惊讶、羡慕.
吴老师毕业以后住过茅盾故居,记得我还去过后圆恩寺胡同的那个院落,因为走错了胡同,摁了另一个胡同的十三号,被朱门里露出一双眼睛的卫兵好一通盘问.现在回想,那一带胡同里当年住着不少高级干部,不知道我无意中撞到了哪一家.
吴老师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职位上退休,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
吴老师和朱老师,是对我人生道路有巨大影响的人.跟他们的缘分,不知道是前世怎么修来的.一个浙江人,一个四川人,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不会到东北的一个小地方来,可能也不会以中学老师为职业.两位老师家庭出身都不好,这可能是他们来到东北谋生的一个原因.据我所知,我初中的那所学校、高中的学校,还有一些像他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南方人,有的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当年他们独自或者随家庭到东北来,有一种被发配的意思,总之很坎坷吧.但他们的坎坷,客观上却给我们这些小地方的孩子带来了福气.后来听说,当年恢复高考,朱老师也考上了某大学的研究生,可那时候他们还有两个孩子,其中的小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总不能两个大人都去念书不管孩子了吧?最后的选择是吴老师去读北大,朱老师留下带孩子.如果朱老师也去念书,我的初中老师就换了别人,不敢想象啊.朱老师也是一个在学业上非常刻苦的人,记得后来看过她写的《路翎传》.如果当年不是家庭的拖累,我相信她也会成为一个研究专家.她具备那些素质,但夫妻二人都去读书,在那个年代是不现实的.作为女人,她只能做牺牲.
我初中的那班同学,当作家的,当编辑、记者的,都有.我们相对扎实的语文基本功,对文字的最初的感知、认识,我相信是这两位语文老师起了重要作用.
2012年的教师节,我回初中母校访旧,听我初中数学老师讲,吴老师、朱老师头些年曾经专程回来,看他们执教过的学校、看他们住过的地方,拍了很多照片.他们在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时,是否意识到,他们给许多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改变了许多学生的人生志向?
作为他们教过的学生,我永远感激他们在我人生选择上的巨大影响.
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学,是否还有这样的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