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文学翻译

摘 要 :文学翻译在国内外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并逐渐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对文化交流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写作是把思想翻译成语言文字的创作,翻译是把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的再创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文学翻译的译论做一个小结,旨在阐明创造性的文学翻译是再创作.

关 键 词 :文学翻译；创作；译论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0)11-0000-02

前言

文学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活动.文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记录、体验和思考的学问.经典的文学作品富有人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读者的心.因此,做文学翻译时,译者必须彻底了解原文的思想和创作背景、感悟作者的情怀,同时要把握原文与作者的风格.在理解的基础上,仔细推敲琢磨,最后再现出原文的意境.茅盾曾讲到, “文学翻译的最高任务是创造性地再现意境.翻译要讲求效果,让译语读者能够像读原作一样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Mao.1996:78).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需要尝试新方法,打破常规,另辟蹊径,进行创造性翻译.创造性翻译是用新颖的创作方式进行翻译,不会固守字当句对的方法,而是通观全局,在深刻理解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之上,用自然流畅的译入语重新表达原作,必要时会有些改动,如灵活处理句法结构、艺术化创造有文化内涵的特色,但前提是不违背作者的本意.“创造性”是文学翻译中创作空间的基本保证,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路径,可以丰富我国的翻译实践,同时,为翻译研究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促使翻译文学蓬勃发展,也有利于中华文化长葆青春.如今,文学翻译的发展需要创造性翻译,这种类似创作的翻译不是对原作的不忠,而是在新的环境下用新的语言再度创造新的文本.

一、、文学翻译与创作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帕单斯撰写的《翻译与创作》一文,就把译者放到跟艺术家很相像的地位,认为“译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艺术家则是现实的创造者”,从而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价值（110）.一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的问题,就是文学翻译的问题.俄罗斯翻译研究者吉维•,加切奇拉认为,任何一部作品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实的艺术反映,但是作为原作,它在译者面前又成了需要反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原作是第二性的特定的艺术现象,而译者则以自己的创作方法对之作相应的反映(Xie.2008:568-572).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是一种受到原作局限的“再创作”,因此有了“原作”与“译作”之分.早在民国时期,贺麟就指出“将翻译与创造截然对立的看法是对翻译工作的轻视,是一种会成为阻碍学术进步和发展的浅妄之见”.他认为“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翻译中有创造,创造中有翻译”(Chen.1996:343).实际上,原作和译作的创造性本质是相同的,原作是作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而译作同样是译者对原作的再创造,否则所谓的“译作”则如一潭死水,毫无生命力可言.如果任何一个会查字典进行翻译活动的人都可以成为译者,为何有的译者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才琢磨出一个恰当的词语,为何翻译大师严复发出“一名难立,旬月踟蹰,”的感慨,为何大多数翻译家一致认为翻译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业.可想而知,如果一个译者不发挥创造性,死板地用另一种语言复制原作,那样的译作则一文不值.由此可见,文学翻译需要译者循着原作的思想,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运用恰当的译入语创造出一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译作.

所谓翻译再创作,是为了译文能得到更好的接受,并在原作框框内的发挥,因此再创作的空间是有限的.原作与译作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时代背景以及文化背景都有差异,此外,作者与译者的风格、思维方式、文学修养以及个人才华学识也有区别,所以翻译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思想、内容与文化的传达.理解与表达是两回事,理解容易,表达则难,更何况要准确无误的表达.当一个浅显易懂的英文词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时,就很难找到恰当的中文词去对应.此时,译者需要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再原文的基础,用译入语的特色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译者必须深入研究原作,才能提高译作自身的价值,使其成为翻译文学的精品.当译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时,方能流芳百世.有的文学经典名著之所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流传至今,毋庸置疑,这证明了其价值不菲.例如,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是举世无双的巨著,其价值不可替代,也无法超越.目前仅存两个英译本,译者分别为杨宪益、戴乃迭和大卫•,霍克斯.译者发挥了他们的创作性,尽管两部译作都相当不错,但其本人的文学素养有限,时代背景有异,加上语言文化不同,译作难以再现原作的所有韵味.一般而言,译者在基于原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作水平,最大限度地把原作的要旨表达出来.

二、译论：文学翻译需要发挥创造性

自古以来,西方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就强调翻译中“创造性”的重要性,且提出了重视“翻译创作”的译学观点.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翻译家西塞罗(Cicero)主张翻译是文学创作,译文一定要符合译入语的习惯,这样才能打动读者 (Zheng.2009:35 ).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翻译家贺拉斯(Horace)指出“逐词死译只能是作茧自缚而无法自拔”,他坚决主张“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词死译”(Yang.2009:6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Croce)从美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主张：“翻译必须再创造”.具体做法是,译者将原文“回炉”,让它和译者的思想融为一体,然后再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 (Zheng.2009:39).Derrida (1985:114)和 Benjamin (2000:17) 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翻译是原作的“来生”(afterlife),是重新开始前世的生活.其实,译文之所以被接受正是因为它被看作译文,同时也被看作原文.国外一些译者也注重翻译的创造性,法国文学社会家罗贝尔埃斯皮卡（Robert Escarpit）在1961年的《文学社会学》中指出：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Pan, Li. 2007:165-166).贝尔曼(Berman)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必须保留（或再现）原作的特点、气韵、风格等,要在目的语语言里进行程度适当的再创作,要丰富、扩大原作,要延续原作的生命 (Xun,Yuan.2000:292).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吉维•,加切奇拉泽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原则》一文中说到,“为了用自己的语言再现原作,翻译家必然得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处理,改变原作的面貌并使之服从自己的目的 (Xie.2008:565).

翻译是一种艺术,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再创作.国内很多文学翻译家都认同这一观点,并主张创造性翻译,如钱钟书、傅雷、郭沫若、矛盾、余光中、翁显良、许渊冲、许钧等等.钱钟书认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傅雷则说：“译本应该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Xu.2003:243).五四运动时期,文学家郭沫若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一文中,提出翻译“创作论”, 主张创造性的翻译.他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Guo.1954:151).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他说,真有灵感的译文,应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直译,甚至是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其貌,没有飞翔（Shan.2009）.当代社会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提出了“再创论”和“三之论”.他认为译者应该尽可能发挥译语优势,也就是说,尽量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以便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创造性的翻译应该等于原作者用译语的写作,这就是所谓的再创作(Xu.2003:252).在《文学翻译的理论语实践》中,许均指出任何一种文化和文学,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自身的创造性 (Xu.2001:137).

我国清朝时期出现了两位影响巨大的翻译家,康有为以这样的诗句称赞严复和林纾的翻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Hu.2007:292）.严复提出了简洁明晰的“信、达、雅” 翻译三原则,并与西方泰特乐的翻译三大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林纾虽不通晓英文,但他的中文功底深后,经人口授原作意义,他下笔如有神,洋洋洒洒地翻译了大量著作,其社会价值甚大,且影响了鲁迅、钱钟书、林语堂等一代文人.尽管犹如中文创作的创造性翻译曾经一度颇具争议,不过近来译界很多学者研究他的翻译,也肯定了他的贡献.古今译者进行创造性翻译的成功者无数,从英国诗人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美国诗人庞德的中国古诗英译到中国近代林纾的汉译小说.

三、、结语

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巴斯内特、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 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与创造性》一书预测了翻译研究发展的新趋势：翻译研究可能将面临着一个“创作转向”.作者认为,语言是翻译的载体,信息文化交流是翻译的主要目的,忠实是翻译的基本前提,理解和表达是翻译的过程,而创造性是翻译的本质要求.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为读者提供自然明了的译文,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使译文不像译文,而像译语的写作,达到审美一致性.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须发挥创造性,摆脱语言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束缚,亦采用创作式的翻译技巧,以灵活恰当的译入语对原作进行创作.可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基于原作的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