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三哲人的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其意义

摘 要  柏拉图以《理想国》和《伊安篇》,亚里士多德以《诗学》,共同开创了理性的西方文学传统.本文通过对这三篇经典进行重读,分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真理的“三层论”、关于文学对接班人的培养,和亚里士多德的可然律和必然律、情感表现和善恶表现,探讨了所表明和体现的苏氏、柏氏和亚氏的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力求发掘其有益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  《理想国》 《伊安篇》 《诗学》 真理观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古希腊三位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首先系统地建立了古希腊的文学理论,开创了西方的理性文学传统,成为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发展的原动力,两千多年来备受关注和颂扬;但在近代和当代,却受到了冷落、否定和批判.作为重读经典、发掘经典的尝试,本文着力分析、思考其经典文论《理想国》(卷二、三、十)、《伊安》和《诗学》,从真理观和价值观两个视角探索其有益的指导意义.

1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

《理想国》和《伊安篇》是柏拉图记录的其老师苏格拉底的言论,包含有对史诗评诵、文学本质、文学功用等方面的论述,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苏格拉底的(同时也是柏拉图的)文学评论思想,主要是对文学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评判.而《诗学》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创作的关于当时盛行的各种文学形式的理论;虽然主要是对文学形式的分析、阐述和总结,但也体现了他对文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判断,只不过是与苏氏和柏氏的不同甚至于相反,因而没有明说.如此相互联系又有着差别和对立的两种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就尤其具有比较全面的和辩证的指导意义.

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格罗康的谈论.在这次谈论中,苏氏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有关真理的“三层论”,即第一层为理式(理念)乃真理,第二层为实物,第三层为影像.他论证说,世界的本原是神定的理式(理念),大自然和工匠们按照一个一个的理念制造出一类一类的实物,画家、诗人和剧作家们按照实物象照镜子似的摹仿出影像;所以,理式是本原的真理和真实,是第一层,实物是接近于真理的第二层,而画、诗和剧等摹仿出的影像是第三层,与真理相隔两层(柏拉图,1985:24-28).

这是一番本体论意义上的论述,从探求本体的深度来认识世界,从把握世界的高度来评判文学,境界宏大,对我们认识文学极具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他一方面揭示了文学的本体性属性,即文学依赖于世界,肯定文学背后存在着真理,文学有真理性的评判标准,文学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规可循的;另一方面,他揭示了文学远离和脱离真理的固有弱点,表明在文学上认识和坚持真理的艰难性和重要性.但是,苏氏的本体论存在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正如余元洲指出的那样,哲学家都是一个劲地追问本体究竟是什么,却未同时追问其怎么样;于是他认为本体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本原、本然形式和本真状态(余元洲,2008:19).苏氏认为文学存在于世界,乃第三层.他把世界的本原规定为理式,但没有廓清理式的本然形式和本真状态,如此便容忍了理式(本原)的纯粹抽象性,并进而容忍了理式与实物的割裂,于是,本原成了没有本然形式和本真状态的纯粹抽象存在.由于本原是纯粹抽象的存在,所以苏氏只得解释为它是神定的,这就局限了人们对本原的认识,因而,真理性的认识是难以达到的,文学便成了远离真理的摹仿.


不过,正如李秀云在其所著的《西方文论经典阐释》中所阐释的那样,苏氏所指的神,虽然含有宗教意义上的超自然性和终极性,但它与宗教意义上的神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哲学意义上的神,代表的是理性的真实,是理式之神,它不直接创造世界,只是规定世界所赖以生成的理式,而它本身也符合并遵循这种理式,甚至于按照理式进行自我再造,它不是高高在上让人膜拜的,而是为世界规定理式,引导人发现理式、遵循理式、达到理式.这是一种与宗教截然不同的以积极态度对真理进行的阐释(李秀云,2008:11-16).这表明苏氏所指的神是与理式同一的,相当于最高的、最抽象的真理的一个具体的名称.而且,苏氏也表明了他的积极态度.他认为真理可以接近,近似真理的知识能够获得;不过,那是在制造和使用的过程即理性的过程中,而不是在文学摹仿的过程即无理性的过程中.

由此,苏氏对文学及文学工作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不是否定真理及其可接近性,而是否定文学及文学工作者对于真理的不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导致了文学及文学工作者到达不了真理.不过,苏氏无法否定文学的力量,又不能理性地认识这种力量的来源和表现方式,所以,他在《伊安篇》中只好再次搬出神,将文学的创作解释为神的凭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苏氏搬出的神,不是宗教的神,而是如前面所分析的一样,是理式之神;是它赋予文学工作者以理式,其实是文学工作者认识和发现理式(真理)的另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而已.

《伊安篇》是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与诵诗人伊安的谈论.在这篇文章中,苏氏鲜明地提出了诗人和诵诗人(部分地相当于诗的评论人)没有技艺、依赖神灵的观点,即诗人是神的代言人,而诵诗人又是诗人的代言人(李秀云,2008:8).随后,苏氏对诗人和诵诗人没有技艺的观点进行例证.对于荷马史诗中赛车的内容,苏氏指出伊安和荷马就不及御车人知道得清楚;依此类推,荷马史诗中虽然有治病、征兆、打鱼、牧牛、率兵等等内容,但诗人与诵诗人却没有医生、预言家、渔人、牧牛人、将官的技艺,而只是得了灵感作诗诵诗罢了(柏拉图,1985:11-17).

苏氏的这番论述,表明了他有关作诗和评诗的认识论思想,即作诗和评诗都应该像对待科学一样对作为诗内容的客观世界进行认识;而诗人与诵诗人并没有如此,他们不以认识客观世界为己任,不具备作为认识水平标志和认识工具的技艺,因此作为诗人行为结果的诗是不具备真理性的,作为诵诗人行为结果的吟诵及其所包含的见解也是不具备真理性的.

显然,苏氏在用对于文学的非真理性的定义(文学是与真理隔了两层的象照镜子似的被动的对于实物外形的一小部分的摹仿)来证明文学的非真理性.苏氏在这里所指的真理,其领域局限于科学,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制造、教育、军事,而将人文学科排除在外或根本还没有认识到,因而用科学领域的真理来套用、怀疑甚至否定文学的真理性.这是不中肯的.其实,人文学科领域也包含着可以认识的客观规律(真理),但它不同于科学领域的客观规律(真理),而文学所要认识的正是这种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真理.文学与科学既有联系,即都是认识世界,又有区别.文学不是认识作为客体的自然和社会本身,也不是认识作为客体的人本身;对文学虽然也能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进行宏观性的效应审察和价值评判,但没有具体的数据性和物质性手段进行操作、测算和检验;因而文学从本质上可以说不是科学.对作为客体的人的认识有人体生理学、人类心理学、人类社会学,在认识客体的科学层面,这些与动物生理学、动物心理学、生态学等有着同一性,所以仍然是科学.而文学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是对人作为主体所进行的生活的认识,是认识人们对客体对象(包括人体)的价值判断和心理体验,并把这种关于价值判断和心理体验的认识以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文学认识过程所创造的精神性存在就是文学(作品).所以文学是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心理体验的认识,是对正在认识的主体性的人的认识,因而可以说是认识之上的认识;同时文学是对形象的语言的认识,是对语言与人的主体性(生活)相结合的认识,是对语言与具体形象思维相结合的认识.这里还要说明,文学创作者在对主体进行认识的过程中,不仅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当作主体性的对象进行认识,而且还把创作者自身也当作主体性对象进行认识.欧阳友权主编的《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有这样的阐述:“创作需要给生活以价值判断和意义赋予”,文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欧阳友权,2006:194).这就既指创作者在进行价值判断,也指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同样具有主体性,在进行价值判断,即所谓的“意义赋予”,将主体性(意义)赋予给生活和生活中的人. 苏氏对于文学的真理观是与其价值观紧密关联、相互印证的.在论述文学真理性的同时,苏氏也对文学的价值性进行了论述.正如将文学的真理性放在世界的层面上和本体论的层面上审视一样,苏氏把文学的价值性也放在了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上进行审视.在《理想国》(卷二、三、十)中,苏氏论述了文学对于教育城邦保卫者的功用.他认为对儿童讲故事将影响深刻,关系到儿童性格和观念的形成;而荷马和其他诗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描述神相互搏斗,相互谋害,描述父子仇杀和社会罪恶,而儿童理智还不发达,还没有辨别能力,听了看了后,品德的培养就受到了伤害(柏拉图,1985:19-21).所以,除了肯定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他主张禁止有害的故事,驱逐摹仿背离真理的影象、煽动无理性的的诗人,除非他们有理由证明他们的合法性、真理性和有用性(柏拉图,1985:40-42).

苏氏的这种文学价值观体现着一种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古往今来,文学对国家和社会所具有的教育和培养人的价值被普遍认可和赞同.何国瑞主编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中有这样的阐述,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最根本的在于等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共产主义新人(何国瑞,2001:207).斯大林曾称赞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曾说过,“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何国瑞,2001:219).可见,苏氏(同时也是柏氏)能在两千三百多年前树立国家和社会取向的文学价值观,是多么大的贡献,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只不过,他没能全面地认识文学的多样性,没能辩证地认识文学价值的实现方式的复杂性,片面地否定了除了赞颂神和好人之外的其它诗歌.

总的来说,苏氏和柏氏的文学观达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即一方面文学应该与真理相符合,文学家必须遵循理智,保持理性,追求和掌握真理,以创作出体现真理的作品;另一方面文学必须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发挥教育儿童、培养品德、构建理性社会的功用.

2 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创的存在着局限性的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得到了继承、纠正、拓展和具体化;他创作出《诗学》,与他们共同建成了古希腊经典文学理论.

《诗学》主要是通过对当时盛行的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日神颂等文学形式进行分析,总结其中的规律和原理,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中也渗透了亚氏的真理观和价值观.

《诗学》第一章就指明,一切文学都是摹仿;在第四章又推想,摹仿的过程包含着求知的过程,且摹仿和求知都带给人快乐(亚里士多德,1985:43、49).而在第九章,亚氏论述说,诗人是创造者,通过摹仿行动、组织情节,从而创造出情节;他进而指出,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1985:61、62).在第十五章,亚氏论述悲剧的性格时也说,像安排情节那样,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要遵循必然律或可然律(亚里士多德,1985:73).

亚氏的这番论述显示,他已超脱了苏氏和柏氏的“理念——实物——文学”的摹仿“三层论”.他也认同摹仿,但不是没有技艺地、没有可靠知识地、不懂不用真理地像照镜子似的摹仿出影像,而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进行的创造,而且他把摹仿与求知、快乐联结在一起,揭示出摹仿过程与求知过程的同一性,与认识真理过程的同一性,肯定了摹仿的主观能动性;他也认同文学背后的真理,但不是神定的理念,而是包含在对象世界中的可然律或必然律,因而不是神秘的、隔了两层而无法达到的,而是可知的、内在的、通过求知可以达到的,这就在本体论上具有了能动反映论和(还不足以证明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对“可然律或必然律”,亚氏进行了反复强调,表明了亚氏关于文学真理性的坚定立场.

另外,亚氏论述悲剧时说,悲剧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借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1985:54、63).接着,他还强调,不论任何时候,戏剧的行为都必须能够产生怜悯和恐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2007:73).亚氏对情感的重视和强调其实是符合文学的真理性的.欧阳友权主编的《文学理论》将情感性归为文学本质特征之一,并阐述为:“艺术(包括文学)是情感的符号,情感是艺术形象的内核、血液和生命,是产生艺术感染力的内在动力”(欧阳友权,2006:207).这样,文学的理性与情感达到了统一,文学的真理性更为全面.

亚氏的这种文学情感观也体现了他的文学价值观.他揭示了文学帮助人宣泄、陶冶、净化情感和心灵的作用.同时,亚氏在论述摹仿对象和创造情节时也体现着他的价值观.在《诗学》第二章中,他论述道,悲剧总是摹仿好人,喜剧总是摹仿坏人(亚里士多德,1985:47).第一点,也是最重要之点,悲剧人物的“性格”必须善良(亚里士多德,1985:72).关于情节发展,亚氏主张: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这使人厌恶;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这最违背悲剧精神;而是写不十分好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亚里士多德,1985:67-69).这充分显现了亚氏对悲剧和喜剧表现人物形象时对善的取向和对恶的抑制,体现了他在品德培养上的人文关怀.

对于自己爱戴的老师柏拉图,亚氏虽然没有明示他的异议,但实际上,他在肯定文学真理性和价值性方面,特别是在肯定文学情感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苏氏和柏氏的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奠定了更全面的古希腊理性文学传统.

3 结语

通过《理想国》(卷二、三、十)、《伊安》和《诗学》,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石,不仅从指导思想上树立了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而且从形式上建立了系统的文学创作(摹仿和创造)原理、方法和原则.这一经典的理性文学传统在两千三百多年来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为破除宗教神权,为确立追求真理、彰显人的价值的人文精神提供了智慧的启示和权威的理论根据,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激发者和推动者.即使在今天,面对二十世纪以来涌现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学思潮,坚持这一理性传统,坚持这种文学真理观和价值观,仍然意义重大.因为唯如此,我们在社会更迭和形式创新的进程中,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不至于丧失本质,才能牢牢坚守文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坚守文学发展的正确而健康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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