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进入东北沦陷后期,出现了东北现代文学史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通俗小说的短暂繁荣局面.这个特殊文学现象是随着新文学的萎缩、在日伪政权的有力扶植下,应市民的要求而形成的.
关 键 词 ：东北沦陷后期 通俗小说 繁荣之原因
当下通俗文学研究正热,但鲜少看到有关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的研究.其实东北现代通俗文学在进入1940年之后出现一个短暂的繁荣.在这个繁荣期里,不仅出现了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大众通俗杂志《麒麟》,就连原本的老牌杂志《新满洲》也逐步转向通俗.有关于通俗小说的论争也曾于1942年左右密集性的发生.东北的老牌通俗作家穆儒丐、赵恂九等与华北知名通俗作家刘云若、耿小的等共同为东北文坛贡献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东北的新文学作家与后起新秀也在短篇通俗小说的创作上有所收获.之所以会在该时期出现该种文学现象是有其历史的必然的.
一、东北沦陷后期新文学阵营的萎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阻断了东北新文学正常发展的路程.沦陷初期由于日伪政府思想文化统治还未系统化,新文学仍然以哈尔滨为据点,顽强的进行着抗争.但随着统治系统的完善,不断有人被逮捕,活动场地也被剥夺,在这种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境地中,东北新文学作家们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选择.1934年,萧军、萧红、舒群等人选择了南下,而留下来的山丁、袁犀、秋吟、梅娘、吴瑛、古丁、小松、爵青、疑迟等人在“管制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着,他们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努力的致力于新文学建设.从1937年《明明》杂志创刊,一直到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的颁布,东北的新文学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此后,新文学已被日伪统治的高压摧残的奄奄一息了.
王秋萤曾以阮英为笔名,在《文坛的沉寂》一文中描述了当时新文学的衰落：
“近来各种出版物又形灭了,但这原因我想都会公认,并不是文学青年热血的冷却,而是在这非常时受了纸与经济的压迫,再不能苦行下去.因此过去也有高呼与期待能有文艺刊物的出版,但时至今日不但未能实现,反倒连喊声也沉寂了.我们文坛已经无声,在这无声中我们仍然会看见一些文学青年悲惨的群像.”[1]
沦陷后期的新文学园地逐渐的几乎处于了被抽空状态.即便是留在沦陷区的新文学作家王秋萤、古丁、爵青、小松、吴瑛等人也是进退失据,他们甚至连像梅兰芳蓄须明志一般罢手不写的权利都没有,被迫强颜涂抹,有人甚至只好降格以求,由雅入俗了.
这样,通俗小说便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新文学的萎缩,不仅为通俗小说让出了一定的空间,相对突出了通俗小说的地位,把“新文学”的一部分功用转移到了通俗文学的肩上,而且使通俗小说得到了一些文学品味上的自由,使得其有更多的探索,改良的可能性.
二、沦陷后期日伪文化政策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1941年3月23日,弘报处公布了《艺文指导要纲》之后,设立了伪满洲文艺协会,将文坛上稍有文名的作家、文化人士均强行纳入该体制,这标志着日伪政府的文化统制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此后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日伪政府更是将文艺纳入了战时体制,大肆动员文艺要为“完成圣战和国防国家建设任务而进行”.如在《麒麟》杂志中,经常能看到《大东亚建设漫画帖》、《怎样建设决战下的家庭》[2]等“国策文学”的宣扬,企图强制的将东北文化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体系中.
日伪当局一直在鼓励文学作品回避或歪曲火与血的现实,强制写作者描写当局所需要的“现实”,在日伪当局颁布的《艺文指导要纲》中明确指出：
“我国之文艺应适合国民各阶层、各民族喜闻乐见；以典雅、壮丽、健全为原则.等既具有城市又具有地方特色；既具有高尚又具有平易通俗性的弹性与融合性特征.
我国之文艺属于国家建设之精神文明财富,故应向国民大众提供美好而富于乐趣之精神食粮,以提高其情操；使其生活充满欢乐与力量等”[3]
不管是“喜闻乐见”还是“平易通俗性”,都是为使大众的“生活充满欢乐与力量”,而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虚假“王道乐土”正是日伪当局所织就的高压文化之网,在这个严密的网里,真正的抗日文学、暴露黑暗的进步文学是没有生存的可能,唯有通俗文学能够适应这个污浊的环境,避开政治,做一些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的话题.
这样,日伪当局的文化政策在打击和控制新文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放纵和宽容了通俗文学,当前者日益生存无地之时,日伪统治者为了保持文化界的虚假“繁荣”,便为后者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在东北沦陷后期,通俗小说在新文学的挤压日益减弱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三、东北沦陷后期读者对通俗小说的特别期待
沦陷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部分东北民众的一生,14年对于人有限的生命来讲,并不短暂.在沦陷初期,大部分人还抱有速胜的乐观情绪,民族的和气节还在国人的胸怀中激荡.一切与抗战有关的书籍都是他们争相传阅的对象.但是无情的现实击碎了许多人的梦,速胜论成了狂妄自大的过去,日伪统治的相对稳定性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持久战论更甚至是亡国论；还有一部分民众持有无所谓论,不管谁的政权,能有口饭吃便照旧生活,这种国民的劣根性虽然是现代文学上一直所批判的,但作为现实存在的却也无法不面对.
在日渐悲观的沦陷区里,在奴化教育日益成系统的推行过程中,沦陷区的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现实,尤其到了1940年以后,将近十年的日伪统治已经消磨了众多义愤填膺的民众们的斗志,再加之日伪的高压政治一日重似一日,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杀生之祸.由于日伪当局对文化的管制,民众对于关内和国外的情况既聋又瞎,每日能看到听到的只是日伪炮制出来的各种决战的胜况.在这样黑暗的境地中,山河光复无日,但人总是要活着,要生存,而生存又不能仅仅是饮食男女,在不能谈、不敢谈政治的境况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自然成了大家惟一可以选择的精神避难所.
普通市民经过了沦陷初期的惊恐与愤怒,经过了沦陷中期的消磨和习惯,到了沦陷后期,生活重新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文化市场上必然要出现符合市民生活情趣和水准的消费品,这便使得通俗小说的兴盛有了十分适宜的土壤.读者期待视野的改变也是沦陷后期通俗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三点外,沦陷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也为通俗小说的大规模销售提供了市场,另外类似满洲杂志社这种强有力的后台的支持也为通俗小说的平台——期刊杂志的持续发行提供了保障.当然还有其它外来的因素,华北通俗大家作品的影响等等.总之,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东北近现代通俗小说发展到沦陷后期,在思想内容、叙事技巧、作者层次等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其勃兴的样貌.
注释：
[1]阮英（王秋萤）：《文坛的沉寂》,《盛京时报》1942年7月8日.
[2]《麒麟》第三卷第六期（1943年6月号）第25、88页.
[3]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第2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武啸（1983.12—）山西朔州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代文学方向,2009级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