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圣垂文明道

【摘 要 】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家,受韩愈影响,积极从事古文运动.他强调作家要深入群众,密切与现实的关系,主张文以明道,文道统一,强调文章的形式与内容一致,形式为内容服务,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扬善惩恶,强调作家应该有饱满的创作情绪、高尚的品德修养和严肃认真创作态度,广泛继承各种文学遗产,博采诸家之精华,大胆创新.柳宗元在文学理论上的成熟,在文学创作上的创新,在文学活动方面的努力,大大提高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确立了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倡导者地位.

【关 键 词 】柳宗元,文学活动,文学主张

一、沿圣垂文,模山范水的文学活动

清代吴大受称赞柳宗元“并时才力韩公笔,异代江山屈子思”(《愚溪柳先生祠》),意思是说柳的文学才华与同时代的韩愈齐名,爱国爱民思想则与不同时代的屈原相媲美.他以屈原为楷模,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在柳宗元步入社会的唐德宗贞元中期,正好是文坛上新兴的“古文”与流行的时文(骈体文)激烈斗争的时期,韩愈已积极从事古文运动、并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柳宗元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志于通过科举考试谋求政治出路,所以他学写文章是从骈体文入手的.熟练掌握骈体文的写作技巧是应举觅官的基本功,柳宗元对此不敢怠慢.他在中举前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基本上是他后来所批评的“柔筋脆骨”、“骈四俪六”的骈体文.他在贞元十二年所写的《终南山祠堂记》和《太白山祠堂记》,均是为唐德宗皇帝到此祈雨而作,内容不出谀颂和迷信,形式浮艳雕饰,显然是趋附当时文风之作.

1.长安为官时期

柳宗元生活在京城长安,这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中心,也是文学斗争的中心.“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柳宗元的创作也不可能不受到社会的影响.他在步入仕途,积极投入政治斗争,特别是参与永贞革新后,现实的政治斗争使他逐步认识到那种“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生活,不能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使他开始感到淡情浓彩的骈文确为“无用之文”.在《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中,他劝独孤宓不必要“曳居戎幕之下,专弄文墨,为壮夫捧腹”,即不要只当舞文弄墨的帮闲文人,写那些受人讥笑的淫滥文章.他希望独孤宓“植密画于借箸之宴,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然后谈笑樽俎,赋从军之乐,移书飞文谕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箪食壶浆,犒迎王师”.即希望他参加抗御外敌的实际斗争,写出为现实服务的好文章.在《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觐省诗序》和《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等文中,他都强调作家要深入群众,过患难生活,强调了作家与现实的关系.这些认识,都体现了柳宗元对文学创作看法的变化.柳宗元是韩愈的好朋友,在御史台又是“同官”,韩愈的新体古文创作和他的文学活动,无疑对柳宗元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像古文家梁肃是柳镇的好朋友,当时正活跃于京师文坛,柳宗元的族兄柳并是前期古文家萧颖士的高足,热心于“古文”的权德舆也是柳宗元趋附拜谒的人物,这些也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对柳宗元发生影响.而标志着这一时期柳宗元在文学理论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的是他的《杨凭事文集后序》一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柳宗元的文学观点,如对“文”的概念的理解问题,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等,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些文学观点指导之下,他写出了一些体现自己文学主张、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文章.如公开表示支持太学生贬斥阳城的《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反对潘镇割据的《辩侵伐论》,反映吏治问题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多用简洁明快的“古文”,表现了严肃重大的政治主题.

柳宗元在文学观点和文学创作上的重大变化,也标志着他对骈体文形式主义倾向的不满,对新体古文的欢迎.他的认识和创作实践表明他顺应了当时文坛改革的潮流,实际上已成为古文运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并开始为古文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长安为官时期是柳宗元一生政治上春风得意的时期,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上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尽管他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在创作上还处于摸索、实践的阶段,但重要的是他走上了一条新的文学创作之路,并且表现了非凡的才华,取得了可惜的成就.长安后期,他已经是一个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了.当时已有不少后进青年学子向他求教,尽管这些人主要是学习骈体文准备应举觅官,但柳宗元的文学活动无疑是增加了,在文坛上的影响无疑是扩大了,这对他日后从事文学活动,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2.贬谪时期

被贬永州是柳宗元生活道路的一大转折,也是他创作道路上一大转折.由于远离政治斗争,又无公事可办,这在客观上为他致力于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正如韩愈所说:“闲居,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辞章,泛滥蓄,为深博无涯,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子厚墓志铭》)他自己在讲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也说:“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奏章,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厉病.”(《与杨京兆凭书》)可见,他被贬官后,确实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读了更多的书,写下了更多的文章,也思考和探究了许多过去无暇深入思考的问题,使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探讨领域都取得了更重大的成就.同时他也有更多的机会交接后学,指点他们为文,使“古文”在南方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几句话,真实地反映了柳宗元这一时期为开展古文运动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柳宗元被贬南方,但他始终和韩愈保持着友好往来,他的文学见解、文学创作以及对“古文”的倡导,都明显地受到韩愈的启示和影响,如他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与韩愈的《答李翊书》的基本观点大体相似,他虽然没有像韩愈那样抗颜为师,但他努力奖掖后学,扩大“古文”作者队伍,也可以说是步趋韩愈的.他不仅十分推崇韩愈,高度评价韩愈的创作成就,认为韩愈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远过扬雄,而且他还积极支持韩愈的文学创作.如韩愈因写《毛颖传》而受到时人的攻击,柳宗元则于数千里之外,专门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不仅为韩愈辩护,而且热情地赞扬、支持韩愈在文学创作上的开拓和创新.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政治上最失意的十年,但却是他创作大丰收的十年,为古文运动作出杰出贡献的十年.柳宗元在文学理论上的成熟,在文学创作上的创新,在文学活动方面的努力,大大提高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确立了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倡导者地位.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关于柳宗元奉佛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问题.柳宗元由写骈文而改写古文,就总的情况看,他是在追随韩愈前进的,韩愈是极力反对佛教的,柳宗元信佛、宣传佛教思想,搞“儒佛统释”,则无疑是逆古文运动的潮流而动的.倡扬儒道,攘斥佛、老,这是中唐儒学复古运动的核心问题,也是古文运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内容之一.柳宗元奉佛,既是受家庭教育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是唐代一般士大夫都推崇的思想.他们从佛教思想里吸取有价值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里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曾自负地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可见柳宗元是一位极力推崇佛教的人.中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的斗争与交流推动着当时思想理论的发展建设,柳宗元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宣扬佛教,佛教的唯心主义与他唯物主义的思想构成了他思想上的矛盾,佛教的消极出世思想成了他被贬官后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他的斗争精神是一种的消弱,也使他的作品明显地表现出清幽和消极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战斗性,也直接影响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因文明道,导扬讽喻的文学主张

柳宗元关于古文运动的理论与韩愈大同,而在某些方面又有他的独到之处.

1.在文、道关系上强调“文以明道”,文、道统一

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他明确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认为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宣传“道”.基于此,他对只讲形式而忽略内容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坚决反对只在文辞和书法上下功夫的形式主义倾向.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写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他不但进一步阐明了“文以明道”的思想,而且还明确指出,他的所谓“道”,也是儒家之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可见,在文道关系的理解上,他与韩愈是大体一致的.但由于柳宗元信佛,搞“儒佛统释”,所以他的“道”中,杂有不少的佛教思想,这就使其理论与创作产生了矛盾,出现了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响了他的“明道”.

而另一方面,由于柳宗元有着复杂而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又有比较开阔的思想,本人又勇于实践,勤于思考,所以他在创作实践中又能较少受儒家道统及佛教思想的束缚,写出了不少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他在激烈批评写文章的形式主义弊病:“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同时,还特别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来谈这个问题:“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但是柳宗元并不是重道而轻文.在文、道关系上,他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一是强调文以明道,二是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强调形式、艺术技巧要为“明道”服务.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他说:“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故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矣.”强调了文采对明道的重要性,讲清了作家在坚持文章思想内容的同时,必须借助于文采.

文以明道,文道统一,这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柳宗元具有明确的主张和认识,这是他能成为古文运动领袖人物的重要条件,也是他能写出大量文道完美结合的优秀散文的理论依据.

2.在文章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

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即是说,文章要触及现实,对美好事务要赞美,对丑恶的事物要揭露,上对下要有疏导、教化,下对上要有美刺,有讽喻.儒家传统的文化观是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的,所谓“兴、观、群、怨”说,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指的就是文章的社会功能.柳宗元从文章要表现“辅时及物”之道的观点出发,强调文章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要积极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反对言之无物的形式主义文风,也反对坐而论道、脱离实际斗争的空泛迂腐习气.他特别强调文章讽刺现实、批判现实的作用,使其文学观更富现实性和斗争性,柳宗元自己的许多优秀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

3.在作家与文章的关系上,强调作家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韩愈强调“君子慎其实”,即讲“文”与“人”之关系,只有加强作者的道德修养,成为“仁义之人”,才能达到“其言蔼如也”的境地.柳宗元也非常重视作家的思想品德、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要做到文以行儒道为本,作者必须“先诚其中”.这与韩愈的“慎其实”是一致的.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避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形象地说明了作家修养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他对于做人和作文的关系问题也有精彩的议论:“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等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易断于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如何耳.”(《与杨京兆凭书》)强调文章要明之“道”,不是古书的教条,也不是老生腐儒的说教,而是要阐明尧舜之道、孔子之志,这当然就不是末事,而是文人立身行事的大节了.不言而喻,只有修养高,才能作好文章.

柳宗元十分重视作家的创作态度.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他认为作家应该有饱满的创作情绪,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才能写出好文章.这种严肃、谨慎的精神,是他获得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他对后学青年的严格要求.

4.在文学的继承与革新上,博采诸家之精华,大胆创新

首先,他对“文”的概念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杨评事文集后序》)柳宗元把著述之文与比兴之文都归入“文”的概念之中,这既区别于强调以骈俪为文的形式主义观点,也不同于某些古文家把“文”只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观点.这种认识开阔、通达,避免了片面性,使“文”兼备众体.

基于对“文”的认识,他在习文方面师承相当广泛.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强调儒家经典是“取道之原”以后,又写道:“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内容,不同语言、风格,不同艺术表现方法的作品,都是他取法的对象.他还非常善于发现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的独到之处,如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写道:“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用一个字表现一个作家的风格特色,精炼、准确,表现了极高的艺术表现力.正由于他能博采众长,纵横于百家,所以他的文章视野宽广,思路开阔,手法多样,极富独创性.

与之相联系的是,柳宗元极其重视对文学遗产的学习和继承,但他是在批判中继承,而不是一味抄袭古人.因此,他反对盲目地“师古训”(《六逆论》),反对对古人亦步亦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在《与友人论文书》中,他尖锐地批判了“荣古虐今”的不良风气,更斥责那种“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蠡起等徼一时之声”的恶劣做法.他认为应该“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在《复杜温夫书》中,他又明确地表示:“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突出表现了他为文不囿成规,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柳宗元对待《国语》的态度,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他对古文的正确态度.一方面他专门写了一系列的《非国语》对这部书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参之《国语》以博其趣,他的不少文章风格也近《国语》.正如明代胡应麟所说:“柳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

由于柳宗元对革新与继承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他的文学创作能取前人之精华而不拘于古人成法,机杼独出,蹊径独辟,取得极大的成功.

总之,柳宗元虽是追随韩愈而从事古文运动,但他在古文运动的理论方面有自己的建树.他积极支持韩愈的事业,为扩大古文运动的影响而大力奖掖后学,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成为倡导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然而,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开拓了“古文”的应用范围,提高了古文运动的水平.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05A068),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文学的历史流变》(03YB118).

【参考文献】

[1]翟满桂. 一代宗师柳宗元[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2]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副岛一郎. 柳宗元与宋代古文运动[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11).

[4]王海. 柳宗元研究[M]. 海南出版公司, 2006.

[5]龚玉兰. 自我慰藉与文以明道.柳宗元文学的创作心态[J]. 求索, 2006(11).

[6]杨金砖. 屈原对文学的影响[J]. 求索, 2008(4).

[7]翟鹏玉. 柳宗元的创作主题自得说[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5(9).

[8]陈琼光. 柳宗元,开一代文风的改革家[J].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