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介入”其“无间道”

摘 要 :由于电影的综合艺术特质,电影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自身生命体验的介入,更需要其他不同学科、艺术与专业介入研究.作者指出,在电影与小说乃至其他专业学科互相借鉴技巧、日趋杂糅的情况下,研究者只有在不同研究对象间游走并出离,进而以他者的视角介入对象,才能赋予电影乃至于所有专业研究更强烈的生命力,也才能使得学术更有普遍意义.作者以盘剑所著《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一书为例,作详细解读.

关 键 词 :电影研究 文学研究 介入他者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介入社会,他强调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因为学术如果不和现实联系,终究是无生命的,知识分子只限于书本,在书本上腾挪跌宕转圈子,不仅和汹涌澎湃的生活现实脱节,也导致知识分子最终脱离生活,形成知识分子“之死”.“价入”理念被引人中国,在文学研究与批评界得到提倡.一些文学研究和批评者认为,只有介入的研究才有生命力,才能凸显知识分子的价值.这是西方理论本土化的一种思路,就电影研究来说,引入“价入”研究概念,可从更广泛深入的角度来探讨和促进电影研究.我想,电影研究不仅需要研究或批评者自身生命体验的介入,也同样需要其他不同学科、艺术与专业间介入电影的研究或批评.只有对电影从自身生命体验以及其他学科、艺术与专业的角度进行介入的研究和批评,才能赋予电影更为强烈的生命力,才能使得电影研究者的电影解读更有现实价值,也才能激发研究与批评者的学术.

如何介入,这是关键问题.

要介入,首先必须越界,对电影研究者而言,这十分必要.萨义德认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是对位(contra-puntal)的――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这里的“流亡者”毋宁说就是研究与批评中不同学科、艺术与专业的越界者,他至少知道两个文化、两个环境、两个归宿.他可以觉知学术视野中并存的多重面向,在不同的境遇中“流亡”,体悟这种不断转换并“介入”的越界体验.这样一种跨界的视角才能对研究或批评产生一种更新的文化体验.当下的学术研究还面临一种新情况,那就是各种艺术文本间相互渗透而呈现出芜杂多元的局面.电影中借用文学叙事手法的不鲜见,文学尤其是小说借用电影艺术手法的更为平常.电影作为一种综合了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多种艺术的一种独特综合的艺术门类,具有更为复杂的特点,只有这种在不同学科、艺术与专业间不断地跨界后的介入才能找到电影在各种艺术文本间的相通和共鸣,才能实现对电影进行介入研究的效果和意义.


盘剑先生的《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应该说就是这样一本跨越电影、文学、文化多重学术边界,在不同学术间互相介入的典范著作.我想象盘剑先生是电影研究中的文学间谍,确切地说是小说间谍.盘剑先生是文学专业科班出身,他深谙小说家的写作身份与文化渊源、写作路径,以这种视角解读电影,让电影在小说面前呈现出一种更为清晰的面貌.如该著对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小说家的文本十分熟悉,对这些小说家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把握的十分到位.通过文本细读和分析,盘剑先生指出,新感觉派小说隐性视觉形态是小说家在海派城市文化影响下的一种选择,在穆时英、刘呐鸥、黑婴等小说中有明显的视觉性的仿象存在,似乎小说文本中有一个“摄影机”存在,这样,他们的小说不再是“原来单纯的时间艺术,而是一种电影化的、新型的、视听结合的时空艺术”,“从而用文字语言媒介构筑了一个完整的隐性视觉形态”.盘剑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其熟谙小说研究、是小说间谍的跨界研究视角之上的.对中国早期电影中文学叙事的研究也显示出盘剑先生文学研究者身份的优越性.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多有从事电影创作,他们的电影创作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学叙事传统,按照他们原来的文学风格讲述故事,这一电影中的文学叙事确立了早期电影的基本叙事模式,“也成为了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电影创作所不断继承的重要传统”,而且“这种通俗文学的叙事传统对于当下遭受美国高科技电影和国内商业化转型的双重挤压的中国电影创作无疑更具有重要价值”.我想这正是盘剑在小说间谍身份下对海派电影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后做出的有效判断,这种文学叙事对电影研究的介入无疑凸显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中的独特特质,显现出中国早期电影本土化的可贵探索,这对当下的电影创作者具有极大的参考性,也证明了电影研究的“价入”式方法对作出有效判断的学术价值,对当下的电影如何借鉴本土资源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反过来,盘剑先生又是文学研究中的电影间谍,在此意义上,该著也可视为一本文学研究专著,是电影研究者从电影艺术角度对小说文本的研究.由于盘剑先生对电影语言的熟悉,其对电影创作中的画面语言、镜头切换、机位转移等十分了解.我想象盘剑先生就是曾经的电影导演,他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作品,起码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且应该也做过自己的尝试.该著第一章专设一节为“电影作为文学”,指出早期电影创作中的“鸳蝴文人给电影公司编的剧本其实仍是一种类似于短篇小说的文学作品,而且题材、结构、旨趣都与鸳蝴小说相同,那时电影公司需要的就是这种形式和这种风格的东西”.而且当时“除了让拍摄在胶片上、放映在银幕上的电影具有文学特征,他们还曾经将电影变成一种专供阅读的形式”.对于20世纪初叶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些或许是必经之路,但可贵的是,盘剑先生以电影研究者的身份介入文学文本,将当时作为文学的电影本质揭示出来,进而结合当下的电影电视文学指出,这为“现代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将‘电影写出来以供人们阅读’则无疑以一种新的;类型拓展了传统的文学创作领域”.这些结论也许没有惊人之处,却以文学与电影的相互跨界和介入的研究方法使人耳目一新.小说也有很多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艺术手法,比如意识流等,而自觉地从电影艺术中借鉴还是比较少,盘剑先生的这一从电影对小说的“介入”后得出的结论无疑对小说研究与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不同的研究对象间游走并出离,进而以他者的视角介入研究对象,这是盘剑先生研究中非常成功的方法或者视角,这种方法或者视角如果要确切地命名,我认为就是电影研究的“无间道”.这似乎就是当下学术研究中经常提倡的“跨学科”研究,但“跨学科”强调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研究中的互相协作、交流、碰撞,进而形成新的学术视角和观点的方法.盘剑先生一人兼有多重学术研究身份,他熟谙不同的学科专业,独自在不同专业之间埋首苦干.正如盘剑先生该著后记所言,“将书当成论文来写”.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态度,在其态度中也包含了对不同学科和专业的付出,也只有这种态度才可以在不同的学科专业之间出入,形成自己的学术“无间道”. 由于研究者对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熟悉,电影研究中的“无间道”已经模糊了专业和研究的界限,从这个角度说,盘剑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电影研究专著,也可以视为海派小说研究专著(从电影文化角度研究小说的专著),或者也可以视为海派城市文化研究专著.

把这部著作视为海派城市文化研究专著,是因为作为该著研究对象的海派电影和鸳蝴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实质是城市文化的产物,因此贯穿整个著作的是对城市文化的想象与实证.该著对现代都市文化与海派文化进行了解读,指出上海都市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娱乐业的繁荣、现代传播业的迅速发展,而娱乐业与传播业的繁荣发展重要表现就是电影业的兴旺.在对海派电影的解读中,我们了解到当时电影宣传的广告策略,这与城市文化一脉相通,对城市文化特征无形的解读中,盘剑先生指出中国电影文化与城市文化交融互通的特质.这样,盘剑先生在对电影和文学的研究视角中其实还有一个隐含视角,即文化研究视角,或者可以说该著实质指明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派文化其实就是城市文化的这样一种典型的文化特征.

以对各种学科、艺术与专业熟谙的基础上对电影进行“介入”式研究,由此形成不同的艺术视角在电影文本间的“无间道”,这一研究方法实质上给电影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难度.当前的学术研究不但要学术规范,而且日益要求专业化.专业化的细分使得大多数的研究者可以对本专业熟悉了解得十分精深,尤其是在硕士、博士阶段愈益要求严格.这种方向是没有错的,但如果没有广博视野,在本专业内的精深或许会迈上一条绝境,最终踏入死胡同.从西方学术界来看,苏珊桑塔格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批评家,20世纪60年代,其首先以小说创作出道,后以《反对阐释》等著作使其文化批评家的身份广为人知,后来写作了大量关于电影、小说、戏剧等的批评文字,并出版了一本《论摄影》的著名文集.除苏珊桑塔格,詹明信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尽管詹明信首先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出现的,但是他对电影、小说等诸多文本都有精辟的阐释,而其还提出“一种更为妥帖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音乐之类.”这一提法对电影研究十分有价值,电影自身即有文艺片、商业片等雅俗之分的诸多类型,对于电影研究者而言,作出适当的细分后还应了解不同电影文本间的共通之处,进而应该以不同的学科、艺术与专业进行有效的介入研究.通过苏珊桑塔格、詹明信的学术道路,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从事电影艺术研究者、还是小说等其他艺术批评或研究者,必须具有广博的学术视野.更遑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各国、各种艺术之间互相渗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小说文本中借用影视语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电影文本借用其他艺术门类更是必然的途径,电影研究者如果没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不以其他学科、艺术与专业进行有效的介入,怎么可以形成电影研究中的“无间道”,又怎能推动电影研究的深入.在中国,电影艺术家夏衍先生也是介入式电影研究的一个典范,在建国年前,夏衍从事过新闻记者,也写过著名的报告文学,后来在电影研究中也作出了辉煌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样的跨界,很难说夏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在《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中,盘剑先生无疑为介入式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运用电影艺术语言来解析文学,同时也运用文学语言来审视电影,在文学与电影研究的互证中,又突出了海派电影与文学的文化研究特质,使得电影研究与文学、文化研究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各种艺术之间的介入最终落实到电影与小说文本上,对文本解读的深入细致,不仅反映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也是示范性的学术态度.

应该说明的是,对电影研究不是随意介入,在介入中还需依据一定的学术理路.介入者必须有较为明晰的学术视野,必须对不同的学科、艺术与专业有恰当精深的了解,而不是浮皮糙痒地了解一点点,点缀自己的研究.介入者必须运用好不同学科、艺术与专业的语言、方法,将之作为介入电影研究的利器,惟其如此才能实现电影研究的有效价值.

对电影研究而言,除却上述介入视角,当然还可以有意识形态与现代性进程的有关问题.比如海派文化作为形成于上海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形式,与乡土文化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盘剑先生主要对海派文化做了幽深的发掘,这甚至改变了我的一个偏见.个人一直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的社会,中国的城市至多只是乡土的点缀而已.做硕士论文,对乡土有了更深意义上的了解,费孝通先生基于人类学的研究和考察作出乡土中国的判断是有现实和学理依据的,因此,我把学术兴趣的兴奋点集中在乡土和农村的时代变迁问题上.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乡土的适应、融合与改造一直也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课题,当下所谓的城市化其实都掩盖在乡土性的中国幕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难以根除的痛.

作出上述判断时,在内心其实抹杀了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城市文化史的现实,不仅因为偏见和无知,更多的是由于眼见的狭隘,对(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想象,我一直认为在战争文化背景和心理下,乡土中国绝难滋生城市商业消费文化.而王德威先生说过,“中国人如何‘想象’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以及他们所思所存的现在,遂成为一亟待挖掘的课题”.直到读了盘剑先生的专著《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后,我对中国想像的“重要课题”才有了新的体悟.中国城市化不仅存在,而且一度辉煌于世界,那就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作为乡土中国大背景下的海派文化策源地,城市文化已经逐渐成熟,如果不是1949年一个新中国的崛起并强硬改变了中国的方向,那么这一城市文化必将绵延下来并将至今辉煌.盘剑先生对这一事实没有特别揭示,是在对电影与文学的跨界研究中悄悄把城市文化的大幕铺陈出来,这中铺陈并非简单排列插入的,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化的深厚理解之上.可以说这是盘剑先生另外的一个学术研究身份.

盘剑先生的《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好读,没有令人费解的学院“暗语”.众所周知,当前学术研究已经成为语言迷津制造场,尤其是一些学院派研究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在研究著作中显示自我的学养“深”度,似乎不竭余力地要使自己变成“学术贵族”.他们的文字常常佶屈聱牙,句法常常枝蔓横生,似乎要重回文言,隔绝与百姓的联系.胡适先生当初提出废除文言以兴白话,不但要让文学回归大众,当然也包含让学术易于理解的意思.盘剑先生的这部著作语言平易,论证严密,读来毫不费力,在文字的层层递进中,不由得就理解和赞同他在“无间道”中形成的观点了.这也许就是电影研究的“介入”和“无间道”的力量吧.

反观当下的电影研究,研究者不可谓不多,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似乎大多数研究视角都比较单一,缺少学术跨界之后的那种视野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研究的影响力.电影研究面对的不仅是电影制作方,其实还有大学的电影教育、国家的意识形态、其他艺术与文化的发展与建设等.当我们倡导电影研究中的介人方法时,实际上无形中也在电影研究的多重指向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多方共同协进的良好局面.但当前的电影研究中不但没有互相协进的介入研究,而且电影制作、发行与市场炒作越来越多,电影圈子越来越浮躁,电影研究要么是自说自画,要么成为市场炒作的附庸和捧哏的,始终没有对中国电影发展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长此以往,怎么能不影响中国电影的进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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