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李国涛文存》五卷本终于出版了.先生把自己的文集叫《李国涛文存》,这更准确.它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收集.不说别的,近些年的小随笔,先生随写随丢,到哪里找去?先生并不怎么珍惜自己的文字,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喜写稿,乱投稿,偶发稿”.先生说自己1955年首次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没什么影响”.“近十余年,目力不佳,只能写千字文,在许多报纸副刊上发表,随写随忘,无足道者”,看出先生对自己文字成就的淡泊平和.但你看看这皇皇五大卷,再看先生成文的集子：论文集《野草艺术谈》,论文集《文坛边鼓集》,专论论著《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长篇小说《依旧多情》,随笔集《世味如茶》,就知道先生的著作丰富,涵盖创作研究几大领域.就在编发这五卷本的时候,先生同期有30万言的随笔集《总与书相关》出版,还有一本很精致的小开本《目倦集》.他好似一个忙碌的农夫,你跟在他身后捆扎,他却是边收割边抛撒,谁又能搜尽他的耕种和收获呢?所以说看似皇皇五卷,其实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搜罗.先生零星的撒在各地报刊的碎玉片琼,恐怕就只能任其星散,在暗处荧光闪烁,只待再再集束.
先生谦和低调,说到自己的文字影响,他说,稍有影响的论文有《且说山药蛋派》（《光明日报》1978年12月）和《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其实,这是先生的得意之作.前者可谓一箭定天山,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流派定了名称.命名就是创造.这个名字几十年一路叫过来,叫响了山河万里,这块国土上的人们,从此不能随意轻薄山西的文学成就.也由此,他和马烽为首的山西几代作家群,结下了深厚情谊,形成了互相感知互相推动的创评关系.后一则,先生在文体研究,开风气之先,推波助澜于后.由鲁迅的创作发端,一眼看30年代,一眼看当代眼前.沿革流变,各呈奇妙.众声喧哗中高标文体研究,自是由政治到艺术文学转型的深度开掘,也是先生的慧眼独具.在这一波文体学研究的巨大声浪里,先生发出了强大的个性化的声音.中国文坛的艺术描写的深化推进,先生的贡献,值得大书一笔.这哪里是“稍有影响的论文”几个字能够轻描淡写了的.
收到文集,我当即打开翻过.有些文章,原先就看过,这次重新看了.几十年过去,时光依然难以遮掩先生文字的清辉.比如小说《郎爪子》,这是先生改换笔墨写的最早的小说.当时我是责编.我填稿签,感动先生的老辣.先生那时是《山西文学》主编,一贯给别人发稿,我们这些编辑也都是给天南海北的作者填稿签.偶一日,给自己的主编填稿签,也有生怕拿不准的担心和忸怩.国涛先生大概也觉得有趣,我一边写,一边他就要拽过来看.我惊讶在先生一改习惯,小说竟也这般精彩,自然评价很高.他看了只是呵呵的笑,简短地吐出几个感叹词,不再说什么,那脸上写满了自谦.所有这些,至今历历如在目前.这个短篇后来入选隔期的《小说选刊》,中国作协那边很快传来消息,有人打听高岸是谁.高岸是谁?国涛,高岸,互为表里是也.一篇《郎爪子》,写一个大家败落以后的顶尖厨师.乾坤挪移,家道败落,无技可施.厨师的失意沉沦,主人的贫困潦倒,一切都无可遏止.一个家族的垮塌,一个时代的垮塌,全在其中.当社会剧烈变迁,惊涛拍岸,一个人,一个家族沉溺入水,又算得什么呢.
这一时期的小说,先生由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几年间,完成了一轮横扫.我那时看过几个中篇,只觉得把解放前夕的时代动荡描画得震撼人心,有的画面,几近惊悚骇人,如那个封死在银行地下室金库的误入者.中原大战,政权易帜,后人只有欢呼,其实当时时局的剧烈变动,各色人等的心理震荡,远不是用一场胜利能够概括的.就像龙应台的《大江大海》,那失败的一群,也是一种颜色的人生.同一片国土上,摧枯拉朽犁庭扫穴和仓皇辞庙颠沛流离,都是国人的岁月.先生的家乡徐州那时正是一场战事的中心,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体验.先生的小说,展开的正是王朝更迭大变动时代的市民的身不由己.革命变革推进历史,人道灾难也在所难免.先生平实地讲述这一切,这是先生的独特视角.
有关先生的小说成就,不是我能够轻易言说的.当年牛玉秋先生曾经有一篇《高岸小说的文化品格》,由中篇《紫砂茶壶》,长篇《世界正年轻》、《依旧多情》,论述先生的文化修养,精神选择,文化定位.牛玉秋是国内著名的小说评论家,论文发在《文学评论》.他说先生1950年代对生活的认识接近王蒙,1990年代对生活的批判接近杨绛.由《青春万岁》向《洗澡》靠近,这大约就是先生的精神历程.先生和王蒙占有同样的生活材料,先生却比王蒙晚写了几十年,回头再看几十年以前,可爱的青春躁动和幼稚的青春狂热,已经嬗变成为冷静的历史辨析.先生写1950年代后发制人,既是时世使然,何尝不是先生的幸运沉潜.
先生研究汪曾祺小说,那么汪氏小说的代表作是什么?世人都说是《受戒》,《大淖记事》.只有两个人说是《职业》.一个汪曾祺本人,一个李国涛先生.由此可以知道,先生对于汪曾祺,相知何其深.汪氏要出小说集,请先生作序,先生的论文,汪氏特意作为跋文附后.这些都可见汪氏心里先生的分量.
由文学评论写作进而进入文学编辑岗位,并由评论转入创作,最终进入文化随笔写作.这大体是先生的职业生涯的笔墨转换.先生说,在每一个点,他似乎都不久留.这是实情.先生退休以后,所写最多的是文化随笔,先生的写作文体归结于此,也是意味深长.随笔短文居多,先生戏称为千字文.这些年,全国各地报刊点点开花,究竟有多少篇,恐难以统计,说数百篇是有的.先生由此引起关注.
有关先生的文化随笔,在《总与书相关》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介绍先生的短文写作.你惊讶,先生读过多少书呀!那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古典现代,先生都不含糊.先生习古,不泥古,现代派也熟,并不跟着时髦变脸.谈鲁迅,梁任公,陈寅恪,这些好说,那么张之洞、龚自珍、傅山呢,谈的人就少了些.先生欣赏晚明小品,张岱,这爱好就更精细了.至于谈古人文章的“圈”和“点”,考证“羽扇”不是“尘尾”,总还算是文字考据,那么说寒柳,说山西小吃,说豆芽呢?说山东苦酒,说随园食单呢?在先生笔下,随便什么信手拈来,都能涉笔成趣.先生读过的书有多少?集子里经常见到买书读书记录,某某书,500页,买来,读了.说来轻松,眼前要过多少密密麻麻的黑字呀!查一个材料,要翻开某某全集第几卷,无不中的.先生记忆超人,时常是遇到疑窦,就能查到相关的书.考一个“盥洗”,先说甲骨文训诂字形,接着举出《红楼梦》多少回李纨洗手,嗣后又举出《左传》晋文公洗手带来的“国际麻烦”――有趣极了.翻开周作人的什么书,翻开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所指不虚,让人敬佩.好些书很生僻,不是专家不去看,有些书都是大部头,多部头,比如梁任公的书,这些全装在先生的脑子里. 文化随笔讲究文字.先生的文字也好,不是一般的好.先生在书中,几次谈到散文的写法,《散文最要平常心》、《文章喜家常》,我明白先生的意思.写文章最好说家常话.谁不想像唠家常一样写文章?那要有那种能力才行.各类大家文章,各类世态人情烂熟于心,你才能将深刻的道理以平常心看待,以家常话出之.先生历数近代的好多文章大家,莫不以家常话谈论,那是因为在先生眼里,这些已经成了家常.我写文章,每到紧要处,为了显示深刻,为了说明问题,不由得就使用艰深的概念,绕着弯子的推理,那是因为在我心里,他们本来还是高深的复杂的,我没有能耐用家常话说清楚.先生的文章看似浅近,读那么一篇,就让你猛醒,又读那么一篇,让你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就是一个小知识,却也牵扯到东西南北犄角旮旯,轻松一笑里,让你获益.文字明白晓畅,都是常用的词汇,常用的句式,没有故作惊人的修辞,似乎一切都寻常,这却是最不寻常的.
先生的文化随笔,外界估计不足.前几年我去上海,抱着先生四大册打印文稿寻求出版,结果没有谈成.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淘漉,先生的随笔,迟早会获得应有的评价.那是会让更多的人惊讶的.
山西的文化人,令我敬仰的不多.我曾经这样评价先生：在山西,如果问,谁算是编辑名家?和李国涛一样入选的,可以有若干人.再问,你会写小说吗?有一流的小说吗?立刻会汰出一批.接着再问,你做过影响全国的文学评论吗?留下的就更少了.如果还有留下的,再问：你懂外文,能翻译吗?这,恐怕就只能留下先生一人了.
这样评价,先生当得起山西文坛第一人.
我1983年秋天调进山西文学月刊社,先生那时已是主编.当时老家运城不放人,先生找了宣传部长斡旋,我得以脱钩到位.自此以先生为师,不敢怠慢.这倒不完全因为知恩图报,先生的道德文章,在作协系统尽知.我作为后生,只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那是怎样一个盛景啊.社会热捧,编辑尽职,从业者无不自豪.全中国奋发踔厉蒸蒸日上,这是全景里的一个园区.先生的文学功业主要成就于这个年代,大体与八十年代共始终.在改革开放的高速时段先生释放出最动人的能量,许多事情是值得回忆记述的.
我刚到编辑部,办事不知深浅.不久回老家运城,带回两个作者的稿子.交给主事值班的周宗奇,他立刻签发,当月一起发表了.一日上班,先生把我叫到主编室,问：运城那两个稿子是你带回来的吗?我说是.他说：今后再回运城带回稿子,要么交给责编.要么,你就不要带.他们给你也不要带.就这.去吧!没有多余的话.也不容分辩.我唯唯退下,一头雾水,不明就里.至于知道运城片责编有意见,那是后来听说的.现在说这些,也无非是证明先生从严治刊的决断.在一个散漫惯了的作家群体,那时的《山西文学》,可道是制度严明,井然有序的.
那时我们都怕他.不只是像我这样寂寂无名的,就是张石山李锐这样的远近知名的才俊,哪一个提起李国涛,不是屏声敛气?在编辑部,一个一个守规矩得很.这也不是严刑峻法所能解释了的.先生的人格力量,先生的文学成就都有无言的震慑力.
那时的山西文学,不但订户踊跃,国外也有青睐.日本的小林荣,常年翻译山西文学的小说,每年印一本,叫做《中国农村百景》,在日本出版,颇有影响.大约1985年,他来山西访问.这是“”以后山西作协第一次接待外宾.《山西文学》作为具体的承办单位,除了文学活动,还有不少的礼仪应酬.一班元老们对他出面,那叫一百个放心.
1988年作协换届,大会选出了三个副主席,李国涛先生列在其中.换届以后作协党组班子难产,主事人想邀先生入阁,先生拒绝了.
好多人都在猜测先生的作为.其实没什么多说的.先生不愿意做官,先生只愿意做一个作家学人,以文化功业建树影响社会.和传统文人一样,先生更愿意在野,议政议文,划清执行和言说的界线.把自己的职责,牢牢地划定在著述言论.
传统的中国文人曾经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事功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亮点.远离权力,疏离权力,置身事外,做自己的文化建设,这是先生的定位.面对这一次巨大的诱惑,先生没有迷失,这是人们最敬佩先生的.
先生执掌山西文学这十余年间,我以为这是刊物最好的时段.时也运也命也.《山西文学》最美好的年华,和一个众望所归的大家相伴,这是缘分.
“”以后文学刊物复刊,山西还叫《汾水》,老作家兼任主编,先生做编辑部主任,那已经是中流砥柱.先生在别人并不看重的自然来稿中,一眼选中了成一的《顶凌下种》隆重推出,这篇小说很快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成一由此脱颖而出.此后《山西文学》连连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名重一时.先生任主编以后,我以为《山西文学》的变化,要在于艺术因素暗暗增强,逐渐挤兑了政治倾向的浓重颜色.大同的一篇小说,先生强调的是“雁北乡村的风情画”.这在1980年代都是很招忌讳的评介.临汾的一篇小说,名为《但愿人长久》,先生提笔就改成《小女人》,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刊物发稿,先生创立了一个小栏目《编稿手记》,就是要编辑对稿子说些自己的看法.先生以徐漫之等笔名写了很多编稿手记.随意点染,收画龙点睛之妙.以至于编稿手记成为《山西文学》的一道风景,配小说那叫点石成金,赏心悦目.山西的小说,逐渐改变了政治色彩鲜艳或者政治加艺术的笨拙表达,走向生活的混元状态,先生有推进之功.
1980年代中期,现代派已经西风东渐,愈演愈烈.先生不了解现代派吗?绝对不是.这一年《山西文学》出了个“封面问题”,连续几期使用 变形画,外界一片嘘声.先生没有慌乱.事后先生说,鲁迅的《呐喊》、《彷徨》的封面画,不都是几何图形吗?1930年代先锋,100年以后还是先锋.先生对西方艺术思潮也甚是关注了然.创作会上,先生援引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讲解“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结构和解构,从英文到汉语,畅通无碍,昆乱不挡.听得我们如闻天书.那时的新批评、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这些理论的传入,在山西,我们都从他这里开始听到第一声.我那时也恶补一些外国书,囫囵吞枣,食洋不化.一次在先生面前大讲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先生狠狠盯了我一眼,那眼神要把我刺穿.心下忐忑,回家连忙打开一看,原来阿尔都塞的书名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这是露了大怯,只看了个书名就在那里烧包.先生对于这种不求甚解的文风十分鄙弃.省内一位喜欢名词轰炸哗众取宠的理论家,大文推荐西方风行的《历史研究》,把享誉全球的学者汤因比多次叫做汤比因.先生忍不住嘲弄：你那研究的是思克马主义啊? 不久编辑部收到吕新一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小说显然接受了现代派表现手法的影响,情节只有断片,人物只有暗影,通篇都是神秘的暗示.小说发还是不发?责编拿不准,推给了主编.为了这篇新人新写法,先生召开编辑部全体大会,集体讨论,号召每一个人都发表意见,不管责编非责编,每个人填一份发稿签.由编辑部集体讨论一篇小说的发表与否,在办刊历史上罕见.以先生对文坛大势的判断,先生当然熟知小说写作的新变化.我看先生早已成竹在胸,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讨论,那是一次文坛新思潮的普遍教育.山西的小说,由此不那么古旧.吕新也由此一跃成为活跃的小说家.几年以后,吕新的小说走遍全国,在各地名刊抢滩圈地,他当然不会忘记,谁是他的第一推动力.
主持《山西文学》,这可说是先生文学活动的主要“政绩”.人们常说,山西的作家都起步在《山西文学》,这倒也不全是夸饰之词.成一李锐柯云路钟道新张石山韩石山再到张平,这一批山西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哪一个没有得过先生的扶持奖掖?几代作家由《山西文学》出发驶入快车道,几代作家敬重他,视他为师长.《山西文学》合着时代的节拍,走过了1980年代,那一度辉煌,当然和一个人的名字有关.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他的事功.道德文章之于管理,原来有这样巨大的作用.在先生身上,这一点表现最为鲜明.
先生退休以后,自此坐拥书城,以写作为人生.我作为后学,常到先生那里请教.十多年以后我也退休,去得更多了些.去了,无非谈国运,谈文脉,谈读书写作.有一天先生说,咱们这几年的谈话,收起来有一本书了.我蓦地恍然大悟.退休以后,对先生的了解才越来越多.直觉走近先生,竟然是从退休以后开始的.
先生出身徐州的一个大家.民国时代,李家公馆那就是一个半岛,三面环水,院子有点规模.有一年我去徐州,住在徐州医院附近.回来看先生,先生笑说,现在的徐州市医院,就是他家当年的老宅.先生生在一个爱书人家,家里藏书极其丰富,四壁书架全是线装书.生活无着以后卖旧书,装了一卡车.还剩下半架.1970年代先生回家省亲,妹妹指着床腿问,这下面垫一块石头,二哥你看是个啥?先生取出来擦净,认出那是一方端砚.垫压太久,有了一道裂纹.怎么办?废了呗.
先生从小生活优渥,接受了完整的旧式教育.先生的旧学修养及持续的兴趣,肯定和青少年时期的文化养成有关.先生的小说描述的一个大家族的败落,当然也有旧年生活的烙印在.先生说,那“郎爪子”炒菜时,我就在边上看,能写不好吗?
1957年的反右,先生逃过一劫,说起来很有戏剧性.先生那是在煤炭系统教书,刚从山东调到山西.山东那边转来材料,自然就不吃劲了.开了几次会,没有批出个名堂,算是虎口余生,幸免于难.
先生多次说,我可不是山西培养出来的作家.他在徐州上小学中学就开始练笔投稿,调到山西以前,从1955年开始上海的《文艺月报》,北京的《光明日报》都发表过很像样的文章.到山西以后,写作条件很差,蹲坐在床上,拿过纸就写.山西的报刊发过不少,很快就在山西享有文名.家庭出身不好,几番办不成调动,绕了几个弯儿,才进了文联.
像先生这样的文化背景,偏偏落脚在一个革命根据地文学传统非常强大的省区,这是非常有趣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两下相安.他为山西的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山西的文学传统有开掘发展的功绩.他和马烽等老一辈革命作家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马烽老师一直到临去世之前,还把他当成可堪交流的知音.他认为在山西,李国涛是可以说几句心里话的为数不多的人.
先生多次大力评介过山西文学流派,他对于“山药蛋派”的成就局限,当然了然在胸.对于革命文学的流变,也经常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他很看重赵树理继承的五四精神.先生喜欢赵树理1930年代的小说.他认为赵树理承接了1930年代的鲁迅传统.1934至1935年,赵树理写过长篇小说《盘龙峪》,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现代小说,和《小二黑结婚》同样优秀.早在1930年代,赵树理已经形成了《小二黑结婚》式的写法风格,远在延安《讲话》之前.现在人们都习惯把赵树理的创作归结为根据地文学,其实这是非常简单化的贴标签.
先生非常看重三十年代文学,推崇鲁迅巴金沈从文等大师,先生的文章,更多的师承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是先生的珍爱.尤其周作人,先生多次推介他的文章的苦味涩味,可惜我一知半解,学不来更写不来.
先生自己的文章,尤其是近些年的文章,写出了境界,写出了滋味.什么滋味?那是需要仔细咂摸的.先生自己说,他曾应约给一家晚报写稿,每天发在报头右侧.发了一阵子,总编说,算了吧.总感觉这文章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儿,不对劲.先生笑谈,什么味儿?就是传统文化的浓酽味儿.没有沾染革命政治的味儿.现在的报刊,毁灭文风,官文都一个腔调,汉语最好的表达化为乌有,幸亏自己还有点旧学底子.他说：我总算没有被彻底改造了,还留下那么一点味儿!
看到1949以后,一些所谓革命作家独步文坛,飞扬跋扈,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先生特别反感.先生冷眼相向,喜欢这样奚落他们：是的啊,能写的都不让写了,那不就数着他们了?
但是对于山药蛋派作家群,先生依然以豁达的态度,给予他们较高的评价.我理解这其中有客观分析,也有深交和理解在内.他时常诚恳地评说,马烽这些人是很有才华的,那种农民式的聪明和幽默,哪里去找?小说里表现得多好!可惜他们遇上了那个极“左”的年代,一代聪明作家浪费了才华,不得施展.时代误人,造化弄人,要这样理解山药蛋派.
文学评论是先生的专业,文学编辑是先生的职业.翻译是偶一为之,写小说是临时客串一把.我以为,一直到先生近些年的文化随笔写作,先生才算走进了自由写作的理想境界.先生以作家加学人的身份走进去,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房间任意出入.林林总总的历史人物,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先生拿过来为我所用.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泅渡,先生得心应手,臧否人物,指点当今,都可以看到源流,看到走向,看到历史的强大惯性力.文化是一个深邃的海,深水不流,却是一定要注入无形的力量,影响眼前的一切.先生的眼光已经不再专注山西一地,不再专注六十年的是非.他驰骋在高天,沉潜在深海,探海得珠,老马识途,文章写到这个份上,不愧为人师表. 回头再看先生和山西革命老根据地文化的融合,此时自当有解.先生坚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几千年的文化积累,绝不是几十年的变革能够改天换地的.革命文化不过几十年,面对传统,如盐入水,余味还在,化为无形.新社会绝不可能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横空出世,遗世独立.革命文化最终也会融进传统文化的茫茫大海,中华文明海纳百川一脉相承.先生宽容淡定的看着沧桑流变,相信着一切毕竟分久必合.
以我的眼光,像先生这样,有民国经历,有旧学修养,1949年以后,对新文化建设卓有贡献,这样的老作家老学者还有多少?不多了.我们应该加倍珍惜才是.尤其可贵的是,先生全身远祸以后,在一个以破坏旧世界为时髦的时代,重视的是文化的传承建设.先生在晚近的著述,更加贴近古风,以彰扬历史文化为用心.先生文章并不陈旧,其中却可见老派文人的风骨.先生顺接了前代的遗产,后人理当接力继续.先生的价值会越来越凸显.只有俗人妄人才会轻慢先生这样的老作家老学人.
应该在这个基点上理解先生的宽容和淡定,那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文化态度.先生这些年,从容看世事,臧否都在心里.相信历史会矫正一切.先生的平和冲淡,是老人的慈祥,也是老人的超脱.各种思想流派交锋,先生持论公允,从不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在山西文学界,先生的学子也都各掌文事,先生从不骄矜.先生一个蔼然长者,和谁都友好相处.先生没有对头,但先生不是和事佬,人们敬重先生,是因为先生的学问,因为先生的德行.在这个意义上,说先生是好人,那是高尚高大景仰认服的意思.
我这些年,也写过一些批评山西,批评山西文学传统的文章,先生一再告诫我,切记有理和有礼.有理是道理上站得住脚,有礼是礼数要尽到.功过是非,历史会有结论的.这事最好让别人去做,让这个胡同以外的人去做.先生说.
我没有完全听取先生的教诲.在一些地方,依然锋芒毕露不留情面.对于我的鲁莽,我不知先生如何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路.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的学力,我的修养,距离先生不可以道里计.想想自己,能做一个仗义执言的鲁男子已经很不容易.对照先生的修为,只能惭愧.
我唯一担心的,是先生文集出版以后是否搁笔告别写作.以先生之高龄,收拾成果一般都有总结一下,刀入库的意思.文集出版,喜悦不尽.若果以此告别,将再也看不到先生优美的文字,又是无尽的惆怅.
我在心里暗暗念叨,先生年事已高,如果体力目力不及,那就少写点吧.完全停止读书写作,在先生,不应该,也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