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文艺》与打工文学的生产

在打工文学的发展中,《佛山文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佛山文艺》是打工文学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在中国的文学体制中,文学期刊依照――省――地市级的层级设置.《佛山文艺》为地市级刊物,是培养地方作家的阵地,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国家级的声名显赫的纯文学期刊相比,具有边缘性的特征:读者对象主要为中下层打工者,发行区域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在主流文坛不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地方性的文学期刊,它又获得了许多全国性的荣誉与成就:被评为全国百佳重点期刊,入选中国“第二届百刊工程”,发行量高峰期达到50万(1),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被期刊界称为“《佛山文艺》现象”(2).从对文学的推动来看,由刊载深受打工者喜爱的打工文学作品、鼓励打工者“我手写我心”到“新市民小说”联展,再到近年来的“新乡土文学”的提倡,一方面将庞大无名的打工者的写作推向更高的文学殿堂,另一方面,吸引精英作家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生产机制上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连接,在美学形式上实现雅俗交融.《佛山文艺》将市场理念与文学理念相结合,由地方性走向全国,由早期“打工者写,写打工者,打工者读”到有精英知识分子参与的写.不但是无名者的写作实践之地,也突破了打工文学的狭小内涵,将打工者的“农民工”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农民工”叙事共同容纳其中,成为“写底层”与“底层写”的连接地.

一、自下而上的生产机制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正逢中国民工潮,百万民工涌入广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这些打工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年轻,离乡背井,漂泊在外,工作时间长,文化生活贫乏.由于文学具有抒发情感、抚慰心灵的作用,因此成为不少打工者的爱好与追求.1990年代初期电视剧《外来妹》的热播,证明反映打工者生活的文学艺术具有良好的市场效应.作为地市级文学刊物的《佛山文艺》,抓住了这一时代特点,定位为打工者的杂志,提出“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口号,为漂泊无定的打工者提供了温馨的心灵港湾.

1991年,《佛山文艺》推出“众生一族”与“星梦园信箱”栏目,主要反映包括打工者在内的各个民间群体的生活,“众生一族”主要为小说,“星梦园”则以诗歌为主.1992年,《佛山文艺》扩版,由64页增设至96页,将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从“众生一族”中分离出来,增设了“打工OK”栏目,又设置了与读者直接交流的“华先生有约”栏目,受到读者欢迎,为《佛山文艺》成为“中国第一打工文学大刊”奠定了基础.

《佛山文艺》以“贴近现实生活,关怀普通人生,抒写人间真情”为宗旨,以“清新活泼、平易亲切、情趣盎然、可读性强”为特色,坚持“读者参与互动携手共进”的作风(3).不但注重读者的接受,更注重读者的互动参与.

《佛山文艺》的现实精神及民间情怀是对当时文学界的虚华浮靡之风的一个反拨.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界众声喧哗,知识分子主流地位旁落,作家的写作向内转,转向“个人化”、“私人化”,走向形式主义,或成为“时尚”,或成为“消遣”,或成为“装饰”,脱离了现实的文学处于一种贫血状态,越来越陷入一种孤芳自赏的境地.《佛山文艺》对写作的现实精神的提倡,不仅是顺应市场的需求,也是文学发展的需求.

《佛山文艺》不但要求精英知识分子作家写出贴近现实,反映小人物、打工者生活的作品,也鼓励打工者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生活,提倡“生活现场”的写作.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真实生活,就是重要的选稿标准(4).杂志倡导“三鲜”特色:鲜活的语言,鲜活的题材,鲜活的思想,很好地体现了大众文化背景下日常生活经验与美学结合的泛文学特征.

《佛山文艺》刊登了不少来自生活现场的打工作品,培养了一批知名的打工作家.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海珠的《打工妹“哑玲”》,黎志扬的《禁止浪漫》、鄢文江的《彷徨在三叉路口》等作品,真实反映了外来打工者的遭际命运. 1993年第5期,《佛山文艺》推出“打工文学专号”,刊出鄢文江的《彷徨在三叉路口》,李坚的《“台办”小姐》,吕啸天的《鸭子巷的冲动》.表现打工者“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人生”(5).

《佛山文艺》也是打工诗歌的摇篮.《佛山文艺》的“星梦园”,推出大量打工诗歌,子刊《打工族》(原《外来工》)设置的“青春驿站”栏目,推出了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罗德远的《刘晃棋,我苦难的打工兄弟》、《黑蚂蚁》等,引起较大反响.打工诗人何真宗、柳冬妩、曾文广、许强等都在《打工族》发表过代表诗作.“星梦园”、“青春驿站”的打工诗歌贴近打工者的生活与情感,因而受到他们的欢迎.

1999年,《佛山文艺》的子刊《外来工》推出“打工小说联展”,希望从叙事技巧、审美形式上推动打工文学的发展,打造更精深、更美妙的打工文学(6).这是一次将无名者的现场写作推向美学性写作的活动.

当时打工文学作品的缺陷已经日益凸显,文学审美性欠缺,不少作者的视野局限在狭小的车间、流水线、出租屋,缺少对生活的提炼与超越.一些地方文学批评认为打工文学存在心浮气躁、文学性不高等问题(7).挖掘打工文学独特的审美内涵成为必要.《外来工》推出“打工小说联展”正值其时.2004年,《佛山文艺》的子刊《打工族》推出“特别策划文学新境界”栏目(8),对打工文学进行评论,进一步推动了打工文学.

市场性、民间性与审美性必须很好地结合,这是《佛山文艺》一直关注的问题.“自下而上”的文学生产反映在审美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工者的书写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艺术提升,使俗文学雅化,一是将“民间情怀”自下而上地带到知识分子作家的书写中去,让他们的书写具备一种民间的、平民的立场以及适合大众口味的美学特征,使雅文学俗化.

《佛山文艺》将日常感性经验与美学相结合.但是,这样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泛文学的审美特性并未取得合法性地位,所谓的艺术水准仍然依照纯文学的审美标准来判定.所以,在《佛山文艺》的发展轨迹中,在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打工文学”杂志的辉煌后,1990年代末至21世纪,随着打工文学市场的萎缩,又转向了白领趣味.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佛山文艺》“自下而上”的生产机制与《人民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期刊“自上而下”的生产机制有着明显不同(9):

《佛山文艺》的生产机制与《人民文学》的生产机制的比较表(1990年代中后期)

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量综合文化类刊物的涌现,文学期刊边缘化,不少主流文学期刊采取文学命名的方式作为面对市场的应急措施(10),是文学期刊市场行为比较显著的时期,纯文学期刊面对市场,焦急地寻求出路.而《佛山文艺》于1994年9月改为半月刊,发行量达到50万,取得市场上的成功.

《佛山文艺》的发行主要集中在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工业区、车站旁、兼卖、饮料的路边摊.笔者于2008年8月随机走访了深圳市宝安区(打工者集中地)几个零售报刊摊点,都有当月的《佛山文艺》、《打工族》以及其他受欢迎的打工文学杂志如《江门文艺》等.深圳龙华也能在公园门口或车站买到《佛山文艺》与《打工族》.没有《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文学杂志售卖.而关内,如福田区的书报零售摊点则可以见到《人民文学》、《十月》、《花城》、《大家》等文学杂志.四川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图书馆都没有《佛山文艺》、《打工族》,重庆市图书馆藏有2007年的部分《打工族》(《打工族》的归类为综合文化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2001年以后的《佛山文艺》与《打工族》,四川省图书馆没有《佛山文艺》与《打工族》.2000年以前的《佛山文艺》、《打工族》在上述高校以及省市图书馆都没有,但从建国起的《人民文学》、《收获》等主要文学期刊图书馆基本上都有.

以下是随机选取的大学图书馆对《佛山文艺》与《人民文学》的情况:

大学图书馆对《佛山文艺》与《人民文学》的情况表

可见,《佛山文艺》与《人民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期刊有着不同的发行圈子.《佛山文艺》低廉,集中在路边摊,属于以蓝领打工者为主的大众圈子,是被打工仔塞到裤兜里的杂志(11).《人民文学》则属于作家、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文学爱好者的文人圈子.《佛山文艺》具有十分明显的大众传媒的特点,精英阶层的文学趣味、美学标准不再适用.泛文学的美学标准得到打工者的认可,但并没有被文学的权威机构接受:《佛山文艺》一直不被大学图书馆订阅,且被称为“文学期刊界的另类”(12).当市场空间萎缩,广告收入无法提高之时(13),《佛山文艺》希望打破大众圈子,进入消费力强的精英圈子.文学趣味及美学标准当然会以具有合法地位的精英文学为准,自下而上变成了自“平民”而“精英”.

二、“编读写”一体化的生产流程

《佛山文艺》这份文学期刊与国家级、主流的纯文学期刊不同,它是将文学期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而不是将文学期刊小众化、贵族化.因此,它体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而是面向大众的市场意识.也正是这种市场意识,决定了它的平等姿态.

《佛山文艺》的编辑工作是开放式的:以读者为中心,将读者视为创造性的反馈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编辑具备文艺学和编辑学的双重专业知识,对文本进行艺术加工及艺术处理活动,包括策划、组稿、编排等,而对文本的再创造必须结合市场特点.在编辑过程中应有隐含读者的存在,时时培育读者群并引导读者参与(14).

《佛山文艺》面对的读者主要是打工者,它所需要的不少作者也从打工者中间产生,这些读者看了杂志,引起强烈的倾诉,再加上《佛山文艺》的互动环节,读者很容易加入到作者队伍,完成从读者到作者的转变.

《佛山文艺》的“华先生有约”、“痴人知语”是编者与读者进行交流、沟通的栏目.如 “华先生有约”,开设以后,立即受到读者欢迎,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有要求编者为自己指导文学创作的,有要求解答人生困惑的,他们在生活中遭受冷漠,被人白眼,在这里却受到热情的欢迎,让他们畅所欲言,得到心灵抚慰,极大地满足了打工者的精神需求.《华先生有约》常常刊登一些打工者写的短诗、短文(15),这些五花八门,个性纷呈、风格各异的短文,充当了现在网络博客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无名者的写作.

《佛山文艺》给了无名者一个话语空间.打工者有了通向文学的路径,文学从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落到了实地.

与不少主流文学期刊相对封闭的编辑体例相比,《佛山文艺》的编辑体例表现出开放性的特征,它是以读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编者为中心.

《人民文学》与《佛山文艺》编辑体例比较表

以上资料来源于对《人民文学》、《佛山文艺》的阅读及对相关人士的访谈、对《佛山文艺》编辑部的实地考察.

编读写一体化的生产流程,使新鲜的生活经验,面向现实的精神进入文学期刊,那些隐忍的、无名的众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对接

《佛山文艺》在推动打工文学的同时,也在推动知识分子写作的民间化,将知识分子作家的视域向下拉动.同时,与主流文学期刊合作,假纯文学名刊之力,扩大影响,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生产机制的对接.

1995年,《佛山文艺》与《上海文学》联合举办“新市民小说联展”,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变化,以及在社会结构及运行机制变化中,形成新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新兴的市民群体(17).这在实践上起到了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民间立场的推动作用.

而由乡入城的农民工终将成为“新市民”中的一员:他们将接受新的生存方式,具备新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佛山文艺》也致力于将他们引入知识分子写作之中,成为知识分子作家的叙事对象,突破打工文学的狭小内涵,推动美学形式的发展与完善.

1997年,主编刘宁明确提出《佛山文艺》的名牌战略,提倡编辑的名刊意识,与《上海文学》、《中国作家》、《大家》等期刊合作,打造全国性的影响(18).

2006年,《佛山文艺》携手《人民文学》、《莽原》、新浪网联合举办“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既是名牌战略的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承担,更是“自下而上”的生产机制与“自上而下”的生产机制的对接.

“新市民小说”、新写实主义虽然体现反崇高的民间立场,但也表现出对于现实的冷漠与社会责任的逃避.“新乡土文学”是对乡土文学的延续,也是对它的变革,它将视角放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反映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命运.“半个世纪后的‘新乡土文学’,它必定也根植于种种社会转型期发生的乡村事件.农民的打工潮、进城潮、农村的招商引资、农民工的迁移潮等等,都是值得当今作家们去密切关注的变化.”(19)

“新乡土文学征文比赛”吸引了众多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不少是关注底层、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锐作家,如徐则臣、范稳、陈继明、曹多勇、李锐、胡学文等.这些作家在《人民文学》等主流文学期刊上发表过重要作品.青年作家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

举办新乡土文学征文比赛的2006年,底层文学已经形成文学热点,《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以手里捧满馒头、脸上绽放朴实笑容的农民工为封面,引起文坛的震动,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名刊都刊出了有影响力的底层文学作品.在底层文学热的背景下,《佛山文艺》与《人民文学》等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期刊实现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对接.这是由于对“农民工”、“底层”的共同关注而形成的边缘与中心,非主流与主流的一次互动.

《佛山文艺》的平民姿态与民间情怀,既鼓励了打工者的亲历性写作,也推动了知识分子的“农民工”叙事,作为大众媒介化的文学期刊,它促进了“农民工”文学叙事特色的形成.

1990年代以后,虽然文学主导地位失落,但纯文学期刊仍然以知识分子作家写作为主,表现出文学的精英化、小众化特点.《佛山文艺》的市场性、民间性,以及独特的生产流程,使底层打工者的书写成为现实,成为广大无名者的写作实践之地,推动了打工文学的发展以及农民工文学书写者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在这种生产机制下,打工者书写的雅化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俗化在《佛山文艺》实现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对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美学经验.但遗憾的是,这套独特的美学经验并未以文学命名的形式加以推广,也没有得到文学的权威机构的合法性认可.不论是“新市民小说”,还是“打工文学联展”、“新乡土文学”,都带有市场应急的成份,而不是进行美学革命.在目前仍以纯文学的美学原则作为标准的情况下,“写底层”与“底层写”无一例外地被斥为艺术水准低下.而在固有的文学等级秩序下,“写底层”属于知识分子作家阵营,还具有一定的美学合法性,“底层写”连美学合法性地位也不具备,艺术水准被视为低下的低下.所以,打工文学虽然获得了“文学”的命名,但它又是文学中的一个另类.倡导打工文学的《佛山文艺》,也被视作文学期刊界的另类.当消费能力强的精英群体被视为市场的宠儿,消费能力低下的农民工的文学需求却被漠视.《佛山文艺》针对精英趣味,进入纯文学体系,也是必然的了.

注释:

(1)谭运长、刘宁、沈崇照《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学期刊编辑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18页,三位作者时任《佛山文艺》的正、副主编,在后记中提到《佛山文艺》发行量“目前已达到每期50万册”.

(2)(12)刘宁:《为了鼓吹的回忆》,《佛山文艺》2007年第11期(下),第43-44页.

(3)《94’奉献》,《佛山文艺》1993年第12期,第1页.

(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佛山文艺》前主编刘宁的访谈记录.

(5)《本期奉献》,《佛山文艺》1993年第5期,第1页.

(6)粤东:《受点冷水不应感冒――“打工文学”作者要正视自己的不足》,《外来工》1999年第11期(上),第64页.

(7)斯英琦《文学的巫术》,载《平安保险》1993年11月6日,第4版,吕啸天《打工文学:让人失望让人忧》,载《外来工》1998年第6期,第13-15页,阿文《心浮气躁的打工文学》,载《大鹏湾》2001年第1期,第34-35页,庞清明《打工文学:重拾高拔的理想与坚韧的精神》,载《大鹏湾》2001年第1期,第35页.

(8)参见《打工族》2004年1-12期(上、下半月).

(9)此处选择《人民文学》与《佛山文艺》进行比较,一是因为《人民文学》作为国刊的文学主导地位,一是因为《人民文学》具有人民性,大众性的特点,并于新世纪以来大力推动打工文学的发展.

(10)例如:1994年4月,《钟山》与《文艺争鸣》合作“新状态文学”,《北京文学》1994年1月“新体验小说”, 《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新市民小说联展”,《青年文学》1994年起开设“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 参见黄发有《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改制》,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第81页.

(11)曾繁旭等:《像爱上一个人那样爱一份杂志――杂志的拥趸》.

(13)由于《佛山文艺》、《打工族》的消费群体以购买力低下的农民工为主,难以吸引高档商品的广告,以小商品的广告为主,广告收入受到极大影响,笔者注.

(14)谭运长、刘宁、沈崇照:《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学期刊编辑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4-91页.

(15)《华先生有约》,载《佛山文艺》1992年――1997年.

(16)《人民文学》编者留言称,因人手有限,作者自然来稿若未被采用,则不退稿,不接受查问.三个月未接到通知可自行处理.参见《留言》,载《人民文学》2001年第2期.

(17)《“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载《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第80页.

(18)刘宁、谭运长:《<佛山文艺>的名牌战略》,《佛山文艺》1997年第1期(上半月),第14-15页.

(19)王薇薇:《让乡土之风再次吹起》,载《佛山文艺》2006年第8期(上),第74页.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