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批评、文学理想与百感交集

在“文学边缘化”的哀鸿之声甚嚣尘上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却是强劲有力地林立挺然,一批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批评家”活跃于热情匮乏的时代,卫护着文学的风度和尊严.这些人一方面传续着八十年代的前辈们在文学最前沿燃烧的薪火,一方面几乎都在内心扩张着自己的学术抱负.这一点确实跟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风云人物们有所不同.那个时候,批评家大都分布在作协创研部、文学杂志,追踪文学前沿的创作现象并给出整体评断是其主要的价值体现,即便在学院里的批评家也把主要精力于这方面.九十年代中期前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青年批评家,则大多供职于高等院校中文学科,“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讨论”等等来自学院的声音几乎成为沉闷“文坛”的巨响,这样的声波跌宕几乎可视作他们跃上前台的背景音乐,文学史和思想史以及前辈关于文学形式实验理论的艺术影响,使得他们视域宽展、底气十足,对眼前文学现象发现并定位的眼力几乎是天然的反应.即便是工作在作协文联系统的批评家们也具有这样的风格.他们的扎实工作使文学现场有了场域感和根脉性.他们的文字以理性见长,但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百感交集.这就是这一代人的普遍特点――性情和学识相得益彰,批评家和学者专家双重身份的自然洽合. 在这一点上,张学听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跟很多同行比,张学昕可以算是老资格的教授了,又是辽宁师范大学的首批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一般来说,在高校的这种身份的业绩,是要靠“宏论”和“实学”来支撑的.学昕毕竟是科班出身,硕士博士地一路过来,选题选材立论求证结论逻辑层次引文注释参考文献这些通用器械都能玩得转,应付专家评审决无问题.但是,仔细读他的文章,却绝对是与令人生厌的学报体文章判然有别,饱含着和血性,直接指向文学的活体,并结结实实地对文学应该行驶的方向发着大力,他以特有的清晰和凌厉,周密地思考和想象,为文学的活着的意义而学术.《真实的分析》和《唯美的叙述》两部文学批评著作,以及他广布于全国专业报刊的文章,就是这样来印证学院批评的价值所在.学听的文章中气十足又很有中和潇洒的学人气质,不讲歪理,不做奇谈怪论,不参与无谓纷争,也不致力于圈地抢山头.但这不能并不妨碍他有开辟自己的某种体系性认识路径的雄心和建构他心中的深远的文学图景的抱负. 这些宏观性论文在概念的理解使用和所论对象的丰富的构成因素方面,张学昕都尽量地张大弹性空间,以获取更为丰沛的吸纳力.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是一篇长文,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新文学史的熟悉和对所论的学术对象的并不满意.它的“关 键 词 ”,就能让我们感知它的别致.不是谈“文学形式”,而是论“作家的形式感”,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能够体现作者的诉求:一是指向文学创作主体,所要探究的对象和“主体性”有关;二是“形式感”,它看起来有点飘忽,但是与前一点联系起来考察,则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形式自觉”的深度发问和努力.这篇文章拎起二十世纪的两头,带动漫长的中间,重点落在近二十年来作家的形式探索.文中也据实指出了长期以来作家在形式上受西方强势文学影响的状况,由此,关于如何摆脱西方强势文学形式的阴影,在对二十一世纪的期盼中,张学听不容置辩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应该在世界文学格局和当代文化语境中脱颖而出了,文学创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对本土民族艺术形式的再发掘、再创造、再建设上来.民族艺术形式的构筑和建立是二十一形式的首要问题.”这种建构的资源和出路在论者看来,就是“作家要扎根到民族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同时让传统文学形式置身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切实地去感受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从而获得切实的精神体验,将各种话语引向自身、转化为自身的写作.”“切实”的呼唤在这里可以视为可贵的参与精神,因为有了类似于“向何处去”这般的追问,批评家的现实热情最终突破了学者平稳的史学架势.陈晓明说这“是一篇野心勃勃的论文”,确实如此,但它更是饱含着现世J情怀的论文,行文到最后,我们能感受到冰冷大地下面的温泉一样的心,最切近地向我们行旅的地面发散着热力.

在另一篇题为《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民族身份》一文中,他将这个问题深化并更理论化起来,“强调回到当代、回到现实、回到民族生活的内心,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获得更大发展的关键”.他明晰地认为:“作家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而这种本土文化表现为本土社会、本土人生、本土精神面貌和气质的总和,当然也表现为本土文化与非本土文化在漫长历史中相互撞击和融会.所以一个民族在文化、文学表现上,不可能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文化传统、根基不会溃散或倾覆,作家也无法脱离文学写作的民族文化定位,否则,就会出现文学形态与民族生活实际的错位.另外,文学自身发展状态和某一过程的自在情形,对文学人物形象的生成常常提供种种历史机遇,具民族性格和特质的人物形象尤其如此.”这样,当代性和民族根脉的关系就得到了更为学理的也是更加贴切的理解.

之所以立论如此坚定,除了民族自尊感和理想的召唤之外,张学昕的底气还来自一线作家的创作实践的印证.比如《“边缘文化”:中国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读莫言小说(檀香刑)所想到的》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笔触伸向文学所旁及的传统民间文化的构成因素之中,并铺展到五四时期鲁迅的“破恶声”以来对边缘文化的遮蔽现象,涉及众多文化论说和作家作品,最终获得了对于民情、民性、民魂以及民间信仰的重新体认.在我看来,这种曾经被“科学理性”所“破”和驱逐的文化,其所蕴涵的文学富藏应该名之为“人文魅性”,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发现和发掘.这种可贵的文学与文化意识,也像血脉一样渗入张学听的其他批评写作里.我较早看到指出“‘先锋后’文体的古典主义倾向”的文章就是张学听的《九十年代小说文体的新变》,他把余华等人的创作转型放在和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对比研究视野中,认为《许三观记》等作品代表着作家对于现实关系的重新认识.从侧重“叙述”转换为注重“叙事”,“使看似传统、充满古典主义意味的文体焕发出极具现代小说形式感的艺术力量等从而,作家也终于结束了一个摹仿的时代,开始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学的返璞归真”.

张学昕的批评文章最多的集中在对当代小说和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形式、文体、叙述、精神、生命、生存等等是他要极力梳理和确定的命题.虽然他不奢谈思想,但他的思虑无一不通向新的文学理念的生成和现实作用的生发.在他的笔下,特征、倾向、身份、因缘、气度等等,都是糅合了浑然天成的文学整体认知的意识,既避免了思想(或者说“写什么”)一元论的霸道腔,也没有那种极端鼓吹技法(或者说“怎么写”)至上的优越感.毫无疑问的是,张学听的整体文学观设置在“现
实”的和“民族”的情怀里.

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实现世不能不关心,而从专业角度,我们不能不审视文学想象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每一代人都无从脱离的生存规定性.

但是事实上,他对文学的叙述技法方面的学术准备也格外坚实,我们可以从他对苏童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中感觉得到.而他所表达的,更多的是超越了现实地表的文学的艺术理想,而且,从骨子里透露出对于灵动的唯美的虚构的精致的可能性的无限珍爱.说到底,是对从苏童作品里读出的一种柔美和内敛的独特气质的迷恋.或者说,是对于心仪的小说魅力的发现与沉浸.

所以我们谈论过了“宏论”作者的劳绩,再来看作为专家的张学昕所作的苏童研究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另外一个批评家.前者孔武有力,后者敏感精细.他更像一个富足的士绅,一方面拥有新文学研究的广袤田产,更多心思却经营着藏匿着“更多的小说因素”的后花园. 大概每一个批评者都可能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作家暗合了他的文学理想.有时候理性的功利的要求也不能左右这种对心目中的理想境界的选择,这实在也是情不自禁使然.

可张学听依然是有雄心的,他试图通过细读苏童营构一个唯美的文学谱系.从写作发生学、叙述特色、女性形象、记忆审美等等不同侧面切入苏童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表达认同感和钦佩态度的同时,他的眼光往往透过人物、语言、策略和文体,穿越失落、伤感、忧郁、迷离、荒诞、颓废,找寻唯美主义深在的意义和价值――他所倾心探究的是小说之所以迷人的艺术本性所在.

《“虚构的热情”――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学》,是张学听的作家论文章中的代表性作品,对苏童小说的写作心性在发生学层面做了出色的梳理和研究.“虚构的热情”本属苏童的夫子自道,而在张学听看来,这里面饱含着无数的隐秘需要揭开,它们大致包括:“苏童是如何建立起或是创造出了他虚构的魅力也即小说魅力的苏童的小说世界、叙事形式美学及其与生活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写作中缘起、生发和不断延宕的苏童又是如何将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对历史和现实的想象融为一体,呈现为种种超功利性的审美文本的”于是,循着这些交叉的花园小径,找到了作家最初的创作心理动因和情感体验,童年经验、少年背景、成长中阅读的域外影响等等都作为记忆与想象的缘由,使苏童审美意味的敏感个性所来有自.有了这把花园之门的金钥匙,张学听旋即捕捉到了在苏童与他的文学理想之间相互闪接的束束光线,在“言他”之中,获得了愉悦的“自认”.

我注意到,苏童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因为寻求自我超越,而“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由于这种“现实转向”来得较为突然,便令批评家们措手不及,一般的研究文章很容易忽略掉它在苏童写作链条上的意义.而张学听在《在现实的空间寻求精神的灵动》一文中则试图顽强地弥合作家自言的断裂,他注重的不是变量,而是哪些艺术因素“没有太大的变化”,从而更加鲜明地肯定了“苏童式话语”.也许是出于某种故意,他回避掉了这部小说超出童年少年视角,而切入作家这个实际年龄所面临的普遍的“中年危机”的生命精神主题.从我个人的阅读印象中,这是苏童从记忆形式的想象性写作转向现实人生主题性写作的尝试性作品.也许正是由于读者接受上的原因,使得苏童不敢在长篇小说上轻易地落脚现实,而他却并不压抑自己的“入世”,发表了不少具有现实意味的短篇小说作品.

很多迹象表明,对一个作家集中跟踪研究的批评家,由于欣赏和“被感召”,常常只是做了作家的影子和尾巴,极力维护这个作家的所有文字,对来自别处的批评也要睚眦必报,成为某某人的人.这类现象几乎都来自以“思想”见长的作家那里.苏童恰恰不是染指“思想界”的作家,而张学昕也是以“形式感”、“文体”、“寓言诗性”和“唯美主义”醒目于同行间的批评家,所以不必有“神圣”的服膺,有的是面对作品的仔细打量和对话交流,甚至,张学听的行文中从来没有因为喜爱而对苏童的创作给予高得离谱的文学史评价,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对苏童创作中的问题予以率真地直陈.从这个意义上看,张学昕的苏童论,也可以视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平等、善意、和谐关系的范例.

在今天,从事着文学批评这一行当的人,心绪是复杂难言的.张学听在给他的第二本批评文集的自序中,提到了一个牵心扯肺的词――“百感交集”.由于体制和形势的关系,批评力量的重心正在由作协向学院位移,而学院内部的评价体系空前僵化,即便是对文学学术的评价标准也基本上是反文学的.它迫使批评向“学术”化靠拢,似乎也是好处;但是批评家的性情往往被遮蔽在条分缕析的架势内.研究文学并不就等于爱文学,我们越来越少见热情的和灵秀的批评文字了.再有,批评家和作家一样,他们的内心通向一个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的文学理想,它永远在想象中,我们在今天的批评文字里,看到的更多的是论述和解析,难以寻觅理想的追问和向往.有了向往,才会有耐力,才会有精密地进行文学思考与想象的人.

我想,这些,是张学听,也是文学批评同行们的精神焦虑所在,甚至将构成批评的精神危机.

而现在,百感交集中也蕴含着对后继力量的忧虑.这一代人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中年人,缺少了他们,难以想象近十余年的文坛会无序到怎样的地步.但是,更年轻一代的整齐阵容似乎并未成形.看到王干、陈晓明在给张学听的两部书作序与跋中那种对张学听以及后来者群体的由衷欣赏和欣慰,我们也会想,新一代批评界的大力水手们他们都在哪里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周围更新一批批评家的群体势头的尚未显扬

2007年1月25日于重感冒中写就

(施战军,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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