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的出现,总是要依赖于各种文化因素的合力作用和引发,其中主要包括作家、批评家、期刊杂志等,他们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的互动文学场域.按照布迪厄的说法,“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文学自身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组成其内部结构的团体或个人,包括由文学杂志、出版社等组成的文学生产机构；由批评者、文学史写作者、评奖委员会、沙龙等组成的文学价值认定机构；以及作家――文学的直接生产者等”①
布迪厄考虑到的实际上主要还是期刊杂志、批评者、作家等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虽然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因常在于社会因素的变动和文学的内在需求,但我认为,“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出现有其独特性,它不同于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期刊、媒体、批评家等各种外在力量的介入,呼唤和打造了一个新的文学思潮.翻阅上世纪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你会惊奇地发现很多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认同了这一点.“等它并不是文学自身内在因素长期积累的一个自然发展,而是文学危机的逼迫和市场社会强烈刺激的一个文坛无意的回应和批评界有意培植的结果.”②“新写实主义”这个称号的提出更像是商业思维进入纯文学领域的一个表征,它更多地与办刊策略,制造文坛热点等想法联系在了一起等③ 以及时隔多年后,文学史的叙述中也承认了这点,“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既是对一种写作倾向的概括,也是批评家和文学杂志‘操作’形成的文学现象”④.
就是因为,期刊杂志、批评家等在新写实思潮的发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是本文试图以《钟山》杂志为中心,考察期刊杂志、批评家是如何有力地倡导和打造了“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出场,并思考他们在整个文学场域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们彼此间又是怎样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而最终促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写实”思潮运动.本文也试图通过返回文学现场,还原一种文学的“真实”,为“新写实”思潮在文学史叙述中提供另一种可能.
一、
由于《钟山》杂志是“新写实小说”的最早发起者和倡导者,所以探讨“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发生,离不开对《钟山》的考察.众所周知,在1980年代中后期,所有的期刊杂志都面临着一场选择和改版的生存危机.1988年,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和联合发出文件,明确要求：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的纯文学期刊虽然可以获得一个长短不一的“断奶期”,但行政拨款的持续锐减和可能取消已是大势所趋.这意味着纯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已近在眼前.再加上1985年以来的消费环境和通俗文学的勃兴,使读者开始走出了以往被遮蔽的状态.正如吴亮所言：“通俗文学的共创性结束了文学生产者和文学消费者的分离状态,在一个大家共享的文化市场上协调起来.当前的文化消费者已从被动的文化受赐者渐次变为文化的主顾,变为有选择的服务对象.” 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读者需求的分化,也由于文学写作在出版、流通上的‘商品’性质的凸现,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的竞争加剧” ⑥.读者的视野开始介入杂志的办刊思路和编辑策略.在1980年代中后期,在众多期刊杂志中,《钟山》还是属于较早具有商业市场经营意识的杂志之一.它在兼顾文学性的同时,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制造声势来吸引创作者和读者,可谓是花样百出,如不断变换的封面设计,栏目的不断改进,和著名作家签订创作协议,制造热点、举办征文比赛并设立各种奖项等.在1984年,为纪念创刊十周年,设立丹凤杯《钟山》文学奖,举行颁奖活动,声势浩大.当时请了很多文学前辈、著名作家、教授出席；请省内部分企业代表支持赞助,参与颁奖活动；并邀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讲话；会后在五台山体育馆为庆祝创刊十周年文艺专场演出,请著名的歌星张明敏演唱流行歌曲.在这一大型活动刚进入尾声,又着手策划和百家期刊联合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轰动一时的大型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比赛,采取“共同发起、联名征稿、分头刊载”的方式进行,并请来巴金、王蒙、冰心等当时大牌的人物作为顾问等等.在这次征文比赛中,进一步强化和企业的联系,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和企业挂钩,拉赞助等等.
在社会的浮躁风气和新的办刊思路共同作用下,具有敏锐感受力的《钟山》杂志编辑发现了文坛上某些并不被很多人注意的具有新的文学特征的作品,在1989年第3期,率先打出旗号,宣称在文坛普遍低沉的时期,“在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中,1989年《钟山》将着重提倡一下新写实小说”.在这场有策划且目的相当明确的文学活动中,《钟山》杂志编辑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显露无遗.在“新写实小说”正式登场之前,它先在1988年10月与《文学评论》共同策划和主办了“现实主义和先锋派”研讨会,不仅邀请了全国各地的青年评论家,还邀请了报刊杂志的记者编辑,人数近达四十人,会期从1988年10月12日至16日.此次研讨会无论从参加人数还是讨论的场面来看都是可谓声势浩大,而且历时较长.据会后整理发表的会议“纪要”来看,所谓的“新写实主义”成为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之一.深知读者心理的《钟山》杂志编辑们,在新写实小说还未面世之前,预先在1988第6期上发表文讯,告知读者,本刊将于明年举办新写实小说的大联展,并说明：“这一活动计划已受到首都文艺界的普遍重视,一些著名的老中青作家已应邀参加这一活动.《钟山》将本着不薄名人爱新人的宗旨,欢迎来自全国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文学新人踊跃参加联展,《钟山》还将在适当的时候举行‘新写实小说’评奖活动”⑦.这一具有广告效果的文讯鼓动意味明显,在众多读者、创作者心里先播下期待的种子.
半年以后,《钟山》杂志才姗姗来迟,正式拉开序幕.第一次的面世也可谓是下了很大的力度,在商品化导向日益明显的社会里,期刊杂志推出一个新的文化产品,吸引读者的眼球,获得新的生命力,就必须给其着力打造的“文化产品”一个新质的命名方式.在“新写实小说”出场之前,曾有很多的对这类小说的命名,如“后现实主义”（王干）、“新现实主义”（雷达）、“现代现实主义”（陈骏涛）等命名,最后确定为“新写实小说”的命定,一则是为了能和以往的过时的现实主义以示区别,但“写实”本身也暗示了它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是以一种决裂的方式告别过去的文学叙事形式.这种似乎更符合一般阅读者的阅读思维和对新事物的接受的程度,有更多的大众化产品的倾向.然而,另一方面以“新”为命名的方式,本身就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奇和新鲜感.“新”在何处的疑问本身将引领读者进一步的探讨；再则,推出一种新的文化产品,需要对自身具有怎样的文化品格和品位有个清醒的认知,“新写实小说”推出之时,并不是流于一般的大众消费的层面,倡导者们对其还是有较高的心理期待,并不是仅仅流于习俗.对此,《钟山》杂志是这样表达的：“等新写实小说仍划归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⑧.这样的文化定位,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精神共同诉求,其潜含的读者群体可见是多层面的,既可以有满足于写实层面需求的读者,也可以有对文本形式技巧上有进一步需求的高层次的读者.这的确在阅读对象上为新写实小说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初步的命名和定位后,接下来,向大家表明心迹,希望在中国文坛上能够出现和形成一个“新写实运动”,《钟山》将尽最大的努力.随后,他列名单邀请了一批大牌作家,如方方、王安忆、王蒙、从维熙、冯骥才、刘心武、刘恒、刘震云、叶兆言等为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摇旗呐喊助威.虽然《钟山》杂志一再宣称要爱新人,鼓励新人创作,但我们从当时的所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们还是非常注重名人效应的,这份名单几乎将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以来的名作家一网打尽,而不管他们中的有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新写实的风格相去甚远.
要制造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单匹马有时可能声势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钟山》杂志编辑们为了扩大宣传的力度,在社会上引起更多的响应,还多次和其它期刊杂志联手打造,进一步地要求发展“新写实”.《钟山》和《文学自由谈》1989年10月还召开了专门研讨会,力图从理论上对这一文学新潮给予分析、概括和引导.1991年3月30日还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和中国社科院等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针对新写实主义的问题召开座谈会,就其创作特征等问题展开讨论.《文艺报》还专门举办了笔谈、访谈等.在《钟山》杂志的号召下,其它杂志报刊也先后加入了这场热热闹闹的文学思潮活动中.《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的推波助澜,《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等十几家报刊纷纷载文,很快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他们互相阐释、互相生发讨论,使“新写实小说”的种种写作探索和理论探讨、包括未来走向等困惑都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二、
在文学生产过程中,期刊传媒的倡导和宣扬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作为一个文学思潮的出现并能在社会中引起轰动效应,同样也需要各种评价系统,如众多批评家的理论支持、鼓吹等各种批评话语的生成.可以说,杂志编辑和批评家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形成一种“共谋”.以《钟山》杂志为中心,《上海文学》、《文学自由谈》、《文学评论》、《文艺报》等纷纷开辟专门栏目,刊登新写实小说的有关评论文章.批评家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力地促进了“新写实”相关理论的探讨和摸索.据不完全统计,仅仅短短二三年,经典的作品只有那么十几篇,但评论的文章却超过了三百篇,然而作品的产生的数量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滞后的状态.难怪有作家发表不满：“新写实是评论家制造出来的,制造一种文学现象,使人们对文学重新感兴趣.新写实是评论家、读者的事.”“新写实的兴起和评论界有关,全是为了使文坛气氛活跃一点,使大家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文学上来.” ⑨ 他们的评论虽然难免有言之过苛之嫌,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一定的问题.新写实小说滥觞伊始,评论家们兴之所至,鼓而吹之,有人宣称：“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无异于沉寂中的一声爆响,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它使许多翘盼中国文学腾飞于世界艺术之林的评论家从中捕捉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光明前景”⑩.王干称其为“小说界的一次悄悄的绿色革命”{11}.在当时百无聊赖、相对寂寞的文化环境下,这种澎湃的话语无疑具有振奋人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推动了新写实小说的发展.
在开始的一番热情鼓吹之后,评论家开始归于理性,乐此不彼地为他们心目中的新写实而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支持.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1.在命名上争论不休.有的人称其为“新写实小说”（吴方、张韧）也有人称其为“新现实主义小说”（雷达）,有命名为“新写实主义小说”,也有命名为“后现实主义”（王干）“现代现实主义”（陈骏涛）、“寻根后小说”（季红真）等等,就其一个名称的命定上,就众说纷纭,各持己见.2.也有很多人在《钟山》上撰文发表文章,试图对“新写实小说”进行归类、界定,陈骏涛说： “等它（新写实小说）仍标志着现实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钟山》1990年第1期）丁帆说：“新现实主义小说不是旧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回归；而是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中寻觅到的具有现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新的美学起点”（《钟山》1991第1期）等等.3.美学特征的概括：随着理论的进一步深入,扩展,很多评论家都参与到对新写实的美学特征的概括中来.如“情感零度”“还原生活本相” “中止判断”“消解人物性格”“注重人性的深度”“放弃理想”等等都从不同层面对新写实小说进行概括.
可以说,对于 “新写实”小说理论的探讨,批评界投入兴趣之浓,讨论时间持续之长、所涉及面之广,众说纷纭之芜杂,据当时相关评论家所说的,在新时期文学现象中差不多都堪称仅见.但也正是这种千人千言,人言言殊的各种批评话语,构成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围绕“新写实”而成的热热闹闹的文坛现状,直接催生和发展了“新写实小说”思潮.但另一方面,从现在看来,我们也发现了这些批评话语的问题所在.由于当时文坛缺乏新的热点,处于一种沉寂之中,很多批评家为了获得一种话语权或基于一种浮躁心理,而没有立足于大量创作的实践的基础上,而在很短的时间里,仅从片断印象和主观臆测就匆忙得出结论,或用自己已有的某种理论框架去套丰富的创作实际,这就出现了许多彼此不同或相互矛盾的话语批评.这对于新写实小说的发展和成熟都是有负面作用的.而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和过去的历史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以前对“新写实”的各种理论话语的探讨存在诸多“误读”的现象.如对新写实小说起源的争论上,对于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回归说,有一种受约于当时文化语境的意味,当时社会流行的自然主义等理论,有时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批评对象的认知和思考的路向,而且他们中有一些由于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历史积淀,往往很难跳出自己思维的定势,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他们更愿意认为新写实小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而看不到新写实小说和它们的根本区别所在.
任何一种语词的概括,都有其遮蔽意义.对于新写实特征、意义的概括显然有这样的危险.新写实小说本身作为一个呈动态发展的流派,对其早期的概括,肯定有“盲人摸象”的嫌疑.其实在新写实小说中,并不像许多批评话语中所阐述的：“放弃主题”“放弃理想”,也不完全是“妥协、无奈”.当我们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当时没有看清楚的东西.在《塔铺》中一群在高复班孜孜以求的青年,在精神上是什么在牵引着他们,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是对未来美好个人生活的一种想象和追求.虽然后来小说中的“耗子”、“王全”等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他们的精神上仍没有完全放弃.在其间,我看到的是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动力.包括《烦恼人生》《新兵连》等一系列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还是富有很多张力,充斥着一种直面生活和积极寻求的意识.当时评论者之所以看不到新写实小说中作品的倾向性和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受当时文化语境的影响,看多了现实主义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当然看不到新写实小说中的稍微隐在的高大的一面,看不到生活中有另一种意义上的理想追求.又如“注重人性的深度”的提法,如果在新写实小说的初期,有一种生存性哲学意义上思考,注重挖掘人性的深层次的精神,但后来,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语境的变化,由于缺乏一种坚持和一种探索的精神,批评家视野中的新写实小说的哲学意味和现代主义的形式探索的努力就越来越淡化了,逐渐为一种较为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的写作所代替.因此新写实小说的评论在当时虽然喧喧扰扰,但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而没有真正用理论引导概括,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新写实小说思潮的特点,深入的挖掘一种丰富而具有一定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样式,随着后来市场化的影响,“新写实小说”的路向也逐渐走向狭隘和凡俗化.
三、
正因为《钟山》等期刊杂志的商业化导向和批评家的浮躁心理,新写实小说思潮在发生之初就有了某种先天不足,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叶兆言、范小青、方方等都是对理论家概括的新写实充满隔膜和陌生,甚至有某种抵触心理.在有关新写实的访谈中,如叶兆言说：“作者要站稳立场,不能被这些热闹的景象所迷惑.如果一个作家被划入一个流派便意味着这个作家活力的丧失”.进而又说：“叫不叫新写实都无所谓,我对此不感兴趣,这是评论家的事.新写实和我无关,我也不着意写新写实.”范小青说：“我怀疑到底存在不存在新写实,我自己也很难分清什么是新写实、什么是现实主义,只是凭感觉来判断是否是新写实.”方方说：“我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新写实等”{12} 据我了解,当时有很多被达成共识的“新写实小说”都是编辑一厢情愿的选载和后来的评论家的追认,如《风景》、《烦恼人生》、《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都是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产生的,而不是倡导之后自发创作出来的.还有一部分作品则是后来发起之后向作者直接约稿而来,如方方的《落日》,池莉的《太阳出世》等.这些在当时被尊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对新写实创作似乎都缺乏一种自觉的热情.除了当时有一定名气的作家外,由于当时浮躁风气的影响,也造成了部分作家创作时功利成分的加重.因为《钟山》杂志的高额稿费和评奖的奖品等和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这本身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事情,而且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要知道在当时热烈的氛围中,如果一个新人的作品能在全国的有名的期刊杂志上露上几次面,那就意味着离成名不远了.由于这样一种行为的必然效应,造成了很多作家的赶场式创作,尤其有一些文学青年,喜欢跟潮流和热点,什么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他们就写什么.而且,一些名牌大刊和选刊长时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个性化编辑风格,这种个性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但对自身个性的固守也会形成一种门槛,新起的作家要跨过门槛,就必须努力适应刊物的个性.因为在名刊上发表作品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遮蔽自己的创作个性,迎合刊物选稿取向的情况就成为作家经常要去面对的选择.这种被称为“刊物对写作人的修改”的现象,现在已成为作家与文学媒体关系的一种常态,刊物要反映读者的阅读期待,并把它体现在稿件取舍的标准上,形成对作家的无形规约.这样造成的后果,自然是导致厚实、富有生命力的作品的大量缺乏.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吊诡的现实,在这场思潮运动中,与期刊杂志和批评家的喧嚣相比较,作为文学场域中的主要的“生产者”――作家,却似乎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显得有点落寞和气势不足.在现在大家的意识中,一提起新写实,脑海里记住并闪现的无非是那么几部经典作品,如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除此,能达成共识的作品实在不多,很多似是而非的作品被评论家归入新写实的旗下,造成一时间新写实作品的庞杂和混乱.正如有批评家指出：“轰轰烈烈的新写实主义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它缺少大量厚实的作品的支撑.”{13} 有人曾想在多年以后出版一本新写实文集,却无论如何放宽范围,却终究无法帮《钟山》杂志实现当年宣言中的要结集一本“新写实小说”的诺言.
自觉的文学创作一旦有过多的外在因素的介入,尤其是后来市场化的日益兴盛,这反过来也会使作家有意无意间产生对潮流的趋近或依附心理,很多的新写实小说作家越来越世俗化,和影视结盟,作品越来越接近大众通俗读物.在创作倾向上,则表现为在取材、主题和方法等的趋近和相类.纵观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我们的确发现了这样的问题的存在,在新写实小说中,也出现了很多类同的现象.如《纸船》、《风景》、《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对住房空间的焦虑,《狗日的粮食》、《闲粮》、《米》等都表现了对粮食的追求,《不谈爱情》、《懒得离婚》、《白涡》等对爱情的迷茫和嘲笑等.而且写日常生活的烦恼,流水线的叙述方式,到最后都变得大同小异,没有多少新质的内容的注入,视野变得日益的狭窄化等等.这一切都进一步造成了新写实小说的难以为继和最后的偃旗息鼓.
由此,在1980年代末期,作为文学生产的三大因素：期刊杂志、批评家、作家三者共同导演了一场盛嚣一时的新写实思潮运动.虽然前二者,在这场运动中更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但他们在进行“新写实小说”理论和创作的有益的探讨和摸索时,都普遍由于缺乏一种恒心和执着的追求,没有真正沉下心来认真的去探讨一个实在意义的具有他们刚开始宣称的具有远大前景的文学新式,而都迷失了方向.在整个文学运动的始末,即便期刊杂志、批评家如何合力,声嘶力竭地为新写实运动奔波、呐喊,虽然也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定的生机,但终因为其本身缺乏大量优秀作品的支撑,而只是被历史的车轮匆匆的碾过.随着后来时代的变迁,商品经济的大规模侵袭,他们也很快地被这场经济风暴所吞噬,逐渐向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取媚,路也愈走愈窄,最终褪变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成为一个曾经的话题不断地被提及.
注释
{1}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国编译出版社,第262页.
{2}赵学勇：《文学史意义的失构――“新写实”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9年第1期.
{3}郑国庆：《落幕――现实主义在中国》,《中国期刊网》2004年4月.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吴亮：《文学和消费》,《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钟山》1988第6期上发表文讯.
{8}《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 3期.
{9}{12}丁永强整理：《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2期.
{10}李晓峰：《龃龊与回归》,《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11}王干：《俗的阴影》,《时代文学》1990年第2期.
{13}王丽丽：《现代情结：揭示生存本相――新写实主义探微》,《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4月.
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及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