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葛红兵：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上海市青联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身体政治――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种解读》、《障碍与认同――中国当代文化问题》、《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形态学》等六种,并有随笔、小说等多种,译著一种,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置身于电子媒介主导的全球化的消费语境中,文学一方面有着边缘化的隐忧,一方面又不断地媒体化吸引着公众眼球.顾彬的“垃圾论”、“80后”入作协、“神话重述”、“底层写作”、网络文学制度创生、诗歌行为艺术化等构成了2007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背景,牵动着理论批评的神经.文艺理论知识系统面临内在的调整和反思,而它对文学现状的命名和阐释的焦虑也依然如影随形.
上篇 文学理论：知识状况与问题谱系
1.“审美意识形态”论争
“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由来已久,但2007年度这一次的集中爆发,却是以董学文2005年9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为导火索的文章,及钱中文、童庆炳及许明在2006年第1期的《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回应文章.此后,争论逐步展开,两年间参与争鸣的文章有80余篇,其中,仅董学文就连续发表21篇辩驳论文,其对立面的钱中文、童庆炳及吴子林等,也各有数篇论文发表.2006年4月北京大学召开了“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是年7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2007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研讨会”.事实上,近年文艺理论界一些其他主题的研讨会也往往将之作为一个重要话题.2007年钱中文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河北学刊》、《文艺争鸣》上发表了4篇较有分量的回应文章,将争论推向,其间,吴兴明、曹卫东、肖鹰、余虹以及陶东风等学者都对这个争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①.
双方的共识在于“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审美意识”作为逻辑起点在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霸权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主导作用,而分歧则在于它是否有充分的学理性来对“文学的本质”做出合理的界定.童庆炳于2000年发表《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第一原理》一调“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拼凑.其理论依据来自于前苏联著名的“审美学派”主将阿•,布罗夫的论述,即“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地存在”.童庆炳由此引申出两点,其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其二,“所有这些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不同的意识形态虽然有着普遍联系,但它们反映的对象是不同的,也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形成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显现出来”②.
然而童庆炳的这番论述在董学文、马建辉、李志宏等人看来,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首先,与童庆炳认为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各种具体形态中不同,董学文等人恰恰将之视为一个抽象的“总体性概念”,是具有统治秩序内涵的“观念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既不能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也不能说是“非审美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种类”,“是按照时代属性、阶级因素、集团利益、政治倾向等划分的,而不是按照学科、部门或意识领域划分的”.如此推论,“审美意识形态”只能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叠加,也即一种“不合逻辑”的“硬搭配”.这种“硬搭配”的后果有两个：一是误将文学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二是用“审美”去淡化、溶解或模糊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董学文看来,尽管“审美意识形态论”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但马恩的经典著作却从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也无法从他们的理论中推导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所以,“审美意识形态论”看起来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其实不过是一种用异质的知识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的做法”③.不过,争论的双方并未意气用事,而是都有反思.钱中文就说,“今天已进入信息、媒介时代,文学形式不断翻新,思想多元,学者们各有各的知识谱系,各有各的思维方法,各说各有理.在真理的长河中,任何理论观点都会存留着那个时代的特点,历来如此”,对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我也持这种不断反思的态度”④.董学文也有类似表示：“文学的本质是各种关系中规定的综合,不可能是单一或个别几项的.”⑤而在这场争论中,确有一些学者,如杨春时、南帆、肖鹰等,从“反本质主义”的当下语境出发表达相近看法,那就是文学的本质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任何对文学本质的界定,都具有历史性.
也因此,这次争论在2007年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专注于概念的辨析与经典的释义,而是把争论引向“新时期文论三十年”的回顾上：钱中文、童庆炳与董学文先后在《文艺争鸣》的第3期、第5期、第7期发表了近乎同题的文章,但侧重与结论各有不同.钱中文和童庆炳都强调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在争取“文学回归自身”的历史功绩,董学文却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已经造成以‘审美’挤压和伤害积极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现象”.
2.“文学理论三十年”与“文艺学知识状况”
新时期文学理论已经走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回顾与反思其间的成就与缺失是2007年一个热点话题.应该说,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进行阶段性总结,2006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是重要一站,它可视做2007年度提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三十年”这一概念的引子.作为这一概念的重要发起者,《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的第3期、第5期、第7期和第9期,分别发表了钱中文、童庆炳、董学文以及鲁枢元等知名文艺理论家对三十年文学理论发展回顾与总结的文章.这期间,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于6月23日至2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在《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上,山东大学的马龙潜也主持了一个有关“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回顾与反思”的专题.
多数学者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理论三十年”的总体成就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个当代文学理论逐步打破旧的意识形态禁锢,面向开放的全球化语境,在积极转换古代文论的传统资源的同时,广泛吸取西方文学理论的有益经验而开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阶段.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文学理论三十年”的提出,并非仅仅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而更多的是把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视做一个整体,它主要与1949年以后到新时期以前这大约三十年的文学理论形态相区分,肯定它突破意识形态教条回归文学的审美本体,克服理论方式的一元化走向多元的理论建构的特征.相比于总体给予肯定的观点来,学者们对于“文学理论三十年”的批评却更加引人注目.有的学者认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越来越陷入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境地,与社会现实越来越隔膜,如对社会思潮的关注多于对文本的重视,对各种新潮理论的追逐多于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对西方文艺学的引进多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等；有的提出在消费语境的包围中,在大众媒介文化的冲击下,要对文学理论进行彻底的改造,跨越原有的边界,用文化研究的对象来替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也有的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拥有一个独立的文艺学学科,学科的指涉对象或者为哲学或者为美学,因为其在诞生之初就包含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意味,缺乏学科合法性,即使坚持文艺学“学科”地位,也需要整体性反思和转向.例如葛红兵与宋红岭在《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的真实联系》一文中,就针对“文艺学与当下文艺生活脱节”的问题,提出改变其“文学中心主义”的倾向,放弃“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定位,“以真实的、敞开式的、本质直观的形式重新审视日益多样化的文艺生活”⑥.
此外,2007年4月,湖南师范大学以“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状况”为题召开了学术研讨会.文艺学知识状况的讨论主要涉及到文艺学的学科定位、对象扩容、生产机制、知识体系建构、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西文论的对话以及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等方面.毫无疑问,这都是一些老问题,但在全球化的消费语境中,以各种新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冲击所造成的文艺创作及其理论研究在社会生活与人文知识谱系中日趋边缘化的处境,却迫使学者们不得不就此做出新的回答.可以说,近几年来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围绕边界问题、精英意识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艺批评的生态视域问题、文学经典的重构问题而产生的论争以及伴随而来的危机论述,都反映了我们认清当今时代文艺学知识状况的反思要求.
应该看到,受到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中国文艺学学科创建之初即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进行系统性的阐释和建构,统摄思想、教材选编、研究指向均带有强调文学阶级性和教化功能的工具论色彩.即使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发展中这种工具论色彩不断弱化,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不断得到强调,但如葛红兵与宋红岭所分析的,以文学为中心的倾向并没有根本改观,从“人学论”到“性格组合论”到“向内转”再到“形式主义”文论,以纸面文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理论确实日趋丰富和发展了,但是文艺学在文学与社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机制、文学与媒介传播的共同体关系研究方面却乏善可陈.然而,从1990年始,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引入和影视、网络、MP3、MP4、掌中机等数字影像媒介的普及,我们的文艺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文本日渐式微,各种视听景观逐步排挤文字符号的独霸地位,而在消费意识控制下,文学艺术创作成为消费现象,通俗流行性、娱乐消费性及文本的开放性,成为文学艺术的部分属性.所以,文艺学对大众文化的冷漠与老百姓对之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文艺学在新的文艺生活面前“失语”.
对此,无论传统的文艺理论学者还是文化研究学者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在全球化或者消费时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何为?”之类的设问成为一种时髦,以至于有的学者讽刺为“危机”之癖和“呼吁”之癖⑦.这中间,可以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高举元叙事、宏大叙事、“文学本质”等本质主义旗帜,向传统和历史寻求文艺学特有的范围和边界,希望重新为文艺学构筑权威性、原则性文化身份；二是反本质主义的研究思路,主张运用文化研究、知识社会学等西方理论和思路重建文艺学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强调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地方性和实践性,以期用“建设性的解构功能”重建文艺学新的文化身份⑧.就前一种态度而言,有的会坚守纯正的文学观念而把以新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大众文化现象排除在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认为那是别的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的却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走向终结,然而新的技术发展,使得新媒介文化形态成为不灭“文学性”的新的寄主.就后一种态度而言,有的致力于否定文艺学的文学中心主义,试图把各种大众文化形态纳入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也即给文艺学“扩容”,把所谓的“边界作业”看成是当下时代最重要的内容,认为文艺学必须适应“文化政体”运营上的这种转变,如金元浦所言,“文学”的自主性是一种现代性的神话,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文艺学必将通过“文化研究”介入现实而获得新生；有的则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拥有一个独立的文艺学学科,从而力图把文化研究作为文艺学的替代形态⑨.
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作为方法的文化研究与作为学科的文化研究的不同定位,可无疑是使用文化研究代替文艺学.但是,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政治和社会批判立场却不能代替文学性判断或审美价值判断,因为这种政治立场与政治判断正如陶东风所指出的,“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悬置或转移了问题”.在全球化消费主义语境中,发展主义和工业理性控制决定了文艺学应担当起诗意地反思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余虹认为,文艺学多学科与多主义的寄生性使其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品格,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知识秩序的建立就在这个矛盾运动之中,而通过对当前文艺学知识状况的检视,我们发现,“正是对这一矛盾运动的盲视使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学理化进程受到根本性阻碍”⑩.
3.生态批评的现状与前景
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被不断地催生,与之相关的生态批评也日渐成为文艺理论批评的重要思考路径.对于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的批评家而言,中国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首次写进执政党的行动纲领,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毕竟生态批评观与“十七大”报告中的“建设生态文明”的纲领有着共同的价值预设.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美国引进,不过据李洁考证,早在19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家就已提出了“文艺生态学”的概念,文艺学家鲍昌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已经列有这一条目.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文学研究的关 键 词 而进入国内学术期刊的领地,却是新世纪伊始的事情,并且主要地应用在国外文学批评的讨论与引介中.但是,如今它已经成为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显学,有关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每年都会有近百篇的增幅,其中既有整体性的理论梳理,也有文学文本的解读.而所涉及到的生态文学文本,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建立在传统自然观念上的,也有致力于反思工业或者科技文明弊端的.
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以生态理论检视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或者自然观念.生态文学可能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中叶之前的生态文学,多充满光明、欢乐、安静、幸福、赞美与感恩的情感,如俄国米•,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鸟儿不惊的地方》、《大自然的日历》,美国梭罗的《瓦尔登湖》等,而此后则几乎所有生态文学都倾向描述由科技化、工业化及现代化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害,生态文学作家的心都充满焦虑,这其中以美国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我国则有徐刚的《谁在谋害大地母亲》、哲夫的《淮河生态报告》等.结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生态文本并不是先有了现代科技与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的观念,抱着呼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愿望而在文学中与自然界的山水或动植物亲近,相反倒是出于一种人文性情,一种宗教的信仰或者哲学理念,比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主动投入自然的怀抱,即使是把自然当做社会的对立面,表达一种社会批判意图的,也以自然的美丽反衬社会的丑陋.此后的生态文学,却恰恰是生态意识觉醒之后抱着警世的目的,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展示人类活动的生态恶果为目标.
要检视生态批评的当下状况,2007年第5期《外国文学研究》上发布的一项学术研讨会广告倒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这就是将于2008年11月8－10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广告说,本次会议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与美国《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两家杂志共同主办,会议的相关议题:1.生态批评理论建构；2.文学与环保意识；3.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经典文学；4.中国文学与生态环境；5.环境保护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思考.其一,研讨会的名称“文学与环境”,反映了生态批评的对象和前提；其二,中外学术杂志联合举办,彰明生态批评的全球化特征,即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学或文化批评倾向；其三,五个相关的议题的拟定,反映的是当前生态批评的前沿学者对生态批评的综合评估和理论预期B11.
生态批评的理论健将鲁枢元在《百年疏漏》中提出要在文学史书写的领域贯彻生态批评的理念.在他看来,百年来所谓“成熟的”文学史书写,源于对西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人类与自然被看做两个截然对立的存在,社会进步的程度决定于人对自然界开发利用的程度,文学以人的社会发展为核心,其发展也意味着如何走出自然,结果“自然”的位置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放弃了.所以,他指出,“从生态批评的视野看,这显然是一个应当弥补的课题；若是从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特质看,那该是一个重大的、不可原谅的疏漏”B12.然而,这样的批评却多少有些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苛责历史前贤的味道,毕竟哪些问题能成为考量的重心,是需要特定的历史情景的.
4.文学教育：功能和意义
文学教育正像文学本身一样面临着危机.这其中既有教育体制的根源,也有教育实践的误区,但更加主要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文化耐心的时代.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媒体的竞相争锋,新时尚不断涌现,而被冠以新人类之称的青年学生们也纷纷汇入追新逐奇的浪潮,在影视、网络、动漫、电玩、MP3等电子器械的围攻下,哪还有心思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文学作品?果若如此,文学既失去了读者又失去了传承,这釜底抽薪的危机岂不是彻底撼动了文学的根基,其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可言?所以说,作为一个话题,文学教育牵动了所有关心文学前途的人脆弱的神经,更何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学还与美感、文化、精神以及民族命运等宏大问题密切相关.
钱理群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率真地表达了这一忧虑.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根本,语言出了问题,文化就谈不上了.而在这个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最容易形成人的精神的危机”,但恰恰“今天的年轻人对汉语这样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语言冷漠,表达的能力越来越丧失”,造成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粗糙化、粗鄙化,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空洞化、虚无化,美感、语言与文化的感悟力缺失,这折射出整个民族精神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应强化大学语文教育,并且把教育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教育”上去,因为它关乎“心灵”、“美感”、“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如何推行他所倡导的“文学教育”呢?他举了自己在大学里教授名作欣赏课程的例子,强调鲜活生动的体验而批评了空洞僵硬的理论化倾向B13.王一川对此深有感慨,在《重新召唤诗意启蒙电子媒介主导年代的文学教育》一文中,他指出,在电子媒介主导时代,“文学教育的方式及其体制基础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以电子媒介主导的“娱乐化”已经取代以往的以纸质媒介主导的“诗意启蒙”.所以,他重新召唤“现代性诗意启蒙精神”,“回到文学文本的语言阅读中”,驱散种种娱乐化迷雾,而把自己的人生重新照亮B14.夏中义在《“元阅读”：消费年代的文学担当》一文中,也如钱理群一般强调阅读中的鲜活体验,他将不必“凭借专业学养而直接从价值层面去领悟文学的阅读”称为“元阅读”.他觉得,这种“元阅读”应该成为在面对消费年代的滚滚红尘时,务必坚守、不能放弃的最后一座“狼牙山”B15.
这未免有些理想主义了.首先,电子媒介的主导是大势所趋,我们的文化正处在从纸媒为中心向电子媒介为中心的转换过程中.其次,这种改变并不必然与娱乐化相联系,之所以出现当前这种娱乐化倾向,原因在于当前社会的消费主义语境,而不在于技术本身.虽然技术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但技术被采用的语境才最有决定意义,何况文学的纸媒存在也同样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再次,消遣娱乐也并非与“诗意启蒙”完全不可通约,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寓教于乐”远没有过时,所以与其拒绝电子媒介的阅读,倒不如顺势而为,从中发现诗意启蒙的新途径.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经典”的地位在今天已经普遍受到质疑.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这里只关注把经典拉下神坛的后果之一,就是在青年学生中,以往那种统一的对文学经典顶礼膜拜的语境不复存在.青年学生对经典的抵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经典作品的阅读经验”,而是基于一种先入之见,认为既然经典是被社会主流册封的,那么与其被耳提面命地阅读它们还不如直接表达属于自己的对流行文学/文化的好感.结果文学经典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淡出,以新型的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为载体的亚文学作品或大众文化产品跃居主导地位.对此,文学教育似乎有义务也有责任肩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然而,章培恒最近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而回答“年轻一代的阅读肤浅化”这个问题时,却说“不值得忧虑”,因为各种文学样式的地位都是历史地发生变化的,比如“在清代就经历过一个正宗的文学被边缘化,而被大家所看不起的东西逐渐上升的过程”.至于今天,他说：“如果确实传统的经典看得比较少了,而动漫那些东西大家看得比较多了,那也就相当于清代读诗文的人少了,读《红楼梦》的人多了.”B16
下篇 状况评析：作家、作品与思潮
1.“八十年代作家”
上世纪80年代是批评家记忆中的文学黄金时代,“重返”或者“重访”80年代就成了这几年让批评家激动的口号.80年代的文学新潮一拨赶着一拨,而每一拨里,都会涌现出几个当红的作家,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北岛、舒婷、芒克、王安忆、阿城、莫言、路遥、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张炜、马原、余华、格非、洪峰、铁凝、李锐、苏童、孙甘露、叶兆言、刘震云等,这样的名字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如今,他们当中部分已经淡出,刘心武倒是经常被人提及,却不再是作为小说家了,他实际上是操的小说笔法,经营的是“红学”事业.北岛前几年还不断地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小道消息而被人谈论.张贤亮早已经在1990年代下海,大约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发表了一篇《青春期》,算是基本宣告了他作为小说家身份的终结.洪峰以昔日先锋作家的身份搞了个“乞讨”的行为艺术.而先锋中的先锋马原与孙甘露则有“八十年代的文学标本”的嫌疑.路遥比较特殊,尽管去世15年,但却一步步从读者的钟爱而逐步过渡到被学术圈子所重视,2007年有关他的纪念文章以及研讨会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文坛现象.王蒙2007年凭借着他的《大块文章》活跃在各种图书订货会的现场,写的不再是小说而是回忆录.王安忆、铁凝、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张炜、莫言、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以及李锐等应该是那些80年代作家中依然保持了旺盛创作力的,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已一载,王安忆连任上海作协主席,贾平凹新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张炜担任山东省作协主席,韩少功几年前从海南作协主席的位置上转做海南文联主席等可见不仅是创造力,在组织制度上似乎他们也是中国当下文坛的当然主力.不过,评论界对他们并非一味表扬,李建军曾对贾平凹连篇累牍地批评,2007年洪治纲也在《困顿中的挣扎》中对贾平凹总是念兹在兹的“精神悲苦说”提出了质疑B17.贾平凹的确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家,记得1990年代就有批评家宣称《废都》预示着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终结.然而事与愿违,他自那之后却恰恰成了一个专门的长篇小说作家,几乎每年都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反倒把一向为人们所称道的那些中短篇小说扔在了80年代.2007年,底层写作成为时尚,他就应《当代》之约刚刚出笼了一部长篇《高兴》.小说以一个民工背同伴尸体回家的故事开头,而这个故事与前几年发生在广州火车站的一桩新闻事件极其相似.把小说写得像新闻久已不新鲜了,但对一向沉迷于庄禅意境的贾平凹来说,这却有点“新闻”的味道.莫言2007年发表了数个中短篇小说和一些随笔性的评论,在苏州做了“千言万语,何若莫言”的演讲.余华获杭州市的“文化贡献奖”外并无大作品问世,但有关他的《兄弟》的讨论却还余波不断.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出版于2006年10月,2007年10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张承志早已不写小说了,现在散文随笔成了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张炜的旗帜还是小说,算是“托物言志”吧,2007年出版了长篇《刺猬歌》.王安忆依然坚持了纯正的文学立场,站在高校的讲坛上,创作量却不减当年,长篇小说《启蒙时代》的出版算是她2007年的重头戏.苏童、叶兆言与李锐三人因为“神话重述”的所谓国际合作出版计划而在2007年的读书市场上热闹了一阵子,据说是对远古“神话”的一次敬礼.
2.“底层文学”：思想性与艺术性
创作界的底层叙事正经历“代底层叙事”向“底层自我言说”转变B18,同样,理论批评界与以往人文学界倾向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就“底层”展开思想论争不同,2007年话题的参与者主要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学者,话题内容也从对思想倾向性的倡导与评判转入以作品具体解读为主.也就是说,作为思想事件的“底层”论争正逐渐淡出,而作为文学研究思路,“底层叙事”被提上议事日程了.这一年中,以往参与论争的都没有继续发言,取而代之的是几篇论争综述文章,其中刘先芳的《有关底层话题论争的几点思考》与唐小兵的《底层话语与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最有代表性.前者认为论争的表面是“学院派的话语方式”能否表述“底层经验”的分歧,其背后却是“思想与行动”的二元对立B19.后者则从当前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出发,分析了“底层”何以被作为问题提出以及“底层经验”如何被正确表达的问题,认为“这场延续两年多至今硝烟未熄灭的争论预示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B20.
争论似乎渐趋息止,但理论批评界对“底层文学”认识上依然没有共识.有的认为“底层文学”是对最近几年出现的关心底层生存状况,写他们在现实的权力政治格局中的无望、无奈,透露出作者对底层的悲悯情怀和对官僚体制的控诉的一种创作思潮的总称,它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有精神脉络上的相通,又有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语境的不同.有的认为“底层文学”是一种创作类型,既有题材上的一致选择,又有思想判断上的共同倾向.理论界也有反对“底层文学”的提法的意见,认为“将文学以层划分,有些荒唐,甚至显得滑稽”,或者说“底层文学”在“本质上延续的是题材决定论,和文艺为某某服务没有质上的区别”,而且它“窄化了文学的疆域”,并有“用道德的判断取代了文学判断”的嫌疑.然而,这些看法显然不能被“底层文学”倡导者所接受.如同“底层”话题被争论一样,“底层文学”以及“底层叙事”提法,与中国政治经济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具体到文学上,它又是对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纯文学”的反思,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李云雷说,“底层文学”及其叙事“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它将“纯文学”囿于形式与内心的探索扩展开来,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中国现实的讨论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B21.
“底层文学”有没有一个共通的叙事语法,恐怕还在倡导者的上下求索中,但有关这些作品主题先行的批评倒早已甚嚣尘上了.有关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曹征路的小说《那儿》、《霓虹》和《豆选事件》等作品的评价分歧上.的确,赞成者如贺绍俊所言,喜欢就其社会学或政治思想意义上给予肯定,特别注重的是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判断”.批评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总能击中作品为概念和思想编制故事的要害.李云雷在《2006：底层叙事的新拓展》B22中承认,小说中的“底层叙事”蔚为风潮,“但真正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并不多见”.他在“思想层面”上肯定了曹征路与刘继明的创作,认为他们展示了作家面对现实的勇气,但在“艺术性”上,却把李锐、胡学文作为成功的典范B23.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承认了反对者们对“底层文学缺乏文学性,缺乏艺术质量”的批评.有人为“底层文学”辩解说,“底层文学反映的底层生活不可能是精致的,你能要求作家以精致的方式去表现吗?底层文学是粗砺的,粗砺恰是底层目前的处境”.但无论李云雷还是贺绍俊都不赞成这样的辩解.贺绍俊强调“底层文学”既要有思想的穿透力,又要有艺术的感染力.这就是在思想上要接续左翼文学的现代性的精神追问,在艺术上则面对现实但却超越现实,书写苦难但却超越苦难B24.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非底层的作家写底层,仍然是一种“代言”,真正的底层并非那些“上层”作家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文学”被纳入底层写作的系列,或许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B25.
3.“神话重述”：何以可能?
“神话重述”来自于一项国际出版合作计划,然而具体的操作人却是曾经成功策划过《晃晃悠悠》与《格调》等畅销书的石涛.而且对国内图书市场来说,这是一起借助尚具市场感召力的作家与对现代人仍有神秘吸引力的神话的联合,以文学在全球化的消费语境中坚持对人类精神源头不断追问的名义,有条不紊地展开的文化产业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参与其中的作家如何表达他们对原始神话的虔敬之心,无论他们最后交付的产品提供了怎样的审美力量与精神价值,也无论被重述的神话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期待相吻合或相背离,市场与消费的逻辑都应该首先被视做最有用的解码工具.
然而,面对先后投放市场的三部由当代知名作家参与打造的“重述神话”小说,批评家们主要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对“神话重述”的满意度评估上了.三部被列入“神话重述”计划中的小说,最先面世的是苏童的《碧奴》,相比后出的叶兆言的《后羿》、李锐与蒋韵合作的《人间》,有关《碧奴》的评论要丰富得多.这一年之中有关《碧奴》的二十多篇评论文章,不约而同地都提到苏童不羁的想象力以及刻画女性心理的细腻,而这些都拿他对碧奴的“哭”的处理作为例证,用头发哭,用手掌哭,用脚趾哭,用全身的肌肤以至哭,哭得浓墨重彩,哭得一塌糊涂.赞成的,有张学昕认为是“自由地抒写了人类的精神童话”,是苏童唯美气质的又一次成功展示；有吴义勤以为“神话主体的诠释与重塑”与“神话意义的发掘与增殖”,从苏童给“孟姜女”改名为“碧奴”的行为中解读出“重述的合法性起点”.反对的,有冯玉雷觉出“用无神论去书写神话,用无信仰去讴歌信仰,用反童话去叙写童话”的荒诞.宋红岭则借用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提供的神话分析结构理论,详解苏童是在“神圣叙事的颠覆”中“陈述现实的压抑之感而不是神话的飞翔感”B26.葛红兵则说“从根本上说,我对‘神话重述’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神话”的重要根基是“原始思维”,尽管苏童试图在“重述”中恢复原始的故事框架,但“故事叙述者的声音却不是神话”,它“被现代思维给规范了”,“《碧奴》作为重述的‘神话’几乎注定是单薄的,也难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苏童“用重塑代替重述”,“着意选择民间和庙堂的二元矛盾作为小说叙述的焦点”,就把“人和神不分、人和物合一的神话”“蜕变为官民、男女二元结构中的人间传奇”,如此一来,没有了“神话性”,作者那唯美的语言与飞扬的想象就很可惜地“浪费”了B27.
神话并非完全不能重述.“神话不过是一些组合起来的词语,只有拆解神话,从中引出新的碰撞或新的和谐,它才有价值.”这是法国诗人谢阁兰说过的话,他把神话很极端地看做一种“可写的文本”,仿佛它就是可以随意拆装的积木,其最大的价值只在于不断被地重述B28.有价值的“神话重述”,用邵燕君的话来说,“应该是作家基于对人类或自身当下困境的理解对构成一个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经典神话进行重述”,它考验的是一个作家对当代现实的把握能力、对历史的穿透能力和虚构想象的能力B29.
这些对“神话重述”的满意度评估指标,作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界的声音汇入“国际联合出版计划”的宣传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无疑都在帮助完成一种诱导：我们谈论的不是市场,不是消费,不是营销,而是文学,是灵魂,是人性,是遥远的过去,是现实的处境,是成长的记忆,是童年的情结,是民族的寓言,一切都显得那么审美和崇高.就这样,用所有的“是”掩盖着“不是”,而实际上那些“不是”才真正是被关心的“是”.而这种颠倒性的叙述,恰恰就是消费市场的逻辑.而“神话”之所以具备了这样的潜力,是对我们内心隐秘的粗暴僭越.石涛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我去邀请作者们加盟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对神话传说有自己的情结”,而苏童也曾声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孟姜女”B30.他们说得不错.也正因为这个,我们才会充满好奇,而最后不管这好奇有没有被满足,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说,比如追问“神话重述何以可能”之类的,结果都在浑然不觉中掉进了注意力经济的陷阱.
回顾2007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除了上述我们已经提到的诸种问题,无疑还可以找到许多关 键 词 ,比如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新媒介、市场化的多元主体、大众文化生产等等,它们令人眼花缭乱地繁荣着,旧的尚未老去,新的提法又被不断制造出来,这些构成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当下状况”.它们到底是在帮助我们向着“文学”的深度掘进,还是恰恰遮蔽了我们的想象,成为我们为“文学”招魂和塑型的障碍呢?回答此一问题,我们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但我们又确乎不应悲观于理论虚无主义.
注释：
①廖恒：《“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第143页.
②葛红兵、张永禄主编：《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第二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③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 期,第79－86页；董学文《文学本质与审美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2期,第20－27页；董学文、李志宏《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与当前的文艺实践》,《求是》2007年第2期,第51页.
④钱中文：《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42页.
⑤董学文：《文学本质与审美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2期,第22页.
⑥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第6页.
⑦参见张冠华：《危机: 文艺理论的永恒之侣“危机”话题讨论之后的思考》,《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第97－100页.
⑧向宝云、卢衍鹏：《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身份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第108页.
⑨参见孙文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以文化批评为视角的反思》,《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3期,第185－189页.
⑩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203页.
B11《“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汉召开》,《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130页.
B12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文学评
论》2007年第1期,第181－186页.
B13钱理群口述,张英整理：《重心在文学教育》,《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文化版.
B14 王一川：《重新召唤诗意启蒙电子媒介主导年代的文学教育》,《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第4－8页.
B15夏中义：《“元阅读”：消费年代的文学担当》,《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第61－65页.
B16 吴谷平、缪克构采写：《章培恒：以“人性”修文学》,《文汇报》2007年11月5日第8版.
B17 洪治纲：《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文学报》2007年11月8日 .
B18B25葛红兵、许道军：《认同•,交融•,新生•,回忆•,否定2007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评述》,《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期.
B19刘先芳：《有关底层话题论争的几点思考》,《文艺评论》2007年第4期,第21－24页.
B20唐小兵：《底层话语与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