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已经蹒跚走过了30年,其间各种文艺观点和文学思潮纷繁复杂、百态纷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总结30年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功绩,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文艺理论的未来走向,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为此,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于6月23日至2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代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10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代表围绕30年文学理论研究实绩、研究新动向和新问题,以及未来文学理论新的走向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初步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理论形态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在中外学术交流广泛展开的语境中,我国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多样与深入的态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标志是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研究员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应该是一种在中外古今背景基础之上,立土、内容复合、不断积累、自我充实、深入变化的动态形态,这是经过了几代人30年来不断探索、共同建构的.我国20理论两头繁荣的景象已成为一种共识,后20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在探讨问题的广度与深度上、在学术视野的宽阔和论题涉及的广泛性方面,胜于前20年；同时,今天的文学存在形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引起人们审美意识的激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调整思路.西方文化、文学理论有不少理论经验可供借鉴,但是我们不能照搬.我们需要立足于当今文学创作的新现象、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大量文学经验,以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吸纳各种新的营养,提出新问题,阐释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曾繁仁教授认为,文艺美学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发展的一个贡献.它推动了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动了我国美学和文艺学的现论转型,也推动了我国美学和文艺学与世界学术的接轨,为我国传统美学在现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平台.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先霈教授对近30年来文艺学家的古代文论研究特点做了分析,指出文艺学家力图通过古代文论的阐释,揭示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寻求思想资源.但文艺学家研究古代文论,应力戒脱离古人的文本和语境,强人证己；力戒比附西方文论,游谈无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关键是从当代文学实际出发,以解释和解决文学发展中的问题为目的.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中文系蒋述卓教授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思想获得大解放,研究领域得以拓展；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批评史写作有了巨大发展,古代文论体系研究初见成效；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讨论引起极大关注,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武汉大学文学院李建中教授认为,近30年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研究的实绩,在尊体、破体和原体方面均有突破.在继承尊体传统和发现破体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又提出原体思路.中国文论的原体思路,旨在探索批评文体诗性传统的文化之源和文化之根,重塑“体”之生命尊严感和个体独创性,从而将传统形态的“怎么说”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形态的“怎么说”.
文艺理论研究的知识生产状况反思
3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越来越陷入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境地,与社会现实越来越隔膜.上海社会科学院马驰研究员认为,文艺理论要面向当代,关注问题.30年的文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暴露出一些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对社会思潮的关注过于对文本的重视,对新潮理论的追逐过于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对西方文艺学的引进过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郑州大学文学院张冠华教授认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界存在四种癖好：“审美”之癖、“危机”之癖、“求新”之癖和“呼吁”之癖.曾繁仁教授认为,文艺美学在当代受到诸多挑战,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的勃兴使艺术与非艺术以及美与非美界限模糊；在理论上,艺术终结与文化理论的发展等都对文艺美学的存在及其内涵提出了质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玉能教授从对新时期美学研究问题域的转换中发现,中国当代美学的问题域还没有显示本土化的趋向,新时期美学研究及其论争成绩斐然,但是自主创新的成果并不多见.
与会部分学者认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和体制化是文学理论越来越丧失活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严重脱节的重要原因.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宪教授认为,30年的发展,我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文学理论转向体制化过程的复杂后果.从积极层面上说,文学理论摆脱了曾经的“政治婢女”的尴尬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从消极层面说,文学理论的归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脱离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可能性,进而转向一种少数人小叙事,失去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参与性和道德关怀.南京大学中文系周计武博士认为,最近几年,新的文艺现象和文学观念层出不穷,如“图文之争”、“化写作”、新媒介艺术等,这些变化对文艺学的课程设置、研究对象和研究理念构成了挑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文宪教授从文化批评的视角反思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忽略了理论“问题意识”的演变与知识状况之间内在的对应关系,在对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和阐释中,往往因为偏向“方法”和“模式”而忽略了理论生成的知识语境,忽略了理论研究与知识结构的内在关联.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批评对文学研究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对国内文学理论研究知识状况的质疑,文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更新已迫在眉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认为,文学理论多学科与多主义的寄生性使其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品格,同时也使它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论争的战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知识秩序的建立就在主义内和主义外的矛盾运动之中,正是对这一矛盾运动的盲视使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学理化进程受到根本性阻碍.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赖大仁教授指出,当代文论在学科化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过于偏重把文学理论当作知识形态对待,而忽视了它作为一种诗性智慧的特性,文学研究者更偏向于追求做“专家”而非学者,这种现象是值得关注和反思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念然副教授分析了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他认为学者的知识结构是制约文艺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人,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学术观念有较大更新；但对文学史熟悉程度不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心性定力较差,对内在学识的养成与积累不够关注,学术使命感不如前几代人强烈.在文艺理论研究中,一种与文学其他部类分隔开来的“学术圈子”正在形成,“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和博弈逻辑初显苗头,学术权力机构对文艺理论的研究控制同样不可轻视.
文论转换：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点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蒋述卓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是要激活中国古代文论,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文学遗产去研究,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参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在21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将日益突出,尤其在当代文艺学要实现综合与超越的目标时,从现代文艺学的视野中去发现古代文论的价值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圣元研究员认为,西学模式的引进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中的批评史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的割裂.在当下,回到中国文化、中国问题原点成为古代文论研究反思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复旦大学中文系周兴陆副教授指出,在建设个性化、多样性的中国文论中,应该提倡“逆向性探求”,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应该多元互补：现代思想中缺失的部分,可以从传统中补救完整；现代思想中偏颇的倾向,可以通过某些传统的恢复而予以矫正.研究传统文论,应该以重建源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价值体系、人格信念、人生理想为旨归.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金雅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论的精神品格值得关注：突出的人生品格与深切的人生关怀,鲜明的诗性品格与浓郁的理想精神,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与积极的理论新构意识,这些都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精神资源.
虽然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取得了一些实绩,但是文论转换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赖大仁教授认为,在新时期的后现代文化转向中,文论边界不断拓展乃至不断越界,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学、社会学研究,文论本身的基本问题反倒迷失或被悬置了,甚至导致自我消解,陷入深重危机.当代文论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引入各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并不意味着只注重当下的新潮理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帆教授则认为,古代文论实施“现代转换”的意义和可行性均不大.在对古代文学的发掘、整理和批评方面,古代文论自有体现其宝贵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但在时空和环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如果非要对它作硬性的“转换”,恐怕只会适得其反.古代文论与现今中国新文学的契合点是天然存在的,不必用“转换”的方式去求得,古代文论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应是一种古典精神、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应作为当前时代的一种背景,而不应把它强加“转换”来适应本不属于它的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出路
面对学术全球化霸权给中国文艺理论带来的影响,以及网络和图像艺术的勃兴给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带来的难题,童庆炳、曹顺庆、欧阳友权、王一川四位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提出内外结合的“文化诗学”的文艺学研究出路,即让艺术文学与社会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互动和互构,学术要多样,学术研究者要对话,各种不同的研究要延续、但也要着重考虑超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曹顺庆教授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构想.他首先说明变异学理论的提出是出于解决译介学与形象学归属不当,整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考虑.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与跨文明的文学研究中的异质性因素,借助变异学理论,比较文学可以在求同与辨异的基础之上,达到对文学交流中所有因素的全面考虑.中南大学文学院欧阳友权教授认为,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用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转型,又约束和限定了这一转型的领域,对汉语文学的历史演变扮演了“消解”和“启蒙”的双重角色.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仍需秉持人文性的精神原点,自觉履行文学的价值承诺,通过调控引导和主体自律改善文学对技术的依赖,使数字媒介对传统的挑战变成文学获得新生的契机,让新媒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强大动力和新资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一川教授考察了电子媒介主导年代的文学教育问题,认为随着以互连网和移动网络为核心的电子媒介的日益发达和普及,文学教育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五四以来的诗意启蒙已经遭遇解构的危机.当前的异趣沟通正在变形,扭曲成多种低俗或者偶然的感官趣味的共同娱乐,这使得原来有关多种异质审美趣味之间平等汇通情境的设想面临被打折的危机,或是仅仅在低水平上徘徊.
针对四位学者的观点,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认为,当前理论研究需进一步思考文学理论的性质问题,关注理论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文艺反映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应如何”.理论研究需要通过综合、动态的方式对文学问题做出全面的把握.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做了阐释,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以开放的民族主义为批评立场,以宽容的精神、多元的价值观以及对话的姿态倾听别的民族关于文学批评的声音,中国未来的文学批评应是一种善于吸收不同文化优势,能够研究和解释本土文学问题,体现本民族深层意识和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学批评.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思考
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问题,又重新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文学理论与政治”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与会学者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因为新世纪的到来而终结,它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总是以新的内容、结构、性质、功能和新的价值取向继续在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陆贵山教授指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没有随着批判思潮和专制政治而终结,文学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政治始终在场.问题在于要摆正政治的位置,确认政治的性质和熟练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笼统地鄙视和厌恶政治的情绪是不正常和不健康的.研究文艺的政治维度和政治功能,有利于优化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增强和提高中国学术的刚性和血性.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认为,文化研究要关注阶级轨迹,阶级、种族与性别是文化研究的三大母题.在今天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里,阶级以怎样的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文化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杜克大学刘康教授以美国左翼批评为例,指出左翼批评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同时又无法避免学术理论自身的商品化,并日益走上精英主义的道路,跟当前社会实践与大众越来越脱节.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历史性危机对中国学术界的启示在于,我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不能缺乏社会变革的参与感.美国新泽西州罗特格斯大学芭芭拉弗雷教授对近30年来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解经典化倾向作了分析,指出这一倾向表现为去除文学价值的传统观念和文学历史的陈旧叙述,用更有包容性和更的分析框架来替代它们,并力图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辩证地评价这种倾向的优势与缺陷.
编辑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