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民族文学”专栏
编者按：马克思在《宣言》中称：“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是主导性的共识.尊重历史、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也应该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刊自今年开始,创办“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民族文学”栏目,刊发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意义的民族文学研究论文,要求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选题可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也可以是多民族文学的历史与辩证研究,可以是族别与具体作家作品个案的深度解读与阐发,同样也欢迎各民族文学及域外文学的平行比较与影响研究,多民族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读,等等.
内容提要：中国文学从1940年代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文学生态,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趋于一致性,“少数民族文学”正是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诞生.新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自觉的历史选择,在这个充满辩证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遗产得以继承发扬、新型作家作品得以出现,并且在“十七年”间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少数民族独特文化意味的少数民族文学传统.重新认识这一段文学历史,可以让我们在梦想和实践、理想主义和现实语境的张力中间,找到“人民文学”这一未完成的规划的历史原因,也为“文学共和”探索进一步前行的基础与动力源泉.
关 键 词 ：革命新主义 社会主义改 造集体性 人民 共和
一、
早在1938年,在文化问题上就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要求是在反封建与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任务背景下提出的.按照在1940年1月的分析,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包含了新旧两个部分：从1840年到1919年为旧主义革命.此间,所有的革命不是小资产阶级领导,就是资产阶级领导.而由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主义革命改变为新的范畴,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新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主义社会.这一特殊性质的社会具有过渡性,它的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驳斥了左倾空谈主义和右翼顽固派,指出不经过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路无法走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与三义的联系与区别.显然,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产物《联共党史》的历史阶段论,按照进化论式的目的论规划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据此,当时阶段的目标是建立新主义政治和新主义经济的共和国――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华民国”.
《新主义论》的结尾对“新中国”采用“中华民国”的提法,除了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之外,从革命的内在理路来说,是延续了孙中山的革命思路.罗岗曾经将这段历史论述为“民国理想”向“人权”合理发生,因为现代中国革命兼具“民族革命”与“革命”的特征,它的逐步展开是个从“皇权”到“绅权”,再到“民权”的主体不断下降的过程.晚清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包含了大小民族主义区别,辛亥革命后所创建的共和国之所以叫“中华民国”,而不叫“中华共和国”,孙中山解释说,共和政体为代议制政体,而中国革命最终要追求的目标是“直接民权”.但是,由于后来国民党的政党政治发生了“政党”与“国民”之间代表性的断裂,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具有政治觉悟的新文化,必然会走向重建中国人主体的“人民”和“群众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民的组成部分走上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道路成为“人民”革命的主体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种时代的一致性.从更切实的政治实践来说,晚清到民国的从革命到共和的转变,也留下了族群共和的遗产.清末革命党人“民族建国主义”以在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客观上为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易导致国内各族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这使得辛亥革命过程中中国面临领土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出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凝聚的目的,使“五族共和”成为建国国策,其标志是用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南北议和以清廷妥协退位、将其主权及相应的疆域完整移交民国政府而完成,保持了主权和领土的连续性.尽管后来南京政府在抗日反帝过程中实行民族主义国族一体政策,有意压制少数族群,但是民族平等和共和的理念在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新主义革命时期也正是中国国族觉醒和少数民族逐渐获得主体性的时期,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各民族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中国经过一系列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在承认少数民族自决权的同时,提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成立自治区”的问题.1941年、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了两个施政纲要,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古族、回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强调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5年,党提出允许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力.1947年建立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从最初的“民族自决”到后来的“民族自治”,可以看到中国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同时根据自身实践所做的策略变化,而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49年建立的是政治协商基础上的新主义中国,而从1953年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改造,要向社会主义进军.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期间实行并初步完成的.“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得以命名是1955年左右,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中间、和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前,它的产生与全国各族人民平等获得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也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成果的一个部分.其突出的政治性首先表现为协商式的“人民共和”理念对于民国共和理念的超越.实际上从武昌起义后产生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标志着由总统制共和政体向责任内阁制共和政体的转变,孙中山理念中的“天下为公”的人权式共和并没有实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已经不同于1940年代的“中华民国”：后者的“民”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式的“公民”,在政策上与国民党民族主义政策一脉相承,即打造国族一体；而前者的“人民”则是在革命实践中,扬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民族政策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式中国创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民族中的每个族群个体都与其集体性的身份密不可分.因而后来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在这个逻辑中具有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味,因而是不合法的,它从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整体的统一话语.
此际在文学上向苏联文学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导性要求,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1953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