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新世纪之初,在沉寂古老的红水河畔,一群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终于冒出头来,以其多样的文学气质丰富了广西的文学版图.《麒麟》杂志2008年第5期做了一个小说专号,基本上是来宾市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体亮相.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这批作家对文学界来说显得有些陌生,写作的历史也并不长,有的作品甚至是他们的处女作,但是,当我读完这期专号上所有的作品,并不觉得很失望,特别是在技术上也不像我先前所想象的那样稚嫩,看得出他们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出众的艺术感悟.从年龄层次看,这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大多出生在70年代上下,他们的写作很少受到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叙事资源主要得益于对个体性的生活经验的掘进与开采.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场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经验,经过他们的艺术提炼,以耳目一新的气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像散落在玉盘的珍珠,散发着熠熠光彩.这批青年作家的集体亮相以及他们写作中的不俗表现,对于建市仅有5年历史的来宾市来说,对于来宾市未来的文学发展前景来说,确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事件.
龙志的中篇小说《古钟》以其厚重的历史感脱颖而出,占据着这期杂志的头条.回顾龙志的前期作品,如《张集的风花雪月》、《风流黄昏》等,在叙事中,他往往把故事的时间拉回到三十年前的荒诞的岁月,荒诞的岁月铸就荒诞的人和事.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所贯用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他的小说往往把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处,准确地捕捉和打捞那些早已被人所淡忘的历史死角和隐秘情结,试图以回望的视角去照亮那些带有历史印痕的特殊年代,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个年代所决定的人们的存在状态.“铜钟”是作者在叙事中设置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小说里,它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一个村庄的文化生态以及八峰村人历代延续下来的特有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文化习性极其顽固,也相当可怕,它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选择.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在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婚姻的选择上.张小艳实心踏地地爱着张大虎,但张大虎却仅仅因为张小艳是同姓且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而拒绝了她.这个细节表明,在张大虎的灵魂深处依然潜藏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价值,并不主要在于它通过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反映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的艰难过程,或者说,作者的叙事企图也不仅仅是借助人物的命运演绎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而是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张大虎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他既有传统保守的思想,又不失锐意改革的精神和改变命运的意愿.小说通过张大虎的生活曲线图,阐释着社会政治生态对人性、对生命的扭曲.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张建利哼了一声说这个鸟毛人做鬼也是他,做神也是他,前些时候哪个分田就挨他骂,现在哪个不分田就要处分人,我们这种卵毛大队干部简直就是风箱里头的老鼠.
就这段文字来看,基层干部表现出对国家的政策很难理解和接受,他们和阿Q一样,一切行为都具有很强的盲动性.小说的叙述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路子,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写实,实写”.作者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作为叙事的依托,赋予文本以丰厚的生活底蕴.
梁冰的《雨点上的火焰》和黄少崇的《海绵》都体现出作家对社会底层或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这正契合了当下中国底层叙事的主题.读梁冰的这篇小说,使我很自然地联想起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这部作品以反讽的笔致讲述了刘高兴们并不“高兴”的拾荒生活.很巧的是,梁冰的小说也借助了似乎有点雷同的叙事资源.当然,我不知道梁冰在动笔之前是否阅读过《高兴》,也不知道梁冰是否是有意为之.但从他的文本本身来看,作为一个短篇小说,《雨点上的火焰》却也并非是对《高兴》的简单模仿,作者的叙事智慧赋予了这篇小说的特殊价值,在叙事支点的选择、情感立场的定位、叙述节奏的控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独特性.梁冰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豪爽侠义、谦逊而不失热情的人,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充满着阳光,时常会透射出他的敏锐和精干.在这篇小说中,他以细致的笔触刻画了一群浪迹城市并以乞讨拾荒为生的流浪儿童.从流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流浪儿童的生活相当熟悉,也体现出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的独特思考和观察.就象电影里的镜头,为了维持卑贱的生存,几个流浪儿在街上拾垃圾,乞讨,甚至偷盗等在想象中,这些小小的生命及其生存现实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梁冰的叙述把我们带到生活的现场,让我们看到的画面却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叫人心寒.作者在创作谈里说：“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好奇,千方百计地想出我们自身或者周围的环境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以便揭开我们命运的谜底.”梁冰的叙事企图是很明显的,他在探讨命运,追问卑贱生命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人物是梁冰很用力的地方,几个小孩的个性特征都相当鲜活,呼之欲出,跃然纸上.黄少崇的《海绵》透过一个少年的视角,再现了城市里打工群体的生活,与当下众多反映底层的作品相比,《海绵》的特别之处在于,小说没有以苦难的泪水赚取读者廉价的同情,而是毫不留情地将他的笔触指向底层社会的另一面,即“底层的陷落”.事实上,我们通常所指称的“底层”,不是一个完全澄清的世界,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地域上来自五湖四海,也不是说他们沦为打工一族之前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而是说,底层社会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现代性之后,人性的裂变和异化,精神世界的整体丹塌等等.而这种“陷落”在黄少崇的叙事中,有着一种新奇感,这种美学效果很大程度上源自作者所选择的叙述方式,即透过一个不谙世事的乡村少年的视角,去城市繁华背后的漏洞和死角.这种叙述角度的确立,不仅保证了小说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使叙述在整体上产生一种陌生感,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境界.
这一期《麒麟》杂志所刊载的作品,既有历史叙事和底层叙事,也不乏充满忧伤气质的女性书写,苏枚的《荆棘前路》就是这样的作品.小说写女主人公花花在现实中的情感遭遇,意识流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女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得以生动地呈现,从曲折而多变的情感踪迹里,我们依然可以寻觅到作者在面对现代女性的情感困惑时所持的精神立场.诗意而浪漫的爱情在这个年代似乎已经被市场主义所消解,尽管如此,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爱情完美主义者,他们执著而勇往直前的精神虽然成为这个时代的稀有金属,但毕竟是存在的,这一点是苏枚所坚信的.在小说中,沈庭望是权利的代表,但显而易见的是,花花之所以对他如此倾心,却并不是企图从他身上获得多少物质上的利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小父爱的缺失所导致的一种情感替代和生命渴望,但这份纯粹和清澈的情感期待最终却失落在沈庭望无限的追逐之中.梁汉文是花花在情感世界遭遇的第二个男人,在与他接触后,花花发现梁汉文以处女作为择偶标准的荒唐,因此,她对 别人介绍的男友再也不抱有任何指望.最后在偶然中遇到一个让她感到塌实的男人夏天,但也不过是一个个性懦弱且有些缺少决断性的传统男人.新婚后的二人空间被亲属无限地侵占和践踏,这直接导致了花花最终的被迫出逃.花花的命运将会变得怎样小说在结尾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也许这样的结尾更有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叙述已经抵达了她的叙事目标,小说至少为读者提出了一个关于爱情该如何把握,山重水复时又该如何寻找出路的命题,问题的提出本身便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比较开阔的思考空间.在人物情感世界的审美拓展方面,吴英姿的长篇小说《爱如烟云》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爱情是一种美好、浪漫而温暖的东西,她的神奇之处在于,她使生命获得一种心理的滋润,有时甚至可以使枯萎的生命充满活力.但在吴英姿看来,在某种情况下,爱有时也会变成一种伤害,超负荷的爱会使人们无以承担和享用.《爱如烟云》所呈现的爱情不是那种惯常经验的缠绵与浪漫色调,而是另一种相反的或者说是陌生化的经验状态,吴英姿试图以带有某种异质性的叙述刷新读者的日常经验,从而激活读者的审美思考.
当然,其他几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
《疯子》中叙述者的匠心设置,使小说充满了苦涩和悲凉的美学效果.《烟灰满缸》的叙事语言采用了很多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土语.让我们随便挑出一段文字：
沸点网吧,搞不懂恁子仆着恁多硬装老鸟的嫩货,九成以上在玩网游,废得很,没止废点；和这帮卵子混在一起,我可怜的屁股在溽热中受尽了煎熬,等不到姜姜的再次出现,小说中常见的情节没有为我上演,这实在有点伤自尊,我尽量优雅地抠着鼻子,开始100％地挑拣她的毛病：明目秋水带露花,人小胸霸双下巴,男人东西也敢要,嘴含白棍吐乌纱.奶奶的,如我等俊才.竟为这等小妮子蠢动芳心,斜了大门,真是痛心疾首,呵呵.
将土语、俚语打入叙事,使作者的叙述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文言句式的交替使用,又使整个叙述显示出古典与现代融于一体的特色.尽管他们在技术上不是很老到,思想内涵也欠深刻,但我的确看到了他们在写作中的苦心经营以及所要贯彻的叙事意愿,而且这样的尝试是很有意义的.总的来讲,来宾市的青年小说家在文学表现空间方面还存在有待拓展的地方,在文学想象的可能性上也缺少某种宽度的延伸和深度的掘进,但随着作者叙事经验的成熟,以及对生活感悟的不断加深,他们未来的文学创作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