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人物形象塑造的程式化
翻开时下大量的官场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作家在描写人物形象时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在作品中正面人物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类:钦差大臣式的干部、白璧无暇式的英雄、理想化的人民群众.而反面人物仿佛与生俱黑,在小说中也呈现出片面化倾向.
(一)“钦差大臣”式的领导
这样的命名很简单,因为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出场常常如同古代戏剧里那样,在结局时钦差大臣突然出现,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几乎每一部官场文学的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位人物,他们并不是作为作品塑造的主人公出现,在作品中露面的机会较少,但是他们一旦出现也就意味着作品的情节即将来临或者说正义的一方将要取得胜利,邪恶的一方即将被绳之以法.如《至高利益》中的钟明仁,《抉择》中的万永年,《大雪无痕》中的张书记等.一般这些“钦差大臣”式的人物职位比作品中矛盾斗争双方的职位都要高,在官场文学当中,作者塑造的这类“钦差”人物不但职位高,而且一般都是政治清廉、讲原则、眼睛雪亮、办事干练、礼贤下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类人.总之,这类人是受党多年教育的优秀员领导的形象化身.
《抉择》中省委书记万永年,冷静干练地认清了腐败分子――副省长严震的真实面目,并且迅速果断地严惩了以严震为首的贪污腐败分子.但在整部作品中,万永年一直都未出现,直到李高成证据确凿地受到了诬陷,受到上级领导的怀疑和腐败分子的攻击,而一直相信又支持他的市委书记杨诚又无力与严副省长抗衡时,他便不失时机地出访归来,从而将作品情节引向了事情发展的另一个方向――严副省长及其领导下的腐败官员被绳之以法.万永年这样一类人便是现代社会中的“钦差大臣”.
(二)白璧无瑕式的“英雄”
在官场文学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刻画了一些形象高大、身无瑕疵、至善至美的英雄形象.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但是这些主人公的职位在作品中不是最高的,但是也不是最低的.如《大雪无痕》中的方雨林,《抉择》中得李高成、《至高利益》中的贺家国都是这样的人物.而在这些主人公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些人,这些人的存在促成“英雄”形象的塑造.这些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职位比主人公稍低的,这样有利于展示主人公与下属打成一片的常人性格,使得人物刻画更加真实.方雨林在领导面前及在私下不时地得到郭强的理解和帮助,李高成身边有秘书小吴的理解.另一类人的职位则要比“英雄”的职位稍高.当英雄与腐败分子作斗争遭到腐败分子攻击时,这类人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这样有利于展示英雄作为日常官员的正直、清廉的一面.方雨林的上级是个爱才如命的高副局长,李高成得到了杨诚书记的支持,贺家国的市长助理是省委书记钟明仁力荐的,平时的工作又得到市委书记李东方的支持.总之,作品通过这种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关系充分展示的英雄的内心世界.
“英雄”的个人生活往往是不太如意的,贺家国离婚后在宾馆与情人约会被对手抓了个正着,方雨林家庭困难窘迫与丁洁之间的感情出现波折.作者认为这样就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力图展示出人无完人,打破人物所谓“高、大、全”的英雄模式,但却又想不到进入了另一种的模式之中.
在许多官场文学的作品中,“英雄”往往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在工作中雷厉风行,在生活中被误解、受挫.这种所谓的生活挫折实际上是另一种方式的褒扬.贺家国的“丑闻”反而促成了他的婚姻,堵住了腐败分子的嘴,方雨林家庭的困难是因他不肯向组织提要求,不给组织增添麻烦.这些描写似乎是要打破至善至美英雄模式,然而却不知不觉中还是写了英雄的至善至美.
(三)理想化的人民群众
官场文学都是要力图展现败是出自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斗争.这样一来人民群众便成为正面人物中的一员,这种把人民群众归为官场文学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中,便同革命小说里的人民群众类似,对人民群众持一种赞美的描述姿态.
在官场文学作品里,“人民群众”具有质朴的品质,他们理解党和国家,坚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领导.他们清醒地认识他们的贫困是腐败分子造成的,是腐败的真正受害者.《抉择》中可以说较多的描写了国企纺织工人的困苦,但这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工人想得却是厂子不能倒闭.他们理解国家的改革,在腐败分子声称这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时,他们清醒的认识了现实,他们支持国家的改革,一致声讨腐败分子,认为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腐败分子.在作品中,群众对腐败是坚决反对的,对腐败分子是深恶痛绝的.
(四)与生俱黑的腐败分子
在官场文学中,必须还要提出的是反面人物的塑造.在绝大多数的官场文学作品中,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几乎就是一种模式,那就是,这些人丧失了党性,沉迷于权力、金钱和美色,从而玩弄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抉择》中严震副省长、《国家公诉》中王长恭等形象,千篇一律.在这些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不惜笔墨描写反面人物怎样玩弄权术,怎样和正面人物针锋相对,忽视了对反面人物心理世界的刻画.
二、“青天意识”和“英雄情结”的显现
官场文学的程式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作家创作观念的问题,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一种普泛的社会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正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固痹:“青天意识”,“英雄情结”.
(一)“青天意识”的显现
在封建社会,老百姓作为被统治的对象,对国家政治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朝廷昏聩,吏治腐败时,他们迫切地呼唤一位能够驱散他们头顶那浓重阴霾的父母官,于是,在不同的朝代,被老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的人物便应运而生,他们两袖清风、刚正不阿、执法严谨、不徇私情,北宋时期的包拯便是这样的人物.渐渐地,这种“青天意识”就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沉潜在民族的记忆之中,积淀在民族心理的底层.于是每当社会出现腐败,到处天怒人怨的时候,人们便强烈地渴望有包青天那样的人物出现.当下,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体制问题和金钱诱惑,一些官员立场发生了改变,从为人民服务的位置上跌下来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严重地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但由于我国在体制上缺乏对于官员的制约机制,人民群众对这种行为毫无办法.在此种情况下,人民内心的“青天意识”复苏,渴望清官出现惩治腐败.
官场文学的出现及这些人物的描写,从文化渊源上承袭了“青天意识”.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一步步题材的作品称之为“青天戏”.因为在每一部主题的作品中,都在集中地塑造少数几个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的“青天”式的领导干部,本文前面谈到的钦差大臣式的领导便是一个个的青天.张平的《抉择》中,纺织厂国有资产流失案中的主人公是李高成,而非公检法部门.在斗争过程中正义一方似乎一直处于劣势,直至省委书记归来腐败分子才被正法.李高成是为民做主的小青天,省委书记则是一个较大的青天.
官场文学中所塑造的“钦差大臣”式的领导干部,就是当下社会民众普泛存在的“青天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一方面由于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仍然任重而道远,当下的文化背景就决定了此类题材作品必然以这样的面貌折射这个社会.另一方面,几千年来的封建的思想仍然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创作者的思想也同样因袭着传统的重负,难以创造出一个具有超越时代的人物.
(二)“英雄情结”的显现
在封建社会、恶霸欺压百姓者甚多,有些杀贪除恶,救助百姓的侠义之士应运而生,被视为英雄.当有不平现象出现时,人民仍希望有现代的英雄出来安抚百姓,惩治不平之事,官场文学的繁荣就是这一社会心理的反映.只是当下的英雄与封建社会的英雄有着巨大的差别:过去的英雄是以武力治恶,与社会相违背,而今天的英雄形象则趋于理性,是在社会道德规范下运用法律和手中的权力去惩治恶势力.
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当下社会出现了一批腐败分子,他们行贿受贿,跑官卖官,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拿人民的钱物肆意挥霍,人民生活困苦.当诸多腐败现象出现,人们深恶痛绝而又无力改变时,便呼唤英雄的出现.官场文学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官场丑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揭露中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这些英雄的出现,腐败得到制止,人民的利益得以维护.
官场文学要通过揭露去促进改革,达到净化社会的作用,无疑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然而深化官场文学的创作,就不能只停留在把官场的腐败写得触目惊心这些表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表层化的东西背后所表现的人生选择、人格、心灵的挣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的丰富性变现出来.作家该在自己的内心承担起这种社会的黑暗,而不仅仅是认知这个黑暗领域.希望官场文学能够承担起重建人类精神归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