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人们期望进入新世纪后,“新”更应向前迈进甚至获得飞跃发展,然而令批评家气闷的是文学的走向越来越艰难,众多人发出了“当代文学已经死了”的悲伤性断言.批评家把当代文学发展尴尬与困境的责任归咎为现有体制与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忘却了批评家自己的罪责.本文认为：除时代本身带来的各种原因外,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共同自觉与不自觉的把当代文学推向了亦死亦活的两难境地.展望未来,世纪初文学的救赎之路遥远而艰难.
关 键 词 ：尴尬与困境 作家之罪 批评家之罪 读者之罪 救赎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文艺争鸣》对“新”发起过热烈的讨论,从“新”概念的界定阐释、生成语境与创作表征多层面进行了论证.本文将从新目前的尴尬与困境的生存状态,对作家、批评家及读者的责任及未来当代文学的自我救赎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当代文学陷入尴尬与困境的具体呈现
关于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到底是“死亡”是“活着”,是“繁荣”还是“衰微”,是多元挺进还是叙事终结,每个批评者自有其论.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的确是处于一种非常困惑、迷乱、尴尬甚至倒退的生存境地.衡量当代文学总体的走势及成就鉴定至少有三个方面决定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是作品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其次是作品生产的负载价值与质量；再次是占据市场的文学文本创作动向.
首先,出版数量增多但刊物发行锐减的矛盾状态.通过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非常庞大,长篇小说每年的出版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长篇小说从原来的两百至三百部不断增加到现在每年超过一千部,近十年国家出版的长篇小说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万多部.九十年代以来,散文集子的出版越来越成为一种“牛市”.面对长篇小说的数量激增,文学刊物的发行却跌入历史的最低谷.多少曾经发表了优秀文学作品和扶植培养了一大批作家的文学刊物,依然“难逃劫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少文学期刊创下一百多万的发行量,令无数编辑欣喜自豪.可是今天的文学刊物从过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犹如雪崩般突然暴跌到几万,“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都在往下掉,现在比的不过是谁掉得慢一点.”长篇小说的无限丰盛与期刊的不断萎缩形成了文学数量繁荣与衰微的自相矛盾.
其次,表现内容广泛但作品质量肤浅.近十年的作品浩如烟海,仅长篇多达一万多部,还有中、短篇及各种散文、传记、报告文学等集子.无数的文学作品带来了文学表面的繁荣和发达,然而真正蕴涵着无比丰厚的文化、哲学、道德、历史意义和对人类生存普遍关怀,具有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作品并不很多.事实上,新与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比较,质量普遍不高.譬如“茅盾文学奖”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权威,每届所奖作品寥寥几部,但是这些代表体制内认可的最高成就的获奖作品就算得上最优秀的作品吗?《长恨歌》、《骚动之秋》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但它们所负载的文学内涵及叙事方法真能够代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吗?曾经引起文学界犹如当年《废都》般轰动的文学热著《狼图腾》,将一个陌生的名字“姜戎”一夜之间炒得红透了半个文坛,时间刚过去了三年,被称之为“旷世奇书”与一道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的《狼图腾》到底有几许文学价值与意义?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深得《红楼梦》的神韵”,代表“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和把“贾平凹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的《秦腔》,是真继承了红楼神韵吗?当代文坛另一道独特的风景“80后”作家,引起多少追捧与批评,然而,这个曾“热得发紫”的民间新生代作家群生命力到底能维系多长?但无论怎样,《长恨歌》、《骚动之秋》、《狼图腾》及“80后”群体在共时性方面都产生了自己的轰动效应,虽然有着媒介时代的炒作与鼓吹,但在上万部的长篇小说中这些作品和作家毕竟是个“亮点”.
第三、“文学游戏”与“下半身写作”占据了文学市场.新世纪以来,“游戏”与“下半身写作”继续泛滥,让文学也越来越脱离时代与社会,仅仅在身体上找到乐趣."游戏"本身无可厚非,但文学的游戏必须具有一定的格调,能让自己与读者游戏后人格与精神有所升华；那些始终在生理与驱动下的游戏想象会坠入哗众取宠,令人生厌的境地.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游戏是语言的游戏,是主体主动追求的一种蕴涵文学思想和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学游戏”,创造出现代与后现代文学经典来.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游戏,更多的是指人们对文学的态度,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不再有神圣和崇高感觉,文学是一种“玩家”的“玩品”,“我的文学我做主”,“爱咋玩就咋玩”的文学心态.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从“身体写作”开始坠入了“下半身写作”.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始的“身体叙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小城之恋》、《麦秸垛》、《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无数作品注重 “身体革命”,大胆书写人的身体和,反对恒定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表现女性争取自己的权利,认识自我的渴望以及对男权前控制的反叛和颠覆.这些“身体写作”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和文化思考的写作.而今天的“身体写作”已经不再是让身体的赋予一种文化思考和对男权的颠覆,身体写作早已变成了燃烧煎熬的“下半身写作”,《我的日记》、《乌鸦》、《女人床》、《偷窥无罪》、《上海宝贝》、《身体》、《弟弟的演奏》、《是干,而不是搞》、《孀居的喜宝》、《出轨》等“口述笔录”的“下半身写作”成品,非但失去了现代与后现代的个性与自我,而且让自己变成了“非人”.他们的叙事不是真正的“身体叙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不是以文学知识分子立场和理性精神与传统彻底断裂,而是金钱与虚荣诱惑下的灵魂与魔鬼共舞.
二、作家拜金图名与主体性的隐退之罪
从作家层面来说,全国有着上万名“作家”头衔的作家鱼龙混杂,创作动机和目的各自不一,创作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虽然有万部长篇小说的‘硕大丰收“,但在喧嚣与浮躁的时代,泥沙漫过了真金,只有等历史与时间来过滤赝品.在创作心态上,虽依然有一部分真正在为当代文学发展耕耘的具有时代良心的作家,但当代文学之所以如此喧闹、骚动与尴尬,还存在另一部分挂着作家牌位的“伪作家”.这些“伪作家”对当代文学的负面影响表现在：
第一,“拜金主义” 的写作姿态.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特别是全社会的“科技主义”、“网络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繁荣与“幸福”的表象支配下,人文主义精神已经失落,文学的轰动效应消失和启蒙工程崩塌,作家再也不是大众的精神导师和引路人.一些作家和“超女超男”在本质上没有二样,都是以金钱作为写作目的,出版发行量与稿酬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文学艺术本体表现则只是他们职业的装点.即使最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也迎合世俗,以的名字冠名,以期获得读者的集体意淫后捞取销售量的丰厚利润.《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等作品惟性是图,名字与作品内容的表达显得虚张声势,市场味道过分浓烈,联想起作家本人不错的写作表现,这样的作品名字实在有几分媚气.
第二,“为出名而文学”的写作追求.今天有些作家,严格地说至多是一个作者,因为出版了一篇三流刊物的短篇小说,出版了一部自费的小说集子或散文集子,转过身子就变成了作家,甚至“知名”作家.更有甚者,以某些明星或“宋祖德”般的人生姿态,先把自己炒臭,再因为自己恶臭出名后赚钱,再用钱来洗刷自己的臭名,然后再变成作家“良民”.即使一些非常具有名气和实力的作家,因为害怕自己被大众忽然遗忘,或是期望自己在市场中更加“火暴”,耐不住创作的寂寞之心,把自己卖给媒体,在电视作秀的访谈节目中一把辛酸一把泪地追怀自己的艺术人生,让人觉得虚伪而牵强.某些新生、晚生代的作家,几乎没有人生阅历和生活的情感体验,完全是靠媒介的炒作一夜成“家”.为出名而文学,为文学而敛钱,将文学的神圣性早已弃置于九霄云外.
第三,主体性责任感的追求已经消失.当代中国文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选择逐渐了远离本体性生存价值形态,到新世纪后,文学已被抛弃成为“无用的”边缘点缀.文学领域除了“为经济而文学”,“为金钱而文学”,“为出名而文学”外,更让人沉重的是当代一些作家对于社会责任感,道德理想和人类终极性关怀的主体性精神追求的消失或隐退.过去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那种“高尚纯洁”式的写作甚至游戏般的解构与建构已经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小人物式的凡俗之人,世界对他们来说不再是“美丽清新”、“充满理想与”的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性的世界,一个反诗意化的“一地鸡毛”式的肮脏世界.作家们不再继续现代,也拒绝介入“后现代”,更不愿意回到“传统”,当下文学呈现出的作家“灵魂缺失”状态,昭显了主体性灵魂的隐退与麻木.
三、批评家批评的献媚与炒作之罪
文学批评是一种学术性强的理论逻辑批评方法,是知性与理性的统一,是对文学文本本身进行价值发现与意义重构的诠释过程.批评家则是完成文学批评的学者或读者,批评家的客体对象应该是文学文本与创作主体的创作个性与特色,因此,要求批评家必须严肃、认真、客观、科学,无论他采用中国传统文艺批评方法还是西方的心理分析、阐释接受、新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学、语言学、比较诗学等各种方法,批评家重点的是对构成文学要素的内在元素的探索,要求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审慎精研的治学精神.但是,今天的文学评论家,包括个别所谓的硕导与博导,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非常随意,批评界与创作界一样充满了浮躁与喧嚣：
首先,批评家成了吹捧能手.批评家的吹捧表现在两重关系上,一是批评家对作家的热烈吹捧；二是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彼此毫无谦虚的吹捧.有些作品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却将一套或深或浅的阐释理论故意套在该作品上,放大作品的价值与审美意义.有的吹捧简直让作品变味,误导读者阅读作品的审美感觉.《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凡是仔细阅读文本的人,对其叙述手法,叙事结构与叙事逻辑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与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差距到底有多大,相信那些吹鼓手内心自知.一些作家、作者刚出版了某部作品,就急着在省城、京城召开作品研讨会,有面子的则邀请一批知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专家、教授及新闻媒介到场,对作品进行露骨的奉承、肉麻的喝彩,洋洋洒洒、千言万语,不以为厌,不觉脸红.另外,批评家与批评家的吹捧更让人觉得批评者之间学术人格的浅陋与卑下.拉帮结派,彼此利用,为了得到一个国家基金项目,为了早点笼罩博导的光环,批评者之间大兴吹捧之风,批评本身则严重缺位.为了钱财,批评家可以放弃批评立场,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可以没有骨气与尊严.客观地说,当下有部分批评家一沾上钱两眼就放光,一沾上色两眼睛就发绿,对比我们前辈严谨的文艺批评家及学者,这些聒噪者应该汗颜.
其次,批评家成了走红的炒手.一个默默无闻的在校文学研究生或无人知晓的文学评论者,急着想通过出名在全国文艺批评界寻找一个位置,有一条最方便的捷径：那就是做文学的打手与炒手.“打手”是专门找名人作为攻击的对象,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作古的,只要他是名作家,名批评家,名教授,那么,就死咬着他们不放,抓住要害,进行猛攻.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的彼此不屑一顾,彼此争吵不休,彼此南帮北派,都是由此开始的.要么攻盱,要么商榷,在彼此不屑与斗气中达到彼此出名,并冠名曰“学术争鸣”,既增加了自己的名声,斗争“火拼”的文章还成了科研论文.“炒手”则专门挑死人文章里的骨头,反复啃嚼,最后以石破惊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极端慷慨之势,投入,朝死人的坟墓里插去,自己一夜间成了全国文学批评界的“先锋”.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多少大家都被炒手们用猛扎过,大师们虽在九泉之下无法还手,可大师们的捍卫者则是得了大师们的骨髓与真精,决不允许后生们的鲁莽无礼,于是批评界的恶战又开始了,最后的结果是“热也好冷也好老子出了名就好!”为出名而恶骂,然后对抗,然后商榷,然后妥协,文学批评的精神,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性人格与学术道德早已荡然不存,剩下的感觉是热暴暴的“炒,炒,炒”与“闹,闹,闹”,真是到了一些批评家应该自批与自救的时候了.
四、读者的审美缺失与媚俗之罪
在价值多元的今天,读者有着他们自己阅读的选择权力.可以选择崇高的,也可以选择媚俗的；可以选择经典的,也可以选择流行的.但是,作为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走向来看,与八、九十年代比较,现在文学的读者素质急剧下降,文学的审美选择过分追求媚俗与刺激,中国虽然目前有十三亿多人口,但文学的热情却正逐渐被冰冻.文学本身是由文学的客体、主体、读者与文本共同构成的,文学的价值是需要通过阅读介绍来完成,文本的价值一开始就是一种显性存在与对读者审美的“召唤结构”,而作为文学价值实现的客体――文学读者的素质低下,对文学的审美期待模糊或消失,文学自然就会失去文学的崇高性、神圣性与审美性.今天的文学读者存在两个倾向性：
首先,阅读选择审美性的缺失.通常作家们把读者目称为自己的“上帝”,最幸福的事情再莫过于有无数读者喜欢自己作品,因为如果自己的作品没有读者,意味着作品无法被社会所接受,自己劳累的精神产品无法与大家共享.作家在极力地讨好读者,极力地想得到读者的认可与肯定.可是,当前文学的状态是读者在拒绝作家,严肃的纯文学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退场,即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纯文学文本的阅读也充满拒斥,文学的审美性阅读已经变成一种集体失语.在现代传媒技术的炒作失去了耐心,不愿让自己焦虑紧张的心态再多一份对社会的忧虑和对自我人生形而上的痛苦思考,希望自己在各种幽默轻松、搞笑古怪的视觉影视娱乐中获得暂时的解脱,追求的是快餐文化,文学本身赋予的审美价值却淡然出局.
其次,阅读媚俗性与刺激性的追求.读者对文学的审美口味转换,意味着一个国家文化精神追求的转换.八、九十年代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与悬念侦探小说等俗文学大受读者喜欢；另一方面政治小说,人生小说,寻根文化小说及各种现代主义小说等纯文学作品也占领了大半文学阅读的天空,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追求.可是,九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占领文学阅读地位的是“身体小说”,神魔故事与玄幻小说,一部《鬼吹灯》和《哈利波特》横扫中国南北大地.读者当下文学阅读趣味的低俗,是中国当今时代精神危机的最突出的征兆之一.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精神追求,没有道德皈依,一切都是从现实的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出发,追求当下的阅读刺激和快乐,而关注理想与人生,关注人类普遍性真理追求的作品,则被他们讥笑讽刺,在阅读的态度上完全拒绝.中国当代文学目前的状态,读者应该有自己的责任,读者们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文学情趣与阅读选择更加高远一些呢?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在中外名著里获得一种人性的精神力量呢?为什么就认为哈利波特就一定要战胜孙悟空呢?
第三,作家对读者的两种不同态度.面对今天的读者群,作家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主动迎合读者,将自己的创作作品加入一些身体元素.激起读者潜意识的.犹如池莉说：“一个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完成的,而不是由作家自己完成的,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我会坚持下去,这种坚持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作为我的读者,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作家能够这么客观地真实地剥去所有的‘大话’,遮蔽在我们生活上的泡沫,把它真实地反映塑造出来,和自己的读者分享、咀嚼、理解,这很不容易,我非常乐意这么做.至于别人怎么批评和评价,我确实无所谓.文学并不是教科书,阅读唤醒的是你的潜意识而不是教会你怎么做.”另一种态度则是坚持自我的文学追求,依然高扬文学精神的旗帜,在喧嚣闹腾的世界里,对世俗的读者决不迎合,王蒙、张洁、张炜、史铁生、格非、残雪等等无数作家依然坚持着走纯文学的发展道路.
五、世纪初文学的救赎之路的艰难
站在世纪之初的首端,回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浪漫、诗化、寻根、回归、救赎、反叛、解构、逃避、新启蒙、新写实等文学意识的自觉追求,内心有几份留恋,几分无奈与几分感慨.观望今天的文学,确实让人有几分困惑与感喟.以上是从文学本体性构造要素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三个方面去审视世纪初文学的生存尴尬与困境的原因.在作家、批评家及读者之外,则是我们这个时代及世界的整体性喧哗与骚动,这也决定了世纪初中国文学要走出尴尬与困境的艰难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复杂性.
“后社会主义”时期,市场资本、现代信息与大众文化在已经融为“三位一体”,“人已经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的物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加速更替、物质消费的急速享受,审美时尚的快速流行,大众文化的迅速变异,大众媒体的高速炒作等人们在现代化的节奏中又过去“对人的依赖性”存在方式已经转化为“对物的依赖性”生存.人们的生存观念由过去的“我爱故我在”、“我思故我在”转化为“我欲故我在”.可以说,从物的出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下中国的最普遍的生存哲学是以功利原则为价值核心的民族集体意识的“功利主义”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下,中国的社会在剧烈的变迁之中,中国的文学发展也在变化之中,今天的文学客体不再是1990年代甚至1980年代的文学客体；今天的创作主体不再是理想与年代的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也不再是简单的“革命文学”、“文学革命”、“伤痕”、“反思”、“改革”、“先锋”、“新写实”等文本的接受者更是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审美欲求转换,对纯文学作品几乎是以“藐视”或“视而不见”的态度.作为作家、文学批评与读者,在商业霸权主义掌控的一切文化语境中,不可能违背社会本身内在的变动规律,在商业霸权的挤压下默默坚持与耕耘写作,默默地进行批评等待与守望,默默地承接阅读后的精神洗礼.
上个世纪末人文精神大讨论与救赎之路的寻求,在新的二十一世纪初仍然没有完成,文学作为时代文化精神最直接的体现者非但没有被救赎,反而更加凄楚与堕落.未来之路,市场的地雷布满了时空的各个角落,作家、批评家及读者能够穿越雷区实现自我救赎从而达到文学的救赎吗?上帝笑而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