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近日看汪曾祺先生《关于小说语言（扎记）》一文很是欣赏,我特别感触的是他其中的一个关于小说（文学）语言要“从众与脱俗”的说法.尽管他在此观点下的论述文字不多,只有一千五百多字,然而他从本质上道出了作家运用语言的普遍规律和成功的秘诀,既道出了作家创作必须与群众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从众”,也道出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最大的区别就是“脱俗”.既道出了作家成功的基本规律,也道出了艺术成功的基本规律.因此,我觉得很有“奇文共欣赏”的必要.
何谓“从众”呢?汪先生认为就是作家的创作要“力求自己的语言接近生活,少事雕琢,不尚辞藻”,[1]
一句话,也就是用广大的劳动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写作.这使我想起老舍先生当年曾说过的“到生活中去,那里有语言的宝库”.“语言脱离了生活是死的.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2]所以汪先生的“从众”,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方面,语言的“从众”是语言“脱俗”的基础,语言的“脱俗”来自语言的“从众”.语言要“脱俗”须对语言的“从众”为首要条件,作家要善于对“从众”来的语言进行艺术加工与升华,使之“脱俗”,最终使“从众”语言与“脱俗”语言的“二合一”而成文学语言,正如汪曾祺在文中所说的“从众和脱俗是一回事”[1],不论语言“从众”也好,还是“脱俗”也好,它们都是来自生活,来自生活中的普通语言,这是文学语言的根,这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所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语言的第一要素,因此,写文学也就是写语言,写语言也就是写生活的语言,也就是把“从众”而来的语言艺术加工变为“脱俗”语言,而最终成为文学语言的过程.文学史上大凡是优秀的作家都是遵循这一条路进行创作的.
作家创作不“从众”,不对“从众”而来的语言进行“脱俗”也就无以产生文学语言.也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优秀的作家总是到生活中去向群众学习语言,高尔基就曾向保姆、马夫、渔夫、猎人及生活穷苦的人搜集过他们的语言；普希金也如此,他为了丰富自己的语言宝库,常到圣山修道院集市上去向人民群众采集口头语言.白居易诗歌的浅俗语言来自向民间老百姓学习；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就要求自己“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3].
进行文学创作；老舍在写《骆驼祥子》之前,他搜集了大量的北京地区的人民大众的口头语言,使《骆驼祥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从白话文进而口语化的文学语言代表作.讨论到这里,也就足够了,这足以说明作家的创作语言要“脱俗”得“从众”,生活或生活中的语言是文学语言的根.作家的创作语言“从众”,能够很好地解决作家创作的源泉问题,就像同志所说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4]
文学语言的“从众”,最大的特色是通俗与平白.高雅的语言不是普通的语言,庄严肃穆的语言也不是普通语言,生活语言是老百姓的语言,因此,通俗与平白是生活语言的本色,这是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本身是通俗与平常的.《红楼梦》的语言之所以写得好,其中一条就是作家的语言善于“从众”,书中的一首《好了歌》就像一首民谣,近乎口语化的语言,对全书荣宁二府兴衰际遇实际上也是对某种人生的大彻大悟的概括和预示.
第二方面,文学语言的“从众”,它解决了一个文学作品看不懂的问题.作家创作的作品要“从众”,就必须坚持面向人民百姓.要使百姓看得懂,就要求作家去征询读者的意见,把读者看懂自己的作品作为自己最大的愿望.大家知道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写得很好,很容易看得懂,就是他每写一首诗,往往都要征求民间的老百姓的意见.怪不得诗坛曾流传普通百姓的老太婆亦解白诗的佳话.
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排斥那些人民大众看不懂（暂时的,也是相对的）的文学作品,如乔伊斯的《尤利斯西》、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等,这些作品具有它们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意义.但我始终认为,人民大众看不懂的文学作品或文学语言,从接受角度来看,这样的作品要产生普遍的社会作用与永久的审美价值是令人怀疑的.从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的方向来看,看不懂的作品要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不可能的.文学语言的“从众”,也是解决文学作品产生影响力的问题.文学语言的“从众”,它要求作品的语言是通俗与平白,也只有平白与通俗,作品才能让大众看得懂,也只有大众看得懂,作品才能产生大范围的影响与效应.如果说作家创作的语言“从众”只解决文学创作的语言的“根源”问题,那么,语言的“脱俗”是解决语言是否成为真正的文学语言问题.也就是说生活的语言,人民大众的日常语言要变成文学语言,就必须要“脱俗”.这是因为首先文学语言是审美的.那么它必须给人以美的享受,文学语言必须“脱俗”.
其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也就是诗意语言,艺术的语言就得有艺术性,诗意语言就得是情感性的描写,就得给人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就须有意境.因此,要达到这个要求也就要“脱俗”.美国文论家沃沦认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相互关联地从不同方面努力‘使语言奇异化’,一个使熟悉的语言奇异化,另一方面则把奇异的语言通俗化.”[5]通俗化,就是“从众”.奇异化,就是“脱俗.”我们可以这样说,语言的“从众”是作家创作的语言的根或基础,文学创作没有语言的“从众”就无法谈及语言的“脱俗”,语言要脱俗首先要“从众”,而“脱俗”是“从众”的升华和美化.所以汪曾祺在文中说,“从众与脱俗是一回事”.
汪曾淇本人自己的创作在处理“从众”与“脱俗”两者的关系上也是相当成功的.如《受戒》《大淖记事》《故乡人》《故里三陈》《鉴赏家》《岁寒三友》《异秉》《鸡鸭名家》《故乡的食物》《我的家乡》《故乡的元宵》等等作品都可以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语言“从众”与语言的“脱俗”辩证统一和完美结合.
如果说,语言“从众”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那么,语言“脱俗”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所以,汪曾祺先生说,两者是一回事.作家怎样才能使创作语言“脱俗”呢?这也就是如何使生活中的大众语言变为文学的语言,成为诗意的语言或是艺术语言.为此,要用艺术化的方式来化日常语言为艺术语言或文学语言.语言要达到“脱俗”,汪曾祺认为作家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小说与诗的语言要有意蕴.“小说家的语言的独特处不在他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在在别人也用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二是语言须有言外之意.“小说家在下一个字的时候,总得有许多‘言外之意’.三是语言须有神气.“现在小说作家所留心的,不止于‘用字’,他们更注意的是语言神气.”[1]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汪曾祺代表作[Ｍ].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老舍．语言与生活出口成章[Ｍ]．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
[3]鲁迅.人生识字胡涂始[A].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Ｍ].北京：三联书店,1984．
（作者简介：王家发,琼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