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史特点

[摘 要 ]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

[关 键 词 ] 民国文学史;民国;文学评论

[中图分类号] I2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109―05

中华民国狭义上又称“蒋家王朝”,它是一个局势动荡、思想转变的时代,其文学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进而启蒙了人们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它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一短暂“王朝”的文学盛世

民国文学(1912―1949年)跨越短短的37年,但是意义非凡.从旧文学蜕变而来的文学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审美观点随之变迁,加之新的阶级、政府出现,形成历史的转折点.在此选取我国有代表性的朝代加以对比、印证.

魏晋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魏晋与民国的相似之处在于四分五裂、战火纷飞的社会现实.在思想相对自由的时期,文学也得到了自觉充分发展.张振龙认为“建安时期代表作家的诗赋总数为498篇,人均诗赋量为27.67篇”.[1]建安时作品数量明显多于先朝,但远远少于民国时期;从创作风格来看,建安时期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诗风,追求个性化,这与民国时倡导的个人本位同出一辙.不同的是民国深陷内、外争斗尤其是民族危难之中,因此作品主题更加深刻,具有沉重的民族危难感.

又隋朝(581-618年)与民国非常巧合的是37年.从数量方位考察,如表1所示,37年中隋出现的作家仅26人,年均才出0.702个,远远少于民国;再论作品数量,隋作品280余篇,创作最多的作家作品才43篇,而民国作家的作品以百位数计;从作品的质量上看,隋朝诗歌创作遗传了南朝细腻、柔媚文风,并没有产生力作,而民国文学各种体裁纷呈,风格各异,名家迭出,其对前朝的扬弃,予后世乃至国外影响是隋文学无法比的.

再如文学最为繁盛的唐朝,《全唐诗》总共收唐五代2200多位诗人,49800多首诗;《全唐文》总共收唐五代 3042位作家,18488篇文章.因《全唐诗》与《全唐文》的作者有重合之处,如韩愈、柳宗元等人,又包括五代的一些作家,故年均出的作家数少于直接计算出来的18位,人均作品数则多于12篇.与之相比,民国作家总数虽远少于唐朝,不过37年出现700多位作家,年均作家数大约是19位,人均作品数在12篇以上.就作家和作品的平均数目来看还是可以与唐朝媲美的.

以上比较的绝对量为各朝的始终、作者、作品数,虽有些作家纵跨几代,此比较法具有不完全性,但我们可知民国文学之繁荣在历史上不可多得;年均作家作品在历朝中当数一数二,特别是在几十年内,文言文和白话文并存,成绩丰硕,实乃史无前例.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汤溢泽: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表1隋朝作家作品一览表[2]

作家作品数作家作品数作家作品数作家作品数李德林10李孝贞7杨素27王胄21王劭2魏澹9李巨仁5许善心6卢思道40辛德源14尹式2明馀庆2诸葛颍6孙万寿9王贞孔德绍12岑德润4薛道衡30虞世基20刘斌4何妥11牛宏潘徽3杨广43祖君彦3李百药33

二思想自由与流派众多

辛亥革命彻底动摇了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在民国遭到攻击甚至抛弃.政治上军阀割据、国共搏击,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始终没有如汉唐一统江山.面对外敌侵略,知识分子将社会本位与个人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吸收、传播复杂多元的外国文化,因此出现了思想自由、文学流派众多的局面.

1.反孔潮流汹涌

春秋末期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形成.但 “焚书坑儒”予儒家以重大打击,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孔子思想的正统地位,遂有后来隆世的玄学、理学,孔子思想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然孔子也受到反击,如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龚自珍、林则徐等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奠定新思想萌发的基础.

至民国,反孔成为知识分子撕破封建旧礼教秩序的突破口.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中称儒家学说的毒害不亚于“洪水猛兽”,“遗祸及万世”;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说:孔子“提倡的道德是封建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乃封建之礼教”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关.[3]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尖锐讽刺虚伪的儒家文化“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由于儒家思想代表了整个封建旧秩序,要进行精神上的革命,反孔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五四”时期用、科学的新思想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旧文化,启蒙了人们的思想.

2.外来文化的影响较深

文化交流是促进双方或多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各代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其自身存在空间.如唐疆域辽阔、军事强大,在对外宣传文化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吸收他国文化,唐文学外来因素特多.宋朝自身发展举步维艰,而明朝后期禁海,使得国家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五四”的发生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流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为中国开启了理性主义之门,进化论、唯意志论、人道主义等新名词纷纷传入,将孙中山的“三义”推至追求“”和“科学”为要义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化本位.外来文化影响表现在社会上的是众多西洋商品的涌入,纷纷被冠以“洋”字;表现在文学上的是众多作家作品的西化,许多作家致力于外国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接受西化的程度上,有全面西化的如刘半农,他彻底抛弃旧格律诗的形式,大胆尝试将散文诗引入中国.还有中西合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指出中国所面临就是中西这两大哲学系统的“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他主张中西两种文化相互吸收、融会.鲁迅在《拿来主义》中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什么都拿来.[4]外来文化的多元与复杂让各种思想在中国汇聚,而知识分子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境况下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决定了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紧密联系,且后者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升级. 3.政府的钳制较松

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集权制,表现之一为思想的统治,这就包括控制文学.秦朝“焚书坑儒”、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束缚了人学;明朝“八股取仕”抑制文学发挥的空间,清朝的“文字狱”就是集权制达到顶峰的体现.

至清末,孙中山提出“三义”口号,实践政治的理想,建立民国.然而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时期.各军阀忙于争夺政权,对政治思想的控制相对放松,形成了“五四”社团流派或为人生或为艺术的“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这与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境况颇为相似.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处于弱势的积蓄力量,陆续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从此政府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钳制.“当某一政党试图用其意识形态来干涉和操纵文学创作时,它必然会首先从本党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文学的目的、性质、作用和地位重新予以规定和解释,企图以此来规范作家的创作.”[5]因此,随着大革命的到来文学也区分成“左右”两个方向:国民党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学和所领导的左翼文学,另有自由主义者或附骥、游离前述两派寻求自己文学生存土壤.

4.派别最多

处于某一时期的作者由于审美观点、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文学集团和派别,如魏晋南北朝中的建安文学、“竹林七贤”;后世文学评论者将创作内容、风格相似的作者定为同一流派,如唐朝边塞诗派、词派,宋朝的豪放词派、婉约词派等.但与民国文学派别相比则为小巫见大巫耶.

民国文坛上出现的流派有人生派、艺术派、自由主义者、学衡派、自我抒情派等.南京政府成立后,大的派别为“左”、“右”.其一是御用的,国民党首先树立了“三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一统的地位,近代很多旧派文人进入民国后担任要职,如闵尔昌担任北京总统府秘书;于右任官至监察院院长;叶楚伧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会议秘书长等.“左联”兴起后,上海的国民党文人也紧锣密鼓地筹组“前锋社”,将民族主义文学推上前台,此乃御用文人所为;二是革命红色的,主导的红色革命文学集成另一股文学,在国民党号召“民族主义”时,将阶级斗争置于首位,红色歌谣、戏剧成为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左翼文学也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以革命为主题,将革命文学扩展到人民大众中去;三是中间路线团体,在国、共两党政治主导文学方向的同时,还存在中间路线团体之自由主义者,此派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持此者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谴责的主张,宣扬个性解放、人权自由与独立的价值观.从当时社会的时局背景来看,自由主义倡导的渐进、改良措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时代主流.

整体看来,民国各种思想的碰撞和西方文化的引入激活文学,无论哪个朝代都没出现如此多的文学流派,如表2 所示.

表2民国文学流派一览表[6]

文体流派代表人文体流 派代表人流派代表人诗

歌同光体陈三立汉魏六朝派 王运新月派徐志摩小诗派冰心民歌体诗派李季现实主义诗派朱自清浪漫主义诗派郭沫若现代诗派戴望舒七月诗派胡风九叶诗派穆旦象征诗派李金发小

说鸳鸯蝴蝶派徐枕亚新感觉派穆时英乡土文学台静农京派老舍海派张资平问题小说许地山自我抒情派郁达夫山药蛋派赵树理荷花淀派孙犁其

他桐城派姚永朴学衡派梅光迪论语派林语堂战国策派陈铨甲寅派章士钊人生派叶绍钧艺术派郭沫若民族主义潘公展现论派胡适

三反抗者文学成果斐然并与执政者

在抗击外强时结成统一战线首先从历来的起义首领文学作品方位检视.历代义军头领被诬称为盗、贼、匪首等朝廷千方百计对其予以剿杀,致使义军失败如跖、张角、白郎等;而建立政权者却最终惨败麦城者有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起义成功坐稳天下者只有刘邦与朱元璋.在所有起义首领集合体中,能马上杀敌,马上、马下行奇文并运筹帷幄取得成功者仅一人.

从创造文本主体看,李自成没有文学作品,仅项羽、刘邦、黄巢、宋江、朱元璋、洪秀全有几首诗词传世,项羽的《虞兮》;刘邦的《大风歌》;《全唐诗》卷733载黄巢有三首即《题菊花》、《不第后赋菊》、《自题诗》,而后者被称为“伪托”之作;《水浒传》第三十九与七十一回载宋江有词2首、诗1首;朱元璋有《咏菊》《无题》《咏竹》《骂文士》等10余篇;洪秀全有《诫曾玉》《定乾坤诗》《述志诗》等6篇;而在民国时期就有不少作品,前者难望其项背.[7]

从中我们可以探究起义首领拿起笔写文章者只有这么几个,的文本数量首屈一指;而刘邦是流氓皇帝,项羽是莽夫,宋江是有名的投降派,黄巢也有乞降言行,朱元璋诗霸气不少诗味则少,却具有很深的人文修养与彻底革命、斗争精神.

从文章的品位来看,项羽的《虞兮》行文于公元前202年12月垓下之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英雄末路悲歌古今;刘邦《大风歌》写于公元前195年,诗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朱熹吹捧其为“人主”中千载未有的“壮丽”、“奇伟”,而刘辰翁认为忏悔诗歌.

黄巢的《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如为青帝,报与桃花一起开.”映现孤高傲世、知音难觅的寂寞与反抗精神;另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咏菊而不着菊字,尽得风流,气势磅礴;而《自题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假设是黄巢所写,诗里显现悲凉与落脱,假设是伪托则少了一篇与的作品数量相比较的诗歌.

《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中,宋江浔阳楼题词《西江月自幼曾攻》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又他题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无限伤感与狂妄,其志高远,但奴才本质难移,第七十一回有其词《满江红喜遇重阳》“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便是很好的注解. 朱元璋的诗虽张扬帝王的豪气,但反映出他粗鲁、低俗,如《骂文士 》云“叽叽喳喳几只鸦,满嘴喷粪叫呱呱.今日暂别寻开心,明早个个烂嘴丫”放射出这位和尚皇帝从最低层走上金銮殿历程中手提打油诗中沉淀的油腻味.


洪秀全诗歌或壮志四溢、志向远大如《定乾坤诗》、《述志诗》,或告诫部属《诫曾玉》、《毁冯云山书馆中偶像》但稍逊,理(宗教色彩)浓情无,可谓胆大才平识少,其“帝王体”总无法遮蔽他作为一位落第秀才学仅半车的形象.

而诗词具有创新性.如他一改《沁园春》历来的婉约为豪放等,具有目空一切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其作品一扫群雄,的勇气与政治智慧是他人无与伦比的,最后《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吹散了形同灰尘的南京国民政府.当然那凌厉、通俗政论文更是他人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从起义军同一战壕的同行来看,皮日休曾参加黄巢起义军;而与共同战斗的瞿秋白、好写诗诗味不浓的陈毅、小说作者肖华、文学评论者成仿吾文武双全,尤其郭沫若、丁玲、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田汉等组成红色阵营,形成了反抗敌对势力(执政的与日本)的庞大文艺战线,亦为空前.

20世纪上半叶,国家民族焦虑上升为主要焦点.我国人民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国共两党暂弃前嫌,维持一定程度上和谐,秉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针,制定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而此时的作者都围绕一个主题,团结救国,或呼吁抗战或谴责敌对势力.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结成了文艺统一战线,共同御侮日本强盗,并形成两大政权共同抗战的文学.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其特别之处.四白话文与文言文并存

中国的语言形态到“五四”时期仍然是分离的,书面用文言,口语用白话.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存,最终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旧体诗、文、林译小说为文言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大部分.秦汉以降,中国文学一直奉诗歌为正宗,民国初年,旧体诗还占据主体地位,影响最大的流派要数“同光体”诗和汉魏六朝派.它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主流话语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如“同光体”诗派以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为代表,其关键人物是陈衍,曾风靡一时. “同光体”诗风影响南社,开始了一场赞成者与反对者的激烈对抗,柳亚子把“同光体”的追随者朱玺驱逐出社,然而此举并不能使“同光体”退出诗坛.直至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相继去世,“同光体”才告终结.此外,新一代作家如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写的旧体诗数目可观,他们作为新文学的号召者标举新旗帜,把旧体诗转入“地下”,如鲁迅的旧诗多半是作为书法艺术写给友人的,我们也未闻其他许多新文学作家有旧诗专集出版.

汉魏六朝诗派在此时有所成就,单独把魏晋文作为旧体文的一类的钱基博 “首推湘潭王运”[8]成绩最高,此外,清朝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桐城派散文在“五四”前仍持续着它的余辉,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冲破传统古文的束缚,创作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散文,民初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随着革命浪潮的席卷,古体散文显示出语言的局限性,秋瑾、邹容等进行散文的语言革新,迈出了散文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对后来白话文的形成及文体拓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林纾将古文与现实结合,挖掘古文内在活力,翻译了100多部西方小说.“正如胡适所说,林纾替中国古文‘开辟了一个新殖民地’”.[9]他为中西文化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直接影响了“五四”一代人的发展,如周氏兄弟就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更重要的是林纾很好地把握了小说与文言文之间关系,形式上打破了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章回小说.

白话文在晚清时期时早已兴起,由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纲领.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掀起白话文运动,文言文与白话文由此产生激烈论争.如林纾连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在此前后,又写了《论古文之不当废》等抨击白话文.陈独秀、鲁迅等尖锐地予以反击,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的文艺”,刘大白把古文叫做“鬼话”[10].然文学发展不能逆转,文言、白话之争反而推进了白话文的进一步普及,“白话文运动的势力在这一年里突飞的发展着,反对者的口完全的沉寂下去了.”[11]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的白话文(“国语”)课本.白话文虽真正占据舞台,但这并不是说单纯文言文创作就退出历史,20世纪20 年代旧体文学的创作在数量上也还大于新文学,且具有一定影响力.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 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中国参加的代表一为胡适之(新派);一为陈三立(旧派),可见当时旧体文学仍占据一定地位.

民国时期白话、文言文共处,诗歌、小说、散文有了新的发展空间.诗歌从初期不成熟的白话诗发展到新月诗派、七月、九叶诗派,旧体诗被推到边缘;鲁迅《狂人日记》奠定了白话小说的重要地位,茅盾等人促进了白话小说的繁荣;白话文发挥着易传播、易普及的优点,文学转向大众化、通俗化,出现了报告文学、话剧等新的文学样式.

此外这一时期作品向外传播最多.原因在于一方面民国文坛的作家大多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吸收外国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出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向外传播中国文学,像胡适、老舍等人具有双重文化背景,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此其一;其二是传播媒体的助力所致.民国之前的文化传播受到统治者的控制与世界交流格局限制,如在隋唐文化就传播到韩国、日本,宣扬的也只是东土的物产丰饶与泱泱大国的文化,当时的纸质媒介发展远远落后民国,文学作品传播非常有限,而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如明朝禁海更阻碍了文学的对外传播.

但民国时期传播媒体较之前达,如武昌起义后半年内报纸增至500家,总销量达4200万份,形成“报业的黄金时代”.又如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同时勃兴的出版业与自由的出版体制是前朝无法可比的,为文学作品在中外时空的传播起到莫大功能.

(2008年12月完稿)[参考文献]

[1]张振龙.文学史上真正开宗立派的文学家产生时代――以建安文人的创作实绩与明清文论为例[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5,(6):215-218.

[2]钱仲联等编.中国文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3]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4]王晓初.鲁迅“个”的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J].中国文学研究,2011,(3):32-36.

[5]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陆耀东等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7]陈国民.诗词百首译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

[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王瑶.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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