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编者按：“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组委会招募的公众评委们,认真履行职责,坚持评审条件和标准,给参与稿件整理工作的本刊编辑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29岁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孝丰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帅泽兵的文学素养更是令人钦佩,其对当代文学的热爱与真诚及古道热肠尤其令人感动.
帅泽兵老师对参选作品的评论,言之有物,“标靶”精准,见解独到,使人信服,水准丝毫不亚于专家评委.因此,下面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本刊记者的报道,不如说是帅老师的手笔.借此机会,我们谨向包括帅老师在内的公众评委致以崇高的敬意.
【公众评委帅泽兵精彩语录】“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也有利于青年产业工人作家自身的成长.由于青年工人群体的庞大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写作资源,专业作家对打工一族题材的挖掘,倒也不乏热心和深刻.但这样的一种来自于他者眼光的烛照和代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契合青年工人群体最为真切的情感和内心的隐秘体验,不能不叫人心存疑虑.那么,培育更多的青年产业工人作家,让他们自由抒发、本真描绘,畅快地表达他们的命运交错和悲欢离合,也不失为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毫无疑问,这个奖项将为青年工人作家提供一个走向前台的契机和广阔的成长平台.
写作的快乐至少不比别的快乐卑微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帅泽兵应聘到了位于甘南藏区的一所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书,主讲中文写作.
甘南藏区海拔约三千米,高寒缺氧,天寒地冻,即使六月飞雪,也谈不上什么奇闻.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工作了两年后,他考取了同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创作学,这是其导师喻大翔教授力排众议所坚持设立的一个研究方向.其间,他在深圳有过将近一年的暂居生涯,在湛江的广东文理职业学院也当过两个月的代课教师.他说,自己上大学前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到广东工作,最后却阴差阳错,到了浙江湖州境内的一所高中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
“如果说热爱读书看报算是与文学结缘的话,那么,从小学起我就喜欢看书.常常从自家地里偷一根甘蔗,去学校换一本作文书看.接触四大名著之类的大部头,则是在初中,我的兄长当时在湖南省城长沙上学,国庆回家的时候,带回来一本《红楼梦》、一本《三国演义》.整整一个学期,我看得天昏地暗,以至于让自己的视力急剧下降,从1.5的视力直降到0.5.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培养了我真正的文学兴趣,我也开始尝试自己写点东西.”但他不大追问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因为这毕竟因时而异.有时,可能是因为有感而发,不吐不快；有时,可能是因为囊中羞涩,想写点东西“骗”点稿费；有时,是想弄一块敲门砖,增加找工作时的筹码.
“不能不承认,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养》经北京市资助出版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感受到什么残酷的就业压力,我相信将来我也不会感受到.从这点上来看,文学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大有益处的.”
不过,更多的时候他动笔写作,却就是一种纯粹的喜欢,就是出于爱好,毫无功利性.他坚持认为,因为写作或者文字发表所产生的快乐即使不比别的快乐更高贵,但也至少不会比别的快乐更卑微.
不必要太在乎学院派的批评
对于打工文学,帅泽兵认为,如果纯粹以一种学院派或者所谓纯文学的立场来看,打工文学也许的确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种种问题,比如：一些作品太逼真,太写实,文字上又简单、质朴,另一些作品则关注家长里短,一己的悲欢,叙事上也没有什么创见等
但帅泽兵强调,他深知学院派或者所谓纯文学的批评,就是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喜欢指手画脚,喜欢自话自说,没人理睬就自娱自乐.因而,打工文学也就没有必要太在乎学院派或者所谓纯文学的相关批评,近些年来不也没看到所谓的纯文学产生多少让人拍案叫绝、争相传诵、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学作品吗?恰恰相反,倒是有一些专注于描写下半身、描写感官刺激的纯文学作品,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所以,就文学创作水平和思想品质而论,打工文学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在他看来,打工文学的创作水平,在经过二三十年时间的原始积累之后,近些年来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提升,随着王十月、谢湘南、郑小琼、塞壬、萧相风等人作品在《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诗刊》等品牌刊物上的频频亮相并纷纷获得各种文学奖项,打工文学业已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学现象和一股不可轻视的文学力量,它在切入社会现实的深度、丰富的写作资源和近乎零距离的现场感方面,为一般的纯文学作品所不能及.鉴于这种前提,人们完全有理由对打工文学的未来发展前景保持信心,它只有可能越来越宽广,面对越来越兴旺发达的产业现场和越来越多、生生不息的青工人群.
对话：通过文字间接了解鲜活的打工场景
记者：你发表的第—篇作品是什么?感觉如何?
帅泽兵：从高中开始,间或会有文章发表.第一次在《青少年文学》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天边,一朵淡淡的云》,收到稿件采用通知时的那种喜悦和溢于言表的欢欣,直到今天,仍然难以用文字形容,只能说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享受.这篇习作是我的一篇考场作文,但语文老师却只给了一个较低分.旁边有同学说,你不是号称作文高手吗,怎么分数比我还低?顿时让我哑口无言,颜面扫尽.我当时年轻气盛,颇不服气,一心想要证明自己,于是就工工整整重新抄好,偷偷投了出去.现在想来,我也过于较真了一些.现如今,我也做了中学语文教师,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考场习作的确不大符合应试规范.我清晰地记得,杂志社后来还给我寄来了二十块钱的稿费,从而让我有了更多的惊喜,当时那相当于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记者：打工文学起源于20世纪十年代的珠三角,请问你平时是否关心打工文学的现状,对它们的创作水平、未来发展前景有何评述?
帅泽兵：印象中,第一次接触打工文学,缘于2001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广东打工的兄长回家探亲,带回来了两本《江门文艺》杂志.这两本杂志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第一次通过文字间接了解到了鲜活的打工场景,那些光芒四射的青春和蓬勃的生命,那些热忱的付出和可贵的经验教训,大体符合我对珠三角的期望和想象.后来,又断断续续地接触到《佛山文艺》、《黄金时代》等关注打工一族的文学期刊.因为靠近青年产业工人现场,广州的《花城》、《作品》、《广州文艺》以及深圳的《特区文学》,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反映打工族生活的相关文字.我在西北甘肃的朋友王小忠,更是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因此,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打工文学对这个社会辐射范围的深广度以及它稿件来源的包容性是毋庸置疑的. 对话：让他们自由抒发、本真描绘
记者：今天的中国整个文化领域,文学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有人甚至说“文学已死”.你认同这种说法吗?你认为,在这种大背景下每两年举行一届的“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的文化意义何在?
帅泽兵：我刚去同济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马原老师,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在80年代依靠“叙述圈套”成名并顺利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先锋作家,不止一次在课堂上说“文学已死.”根据他的说法,大约二十年前,他就首先提出了“文学已死”的著名论断,一时引人注目,众说纷纭.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我研究生毕业一年后,也就是在2012年春天,他却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小说《牛鬼蛇神》,发表在《收获》杂志.试想,一个不断说“文学已死”的人却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从事着艰苦的写作事业,这又叫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的关于“文学已死”的论断?我们大概也只能把马原老师的“文学已死”,当做他因为自己多年没有推出新作而做的自我解嘲罢了.
马原老师的“文学已死”,大抵是一句笑话.批评界刊载于学术刊物的关于“文学已死”的看似严肃的探讨,似乎也当不得真.尽管文学的确失去了以往的神圣光环和轰动效应,从社会的中心地带退到了社会的边缘,影响力也似乎不复从前.但谁又能说,文学就一定要处于社会的中心地带呢?它就像现在一样剥去了过多的功利色彩,纯粹,自在,让真正喜爱文学的人感受着文学的喜爱,不也很好吗?真像王蒙一样,因为一篇小说被打成,谁还愿意呢?
在我看来,批评界所谓的“文学已死”,只是曾经享受过文学居于社会中心地位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好处的某些人,因为不甘心社会的聚焦点由文学变为市场经济,不甘心既得利益的丧失和闪光灯的远离,所产生的心绪不平和愤懑之语.他们不愿意面对诸如此类的以下事实：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一年年重印,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始终保持者不错的销量,韩寒、郭敬明等人因为写作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还有更多的人在通过创作试图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困惑,际遇与命运等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对于写作者,还是对于读者而言,文学都是一种抒发情感、寻找慰藉的有效利器,它的这般功用在网络时代里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博客等网络文学形式的兴起而得到了强化.既然有功用,就表明有需求,既然有需求,那么也就有存在的理由.所以,所谓的“文学已死”,基本上就是一个伪命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每两年举行一届的“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的文化意义,就不在于把文学从社会的边缘地带拉到社会的中心地带——任何一个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无这样的必要——而在于积极引导社会及时了解与关注打工族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仅出于一种热忱,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的向前发展,离不开青年工人群体的参与和付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儿女J隋长,也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所以,无论是其他作家对打工族的细致描摹,还是青年工人作家的“我手写我口”式的自我刻画,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缤纷的画面和日新月异的巨变,都具有一种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和留存一种社会标本的意义.
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也有利于青年产业工人作家自身的成长.由于青年工人群体的庞大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写作资源,专业作家对打工一族题材的挖掘,倒也不乏热心和深刻.但这样的一种来自于他者眼光的烛照和代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契合青年工人群体最为真切的情感和内心的隐秘体验,不能不叫人心存疑虑,那么培育更多的青年产业工人作家,让他们自由抒发、本真描绘,畅快地表达他们的命运交错和悲欢离合,也不失为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毫无疑问,这个奖项将为青年工人作家提供一个走向前台的契机和广阔的成长平台.
对话：我的判断不是纯粹艺术的判断
记者：你对“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作品的评语十分精准、精彩,有些概括令本刊同仁无比钦佩,认为水准丝毫不亚于来自文学界的专家评委.请问你平时是否经常特意欣赏打工题材或青工题材的文学作品?
帅泽兵：作为一名公众评委,能够得到主办方的褒扬和鼓励,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我深知,以我有限的评论素养和水准,还不足以承受这些赞誉,只能说过奖了.
近几年来,打工作家的崛起,业已成为了文学界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像王十月、郑小琼、毕亮、于怀岸等打工作家的作品,已经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主流期刊频频亮相,那么,对于所有爱好读书与写作、并经常阅读各类文学期刊的人而言,就不存在着是否经常欣赏打工题材或青工题材的文学作品之类的问题,因为他们频频出场,让你无法回避,或者避无可避.你随手翻开一本《十月》、《当代》,或者《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包括广东本地的《花城》、《作品》、《特区文学》、《黄金时代》之类,你就很有可能看到他们的作品,看到他们笔下的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如何奋力挣扎或者奋发向上的身影.像毕亮的《外乡父子》、王十月的《国家订单》等,评论界的反响都非常不错.
记者：在你审阅的所有参评作品中,给你触动最大的是哪篇?为什么?
帅泽兵：此次大奖评选,很多参评作品我都在各类期刊上读过.像胡学文的《隐匿者》、郑小琼的诗歌,都在我的阅读经验中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但若说给我触动最深的一篇,则要数徐东的《过生》.我倒不是说,这篇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准最高,我的判断不是那种纯粹艺术角度的判断.我只是觉得,《过生》直面现实,绝不粉饰,充分反映了工业时代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逐渐冷漠与隔膜,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下面,那种人际关系的压抑和惊心动魄的疏离,有一种令人惊悸的东西让人不忍直视.但这并非小说的全部,相反,它在最后反而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体谅和某种对立的和解.让人感慨,伴随欣慰.这一抹温馨的亮光,实际上也寓意了打工文学（青工文学）的未来和希望,那就是,关注人,关注人性.借用《南方周末》的话来说,就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