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首先是总体的研究框架在动荡不定的摇摆中莫衷一是,由早期以王瑶为代表、被唐瞍、严家炎精密化了的以革命史阐释文学史的现代文学学科框架,中经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署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框架,再到晚近陈平原与陈思和分别向“国学”以及“民间”搜寻思想资源的思维框架,我们感受到了紧张的思考和不断的否定,然而却没有形成足够有效的理论资源来支撑学科大厦；其次是对文学经典的阐释陷入了空前的焦虑,文化语境的转换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失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生出的一个严厉判断是,中国现代文学30年间的文学成就从整体上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举出鲁迅为例,认为以世界文学的水准衡量,鲁迅也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再次是纯文学立场的解体与文化研究的泛化,从80年代走出政治藩篱走向纯文学到90年代告别审美冲动走出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各种文化武器诸如语言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等在这个舞台上匆匆挥舞一过,虽则眼花缭乱却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情况的发生尽管可以从政治的高压和社会的转型中找到借口,但是从内在的意义上来看,这个学科内部的文学史理论的贫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些主要的理论倡导者们心气浮躁,热衷于争当学术明星,争夺话语权利,不断抛出新话题,却没有一个话题被认真地研究过.在这样一个情势背景下,黄曼君先生的新著《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就显得极为难能可贵.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一直以来就有史与论的隔膜,搞纯理论的不熟悉文学史失之于空疏,而搞文学史的则不熟悉理论而失之于呆板,黄曼君先生则是少有的能在史与论之间相互打通、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相互衔接的文学史家,他主编的《中国20理论批评史》使他有足够的理论底气对文学史进行思想穿透,因此,这本新书作为史家的文论就有许多新的创获值得重视.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作为文学原理与文学史的中间环节,它要给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一个基本的逻辑出发点,同时又要把文学史的现象上升到一个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来加以观照,从而给出一个文学史面貌的诗学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黄著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论思路和理论自觉,他是以一种宏观吞吐的学术气度,有意识地建构并贯彻自己的独特的诗学范畴,在一个统一的逻辑链条上展开对文学现象的探究与论述,尽管全书是散篇论文的结集思路却是一以贯之,各种文学史的事实也反过来支撑着他的理论建构,这个一以贯之的诗学范畴就是黄先生反复申论的“诗、思、史”的统一.黄著是围绕现代文学经典的思考而展开的.何谓经典中国现代文学有无经典这是多年来困惑当代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对此可谓言人人殊.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个更为严厉的判断逐渐生出：在1949年以前的30年间,虽然出现了若干优秀的作家,也有一些作品流传到今天,但从整体来看,这30年间的文学成就其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还有人坦率地说,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的资料.而在吴炫先生发表于2000年的论文《一个非文学性命题》中,同样作出了一个“本体性否定”：“在经典的数量和质量上,古代、现代、当代呈现的是滑坡趋势.别的不说,仅就长篇小说而言,在20世纪汗牛充栋的中国长篇小说中,要找出超过明清“四大名著”的作品,恐怕是困难的.”通过以上诸说,我们不难发现,在当前文化与文学格局发生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心理及学术心态上所产生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焦虑和危机感的产生,也迫使我们深入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问题.在我看来,有关经典问题的困惑,主要是根源于本体论缺失所造成的阐释性焦虑.中国现代文学是处于中外古今交汇点上的独特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张力场,所谓“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各种人类思想的精华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笔文学遗产,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复杂性的思维,而所谓经典的悲观论判断,可能正是简单性思维所致.例如,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小说与“四大名著”是可比较的,在什么语境中,政治就一定是非审美的,在什么框架内,永恒主题是应当肯定的.很多论者似乎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经创造出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的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好水平,无论今后的历史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当人们需要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命运、境况、苦难、挣扎以及情感方式时,他还是会打开现代文学的著作.尽管文学史是一个遗忘率最高的领域,在若干年之后,能够被人们记住的作家作品将会越来越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二百年、五百年之后,鲁迅与阿Q的形象还是会被人们深深地刻在脑海中.这就是经典.因此,所谓经典,是指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是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的文本,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并且具有巨大阐释空间的优秀文学作品.对现代文学经典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时空距离的短促所造成,这需要时间的沉淀.但肯定四大名著与肯定现代小说的最大区别,是后者除了需要时间之外更需要勇气,以及在悖论中对文学经典的本体论回归.我以为黄先生的立论是对近年来有关现代文学经典问题的争议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他是从精神意蕴、艺术审美和民族特色三个角度来展开他的分析,认为文学经典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见该书第44页),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历来主要是思与科学、宗教的对话,少有思与诗、思与史的对话,只是从20世纪初年的“诗性转向”开始,才算真正完成了这种融合,而在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这种思、诗、史相融合的新文学经典便在这种“诗性转向”中诞生.黄曼君先生在他的独树一帜的文学经典论中有如下一些运思方式值得重视：1、现代文学经典是对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回应,它是现实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审美表达,但是,现代作家对现代性的理解一开始就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2、对现代文学的阐释历来存在着诗与史的二元对立,而通常的阐释维度是强调了史而忽略了诗,这也是对经典的焦虑所由产生的根本原因,其实诗是经典的根本元素,没有诗就无所谓经典,而回到诗则是回到人类生命最深的本源；3、现代文学经典体现了对世界性语义空间的回应,它对当代世界哲学美学文化思潮的吸收是前所未有的,否则就与“现代”二字名实不符.同时,它也因此获得了深刻的思想含量,而伟大的文学经典通常都有伟大的思想,肤浅的文学永远与经典无缘.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考验就是如何对“革命话语”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说和价值
判断,这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大都是采取了简单批判的态度,似乎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多多,根子就在于“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主流的理论话语对文学艺术的介入和伤害.如果联系到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这种清算政治革命以维护文学审美纯粹性的主张好象已颇有市场,“告别革命”甚至已经成了时尚的文化标签.黄曼君先生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非但没有回避,而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对文学主流话语进行现代诠释,简言之,他把“革命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来加以关注和讨论(见该书第108页),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聪明且富于智慧的理论建构,它是对于近些年来有关“革命”问题讨论的一次真正的超越.黄先生指出,“的《讲话》及其文艺思想体系所揭示的革命性、政治性、民族性和大众性是中国社会和文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和‘告别革命’的思潮认为是人民革命、政治救亡和民族战争压倒了‘五四’以来呼唤科学与、张扬理性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思潮,阻碍了近百年来为建立一个与世界潮流一致的、开放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延误了形成新文学现代品格而进行的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我以为,这种观点有其片面性.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革命救亡与启蒙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这是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近些年来,由于我们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许多人在抱怨政治与革命,好象我们没有产生伟大作家的原因是受了政治的拖累.从历史上看,伟大的文学总是在伟大的革命中走向成熟.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中人们似乎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以远离政治和告别革命来保持自己的艺术,鼓吹所谓的“纯文学”.我以为这种理论值得商榷.即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而论,在整个20世纪中,革命都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所谓“红色三十年代”和“红色六十年代”,指的就是这场世界性的政治狂欢,或者说20世纪文化的主题就是革命.在一场以颠覆为使命的文化转捩中,政治话语是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言说方式,作家参不参与政治是无法选择的,政治言说方式于60年代在全世界都达到了,马尔库塞和萨特都曾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并成就了一代大师,在中国的20中,鲁迅和闻一多都曾以强烈的政治与当代革命的主流话语沟通,然而他们也都成就了一代文化巨人.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政治是出于文化的良知而非政治的盲从,是对黑暗现实的文化.因此,他们最终完成的是一个诗性的生命和诗性的人格,没有人会把他们当成政治的打手.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政治把你造就成了庸人,而是你以庸人的心态参与了政治,中国当代作家在巧妙地避开了政治的同时,也把自己造就成了庸人.因此,把自己不伟大的责任推给政治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因为当代中国文人已经高度地庸人化了.而一个毫无政治敏感与革命冲动的作家,几乎命中注定了与“伟大”无缘.只要看一下最近若干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取向,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聪明与世界大势是何其南辕北辙,其生命的质量与内涵是何其苍白无力.诚然,我们也有人写了政治下的苦命与苟活,但那只是让人可怜的煽情而非悲天悯人的境界,缺乏一种终极关怀的普照的光,还缺乏一次伟大的革命性冲击.因此,我以为黄曼君先生理直气壮地张扬革命的主流话语,是真正体现了思想穿透力的史家眼光.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阐释对象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客体,它正处在中西古今的文化交汇点上,为了能够阐释这样一个对象,需要文学史家居高临下,放出眼光,建立一个有效的理论阐释框架,这样才能给大量的文学史实找到一个鲜明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这,其实也是许多年来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着力甚多而收效甚微的难点.黄曼君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这就是文化诗学的方法.尽管这些年来理论界也一直在谈论文化诗学的理论,同时还从国外译介了格林布拉特的学说,但是从总体上说,理论界对于理论的适用性还比较隔膜,尤其是对现代文学史实还比较陌生,因此,理论与史实脱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黄先生在其论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诗性、诗学、文化,他的理论运思维度在我看来就是从政治的现实出发经由审美最终进入文化的境界.黄先生把鲁迅的艺术精神概括为“浪漫诗学”,而把闻一多的文化精神则直接称之为“文化诗学”,诗学与诗性是黄曼君先生阐释话语的中心概念.我认为这体现了黄先生寻求超越的理论自觉和审美旨趣.刘小枫在谈到德国浪漫美学传统时指出：德国浪漫美学是一种诗化哲学,它把诗不只是看作为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地是看作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把美学视为人的哲学的归宿和目的地,成为一种泛美学化的哲学.浪漫美学不是一个特定的流派,而是一种思想传统,它的终极问题是人生的诗化,使有限的生命寻得自己的归依.诗化而且谓之传统,足以表明这个问题在思想史或精神史上的原初意义或本源性质,它是人类为了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不断进行的终极追问和超越追求,诗性不是某种特定的或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永无定论的超越过程,因而,诗性属于一种智慧形态.今天当我们已经在各种话语中不可避免地使用着诗性、诗化、诗学这样的术语时,难道我们还能够继续忽略这种话语背后的精神资源吗有研究者认为：“由‘文艺学’、‘文论’返回到‘诗学’概念,包含着一个根本性意图：返回到原初状态去.原初并非仅仅指开端,原初就是原本、本原、本体.因而返回原初就是返回本体.这样一种返回必定是根本性的.同‘诗’作为文学的原初状态一样,‘诗学’也意味着‘文艺学’、‘文论’的原初状态.返回‘诗学’就是返回原初状态,返回本体”.诗学、诗化、诗性,作为人类精神原初状态的表征,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如同婴儿的啼声一样,它是人类最易沟通的生命信息和情感符号,在这个层面上,东西方可以对话的领域十分广阔,它是人类文学精神的一个原型.实际上,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价值核心即是诗性,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被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代表,它的最高追求即是艺术的人生和诗意的生命,儒家文化虽然有着鲜明的理性特征,但是孔子的一句“吾与点也”还是清楚地表明了儒道在诗性立场上的共同语言,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触摸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黄曼君先生关于思、诗、史相融合的理论主张正是在民族文化根基的角度所生发出来的诗学判断.黄先生对鲁迅、闻一多的评价更多的是对其民族性的肯定,对沙汀则是看到了他的创作中的民俗学的价值,而对甚至还把他的实践理性精神与“民胞物与”的儒家人文理想联系起来,而所有这一切黄先生又把它们与现代性的总命题贯通起来,这就使他能够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诸种阐释之外,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得到了许多新的理论创获.作者在方法上特重个体的感悟,同时又把由这种感悟所得到的丰富的经验材料,纳入到一个崭新的阐释框架,这就避免了使这种感悟流为散金碎玉式的印象,又使整个阐释带有一种灵动的诗性气质,同时也使黄先生由此获得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成功.诗学的境界是一种智慧的境界,智慧是一种永无定论的东西,它具有非实用性与非实证性、非真理性与无定论性的特点,孔子、老子所讨论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不休,这正是智慧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智慧,而真正的智慧总是无定论的,因此,真正的文学悟性从不关心正确与否,而是关心精彩与否,看其是否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和新的想象空间.中国20理论批评在一条非诗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久,而黄先生的阐释正在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