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雅返回世俗

一、

沉沉的“载道”传统使中国文学在漫漫长路中负重累累,步履蹒跚;特殊的形而上观念体系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思维定势,常常使中国作家在“教化”与“娱乐”的两极之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发轫于宋代“话本”的明清白话小说和盛极一时的“五四”前后近现代通俗小说浪潮,以其贴近市井平民生活的价值选择和通俗易懂的审美表达方式受到了民间百姓的认可与接纳,从而使长久被皇室贵胄和传统文人把玩于掌心的雅文学变成了大众化的世俗消费品,不仅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主导性体裁由诗歌向小说的过渡,也为高高在上、孤芳自赏的文学贵族化传统注入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活力与生机.然而,“五四”新文学逐渐站住了脚跟并进而取得了主流文学地位后直至80年代中期的现当代文学,只因把“启蒙”与“教化”作为自己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强调,结果,以“化大众”为旨归的革命文学尽管为国民启蒙、民族救亡和阶级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新思想、新人物和新题材的表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的同时,却也因此而流失了艺术审美必不可或缺的诸多文学因素,缺少可堪称为文学经典的艺术佳构和能构成为一个时期文学标志的名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文学或自觉自愿或别无选择地模糊了自身的面貌,染上了急功近利、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狂热症.意识形态领域里哪怕是一丁点微弱的颤动都会让文学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可以说,“泛政治模式”的影响与钳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共和国文学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患上的明显病灶.

建国后,由当家做主人而带来的喜悦酿造了无从估量的热情,在强大而又浓烈的政治氛围中,激进的文艺思想被人们的热流挟拥,开始出现于历史的开端并悄然蔓延.新的时代早巳为当代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一被国家意识形态认为是“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从理论定位到批评阐释,从宏观统摄到微观运作都先验性地作出了不无强制意味的规范与要求.这样,以“为工农兵服务”为创作旨归的延安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主流话语指定为唯一合法的正统正宗.数十年文学实践证明,新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先行,使当时尚能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严重倾斜了.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推进力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重农轻商、疏离城市的文化传统,巩固了工农兵文学一元独尊的主宰地位;同时,对文学传统中原本就处于边缘状态的通俗文学,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扫荡.如果说,30年代“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创作受到了传统和“五四”新文学阵营的多重夹击,从而招致了理论上的重创,但鸳蝴通俗小说的读者市场并未被夺走,依然与新文学并行不悖的发展,形成了双翼齐飞的文学态势;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激进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和工农兵文学一统天下的现实存在,使通俗小说在理论和政策上就失去了继续生长的前提.结果,源远流长,历尽沧桑,旨在“娱乐”与“消闲”,让人们在茶余饭后受到警戒与教诲的市井通俗小说进入共和国纪年后,就被当作“封建残余”而扫地出门,消失于文学地平线,成为了激进文艺思想的牺牲品,人为地造成了断裂与缺失.因为工农兵文学抵制“消闲”,不屑“娱乐”,而不停顿地斗争与改造,讴歌与赞美,准宗教般的狂热与虔诚似乎才是它唯一归属.十年“”则把这种近乎癫狂的颂诗和的功利追到了极至.激进文化派一方面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否定与批判,使之出现了一个“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也没有“经典”的文学时期;另一方面却在“旗手”的带领下,以“三突出”创作论为准则,处心积虑地制作自己的“样板”,出现了“八亿人民八个戏,只有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地说,十年浩劫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毁灭性摧残,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二、

新时期伊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尤其是对肆虐多年的“工具论”等左倾文艺教规的清算与,萧疏荒芜的文坛开始吹拂着久违了的阵阵春风.经过“五四”启蒙传统的短暂回归后,文学终于逐步撤离了社会政治文化中心,文艺创作领域不论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风格都突破了以往的各种禁区,开始真正走向了多样化发展道路,文艺的雅俗之分又重新进人了人们的视野.当几代作家用自己的笔满怀政治义愤,控诉和批判左倾政治给我们民族、家庭和个人造成的累累内伤与外伤,探究曾经横行于共和国大地的左倾思潮产生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根源的时候,部分作家开始不约而同地把聚焦点由政治性批判与反思转向了对民情、民俗和文化的呼唤与追寻.作家们以生存于市井间巷中普通市民为对象,着意表现他们今天或昨天的生存现状与文化承传,从芸芸众生那庸常、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展示他们超稳态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价值取舍,对万花筒般的市井胡同作出了艺术的观照.市井通俗文学的回归与复苏不仅填补了当代文学的艺术空间,扩大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范围,使当代中国文学呈现出了建国后未曾有过的多元创作格局,也出现了一批以描写与表现特定地域市井文化为见长的卓尔不群的作家作品.

就我的阅读视野,新时期较早把笔触伸向市井里弄,以相对稳定的市井文化形态作为艺术表现内容,于风情民俗的再现中都市居民的生存状态,表达自己审美判断的作家首推邓友梅.50年代,因描写青年人婚外恋情的短篇《在悬崖上》而被打人另册的邓友梅重归文坛后,开始以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等作品受到文坛关注.但是,给作家带来更大声誉,也最能体现出自己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却是《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脍炙人口的描写旧北京生活的系列作品.这类旨在走一条民俗学风俗小说路子,表达作家价值选择与审美观念的小说,把古老京华市民的人生世相与民俗风情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般的艺术表现.邓友梅民俗小说的意义在于:不仅通过对晚清遗民身上文化积淀的挖掘,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民俗风情画卷,塑造出了一个个性格各异,呼之欲出的典型人物,为新时期通俗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别于传统市井文学的艺术经验;同时,也给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开阔了视界,提供了被主流历史经验和国家意识形态弃绝了的部分史实,为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与素材.

如果说,邓友梅“民俗学风俗小说”是重在对京都晚清遗民这类特殊历史人物人生世相的再现;那么,刘心武的“四合院家族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风楼》),陈建功的“谈天说地小说”(《辘轳胡同9号》、《找乐》、《鬈毛》),刘恒的“当代边缘人物小说”(《黑的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则重在表现当代北京市民的生态和心态.作家们从历史文化视角近距离地描写首都市民在城市转型期的拼搏与困惑、希望与失望、开拓与守成,把当下市民的观念形态、心理流程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作出了艺术的再现.毫无疑义,新旧杂陈,色彩斑驳的京华景观和形态各异的市民众 生相的描摹是上述新北京市民小说中最具华彩、最鲜活、也最富涵文化意蕴的部分,为当代通俗文学的丰富与拓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同样以晚清遗民和民国时期天津市井各色人物为观照对象的冯骥才与林希,不仅创造出了回异于“京味”的“津味儿”市井传奇,也因艺术个性的差异表现出了大相径庭的审美风格.冯骥才的风俗小说,虽然也重在写文化遗传,但却不着意于市井众生“世相”的再现,而是更长于哲理的升华,力求给读者以某种启迪.他的“天津卫传奇”更强调用现代精神观照与反思天津卫底层的奇人异行,强烈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中落后一面的否定与批判倾向.不论是《神鞭》中对主人公傻二靠祖传的辫子功威震天津,但面对八国联军洋洋炮却无能为力的描写,抑或是《三寸金莲》以丑为审美对象,化腐朽为神奇,对“爱莲癖”们百无聊赖的行为方式和中国女性裹足史的叙述与描写等,皆从历史陈迹中为畸型文化与畸型审美观唱了一曲挽歌.表达了作家“想用小说寻找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元气、民族情感以及我们民族对待困难和战胜困难的独特方式”①.

当年曾是“胡风分子”的林希,新时期以来逐渐由诗而文,特别是进入90年代更是宝刀不老,精进不已,为文坛推出了揭示津门社会各层面人生状况的一系列市井文化小说.如《高买》、《相士无非子》、《天津闲人》、《蛐蛐四爷》、《婢女春红》、《五先生》等等.综观林希小说,给人们明显感触的是:他作品的“津味儿”最主要体现于对天津卫世俗社会的独特把握,这个由“高买”、闲人、相士、、街头混混、卖唱戏人以及侯家大院中的婢女、管家和老爷构成的市井社会是林希作品的聚焦点,通过对各色人物人生际遇的艺术表现,旨在寻找与揭示出天津人身上超稳定的性格元素和文化精神.在对芸芸众生世俗生存本相的描写中深深地寄寓着作家的人文期待.《高买》里国宝绿天鸡壶偷与被偷的情节设置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陈三的“偷”为世俗社会现象,但袁世凯巧取豪夺的“偷”(实为窃)则无疑为社会政治问题.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一个不搭界的问题匠心别具地组合于一体,说明真正的“贼”不是陈三这个世俗“高买”,而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从而在一种艺术比较中完成了作品的主题升华,把真正的“贼”昭之于世人.因此,世俗不俗,把世俗社会问题上升为社会政治问题是林希“津味儿”小说的精义所在.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对津门传统文化的表现如此准确到位,如此多产高产的作家,迄今依然未能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实乃遗憾.

以精心构筑文学的“苏州园林”,创造出了一系列多姿多彩“小巷人物”的陆文夫,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学的复苏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长期以来,政治风云的变幻和人生命运的坎坷沉浮都不能动摇陆文夫为他“梦中的天地”苏州小巷关注的决心与意志.从《小巷深处》到《小贩世家》,从《唐巧娣》到《美食家》,再到享誉文坛的《围墙》与《井》,陆文夫始终沿着苏州古朴小巷,踏着用石板铺就的街面,去执着勘探生活的矿藏,倾听历史的回声,寻觅着自己的艺术世界,为读者塑造出了徐文霞、朱源达、朱自冶、唐巧娣、徐丽莎等一批真实可信、传神可感、性格各异的市民典型形象.可以这样说,冯骥才与陆文夫的市井小说都注重批判与否定的功能,承接了现实主义的真脉.但冯骥才“天津卫传奇”的批判锋芒则专门指向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层面,而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则借风俗以写当代社会流变,把作品中的凡人小事推向了历史和哲学制高点,重在批判与揭露共和国土地上危害甚烈的左倾路线与因袭重负,让读者能强烈感受到中华民族在当代艰难前行中的沉重足音,更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警策力和现实感.

新时期因地域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多元文学景观的市井文学,其中不能不提及王安忆.不可否认,王安忆的《流逝》等早期描写上海弄堂生活的作品,从一定层面上真实描写了“”前后上海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表现,但这类作品的主题意蕴是想通过对人物命运变化和历史流逝轨迹的描写来表达作家的价值取舍与文化立场,仍然与文学史具有着不能割舍的勾连.只有进入了90年代,特别是她近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才真正走出了“宏大叙事”的阴影,更为本真地再现出了“海味”的韵致和弄堂文化的真味.《长恨歌》用女性视角把“上海弄堂的典型女儿”王琦瑶从40年代到80年代近40年的情爱史、命运史和生活史写活了.从这位当年“上海小姐”的身上,不仅让人看到了作为大都市另类的王琦瑶们面对时代政治浪潮无奈、无助的悲凉一生,也让人知晓了她们不失为自我救助的另一种活法.从作品对新旧上海不同人情风俗、上海市民务实细腻的生活质地以及工笔画般的上海弄堂的描写,足见出作家对上海市民生存状态、深层心理和弄堂文化的熟悉、关注与思考.应该承认,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对上海弄堂文化表现最到位的作家.此外,新时期上海女作家群中起步较早的程乃珊有意在“俗”字上下功夫,旨在“为读者提供一幅典型的上海风俗画”的《蓝屋》、《女儿经》、《丁香别墅》,以及王小鹰的《岁月悠悠》等作品,写败落了的资本家或高级职员家庭成员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争遗产,抢房权,找对象等等世俗生活,把南京路后面弄堂中的人生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人木三分,也是一批极具“海派”特色的表现灰色小市民琐细生活的作品.

毫无疑义,市井社会既不能表征城市文明,更不能代表城市未来.它的落后、守旧与愚昧是城市现代化交响中的不和谐音符,迟早要被城市文明所淘汰.然而,从文学审美着眼,市井这一独特的最富有文化内涵的区域内,又超稳态地顽强保存着城市其它社区所不具备的古老纯朴的善与美.已被人欲横流的商品化大潮无情解构了的善良、真诚、人道、中庸等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依然是这里人们是非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基础.尤其从文化形态看,市井社会又是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处,凝聚着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悠久历史和民族的共同精神与性格,是作家艺术审美的重要内容.因此,几十年阶级斗争硝烟弥散后,生于斯,长于斯的部分作家,在城市现代化浪潮的冲击面前,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回归感,开始把笔触由乡村转回了城市,由政治性声讨与反思转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呼唤与追寻,从而委婉曲折地传达出自己对政治强权的疏离与反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的审美褒贬,就成了势在必然的文学存在.

三、

可以说,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世俗化追求,王朔具有坐标点的历史意义.80年代中前期,当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前夜,仍然执着坚守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的文学教化立场的时候,是王朔一改传统文人温文尔雅的惺惺作态,以反叛者的无畏与果决,第一个把竞争意识和商品法则这两头虎狼引入了当代中国的文艺界羊圈;是他率先敏锐抓住了当代北京“城市痞子”和“京油子”这个边缘族类的出现,向世人真实再现了体制外“另类人”的生存本真,对传统文化和主流话语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拆解 与对抗,营构了自己极富挑战性却又极具价值的新北京市民话语.僵硬的意识形态,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圣贤人格以及“文以载道”的价值观、观和文学观,在王朔作品的凋侃与嘲弄中分崩离折.活跃于他作品中的“红色贵族”、“倒二爷”和“个体户”们、敲诈、偷税、漏税、倒买倒卖、坑蒙拐骗、孤注一掷的铤而走险和违法乱纪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初的最新奇的城市街景.不能不承认,王朔成功地把握住了刚刚萌生的新市民阶层的脉动,适时地表达了他们的价值立场与文化期待,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作家长久以来形成的自命不凡、感觉颇佳的角色定位,为作家文化人格的重塑和文学审美的选择提交了一份不无参考价值的答卷.

80年代后期,由于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刺激,一种对精英文化的失望与失败情绪笼罩着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心化价值体系的日趋溃崩与失落,文学再也无从讲述理想化的故事,再也不可能充当历史主体去构造现实的神话.“梦醒了”的作家们不仅拒绝了诗意人生,也对神圣人生和乌托邦产生了怀疑.当所有的精神性“装饰”都被拆除干净后,人们“只剩下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②.作为文化危机表征的新写实小说,恰逢其时地表达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取舍、认知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成为了文坛最引入注目也最具有争议的创作现象.

如果说,邓友梅、冯骥才、林希和陆文夫等作家的市井通俗小说是对主流文学中缺情少欲,只作为理念“传声筒”的英模人物的疏离与反拨,旨在对断裂、缺失了的人伦道德和民间世俗情怀的呼唤、肯定和超越,作品“劝俗”与“寓教于乐”的创作旨归极为明显,依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那么,刘恒、刘震云、池莉、方方等作家群的新写实小说,则在消解精神,疏离英雄,在认同世俗的平面化书写中,对主流话语颠覆与解构的意味就已经十分清楚.当新写实小说作家把对当下现实的感悟与认识引向世俗领域,直逼人的现实存在时,其关注的重心显然已经不在精神层面的乌托邦冲动上,也不再去恪守人物的英雄叙事与构虚,编织天马行空的工农兵英雄谱系.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经典文本的宏大叙事,也不想重蹈先锋派激进的话语实验,更关心的是一种返回世俗,回归故事的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新写实小说作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既非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典型真实,也有别于现代派张扬个性、追求自我的心理真实,而是更执着于普通百姓的日常性存在,原汁原味地展示芸芸众生琐碎、艰窘的生存挣扎与生命体验,小心翼翼地诉说着周而复始的世俗生活的伤害与磨损,作家的人文关怀已全部融入了对生存本真的呈现之中.作家们既不感谢生活,也不诅咒生活;既不把生活处理成一种诗意人生,也不把生活视为一种平庸.生活就是生活,就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琐事”,“排队买豆腐白菜”,“拉蜂窝煤”,“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服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以及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找关系让孩子人托,把老婆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等等吃喝拉撒的俗务便成了小林生存奋斗的主要内容③.池莉《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那窘迫的居家环境,说不清楚的夫妻纠葛,难弄的孩子,上班路上的拥挤交通,以及微薄的奖金和暧昧的师徒情等使他不得不扮演着丈夫、父亲、工人、情人和回忆者的多重社会角色,是烦恼琐细的人生几乎把这位普通工人纠缠得焦头烂额.然而,这就是生活,就是普通百姓必须认真对付的日子.在这里,那个忧国忧民、全知全能的思想主体消遁了,作家并没有在这些普通人身上强加某种先在的理念原则,让人物体现出某种抽象的“本质规律”,“大写的人”已经萎缩成了“小写的人”.作家拒绝介入的“零度感情”叙写,使久违了的写实风格得到了复活,一种扑面而来的鲜活的生存真实与世俗关怀给长久以来过于理性和浪漫的文坛吹入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气息.

勿庸置疑,关注平民百姓世俗生存的作品并不少见.从“五四”前后叶圣陶、冰心、庐隐、王统照等作家群的人生写实派小说到新时期初始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都不乏凄婉感人的普通百姓人生故事的艺术表现.然而,这种“表现”却一直在讲述着经典话语,体现着阶级的意志、愿望与要求,人物形象中始终寓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想象”.不论是深陷世俗泥淖中苦恼迷惘的画模特④,抑或是善良美丽,心灵手巧,最终为捍卫人格尊严而纵身跳下断崖的山村哑女⑤,等等,都极其明显地承载着主流话语有关“人”的解放和“爱”这类时代主题.与此相反,新写实小说对芸芸众生世俗生存本相的关注,则旨在消解经典文本确认的“精神镜像”,还底层人以本来面貌.作家们不屑去发掘生活的深层意蕴,没有悲天悯人的创作动机,他们那“看客”的视角和直陈式的叙事只乐于再现出一种朴拙的、原汁原味的生存本真,一种艰辛而又尴尬的世俗生存.在新写实作家作品刻骨真实的生存面前,历来由权威话语讲述的“集体想象”关系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苍白与乏力.


四、

众所周知,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俗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批判话语陷入了空前危机.终极关怀日益被追求世俗幸福的大众文化所拒斥,的利益厮杀和粗鄙的世俗追求已成为人们生生不息的追踪目标.在新生的市民阶层和白领层面文化要求中,还俗的文化倾向已构成为这个时代独特的并带有主导性的文化风景.

较之新写实和王朔作品,出生于60或70年代,90年代早期开始崭露头角,世纪末活跃于文坛并大有雄据之势的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对世俗的认同与倾斜则更为突出,走得更远和彻底.他们本能地把主流文化视为陌路,既不认同,更不关心,把自己自觉地定位在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近似疯狂地表达着极端一己化的生存方式与心理.他们的作品不去碰撞现实的坚硬结构,有意回避意识形态的种种规范与要求,执迷于对个人、本能和行为的呈示与捕捉,个体的生命生存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珍惜与凝视,读者以往所熟悉的文本意义或社会指向已极其模糊,对存在意义的迫问已经拱手让位给对世俗幸福的寻求与享受.在新生代作家的笔下,日常世俗生活不仅没有消蚀着人的生存目标,而是更进一步激活了人为自己幸福所作的种种现世的拼搏行为,增强了生存竞争的能力.活着因为有实利和的诱惑与满足而开始变得绚烂起来.如何顿的《我们像葵花》、《弟弟你好》、《生活无罪》、《就这么回事》等系列作品,都把叙事完全投放于世俗语境中,以全部的故事所指来认同世俗的实利原则,及时而又率真地描写出了商品经济大潮中某些文化人的生存百态,揭示了渴望致富的愿望与欲求是如何左右着人们当下的观念和行为.不论是个体户柚子们,抑或是下海经商的中小学教员何夫们,都把经济上的翻身看作是唯一的目标与自豪.对金钱与性的追求与冒险,使他们逞勇斗 狠,如狼似虎,充满野性与生机.于是,坑蒙拐骗、黑吃黑、偷税漏税、违法乱纪便成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何顿写出了社会转型期给人们价值观、人生观和行为方式带来的变化,再现出了当代都市新族类如何顺应时世,手足并用,死打硬拼,为自己开辟生存空间的拼搏过程,为读者认识当下都市新族类的生存样态提供了近乎于纪实的艺术文本.

此外,韩东、朱文、述平、刁斗、鲁羊、邱华栋等一批被称为“都市文学”的新生代作家,对当代都市在商业化语境中世俗化与化的书写,都有自己不俗不凡的艺术佳构奉献于读者.作为文学奇观凸现于90年代文坛的陈染、林白、海男、徐坤、张梅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则更让传统评论界目瞪口呆,不知所云,出现了批评的失语或错位.女作家作品应和着一己化和私欲化的男性新生作,顽强执着地把叙事动机确立于女性立场,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用有别于男性话语的直觉、意念和内心独白的方式去表现知识女性的性饥渴、性压抑、性苦闷和性恐惧,艺术地再现了她们特有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为读者建构了一座座神秘而又多姿多彩的艺术殿堂.不论是陈染讲述单身独居知识女性对异性的渴望与逃避、苦闷与压抑、自恋与自虐,处处弥散着清幽而又迷乱的人生体味的作品系列;抑或是林白以她卓绝不凡的勇气与坦诚,把一个个知识女性在都市文明情景下内心奔涌着对男性的渴望与欲求、伤感与愁怨、吸引与逃离的隐秘世界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而又让人心悸的众多作品,等等,都是90年代女性作家对知识女性的性意识、性心理和性生理隐秘的最大胆、最真诚的袒露,使中国女性文学真正告别了“男性话语中心”的无性写作,从而完成了女性文学自立、自强的寻找与发展之路.

近年来,新生代作家群中出生于70年代的更为青春年少的卫慧、棉棉、金仁顺、周洁茹等人的“另类写作”,⑥在平面化、世俗化和化书写的道路上走得更为彻底与坚决.综观她们的作品,性是其描写的主要内容,是其基本主题,酒吧是其无所不在的意象,活跃于作品中的主人公已从个人与社会的文化对立关系中抽身而出,义无返顾地投入了世俗的怀抱,在物质世界与生命欲求的契合中尽情地消费着人生,贪婪地汲取着性与物给她们带来的肉体之欢.如果说,作为个人隐私的性,在陈染、林白那里还具有反抗父权文化的女性意识,表现出了对传统刻意反叛与决绝的姿态;那么,到了卫慧、棉棉这里则已完全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现象与本能冲动的展露,她们已毫不犹豫地卸去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非个人性的悲剧重负,轻而易举地抛弃了前辈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的激愤情怀.卫慧们的作品毫不掩饰性之于人的生理快感,并不遗余力地加以追逐.可以说,追求财富,及时行乐,寻求感官刺激,透支青春,消费美丽与聪慧似乎已成为了当代青年人的文化时尚,也无疑构成了《上海宝贝》(卫慧)、《糖》、《九个目标的》(棉棉)、《冷气流》(金仁顺)、《我们干点什么》(周洁茹)等等作品不可或缺的主题.“另类作家”以身体作现象的波涛迭起,说明了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正发生着无言的变化:一个极端否定个性,压抑人性,鄙弃世俗的政治乌托邦正无奈地接纳着曾被自己长期排斥的与本能,甚至成为了商业化大潮中全民族追求的象征.这不得不归功于90年代的都市化浪潮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可以说,中国都市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现实、轻松自如和色彩纷呈,中国作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新生代作家那样回归自我,无所顾忌,无所羁绊,地抖落出自己,创造出了一片可能琐碎或粗鄙、稚嫩或偏颇但却锐气十足、新鲜灵动的文学新天地.从这一意义上讲,那些真切地出现于女作家们“准自叙传式”小说里并不完善,甚至有缺陷的人性弱点就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更不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般危言耸听.因为,平静地审视人性的有限性,坦诚地承认自身的不完善,总比刻意压抑人性,泯灭个性,一味地去营造虚假、浮华的欢乐颂要好得多.

不言而喻,出自于新生代作家之手,风靡于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文学世俗化书写,已全然不同于邓友梅们的新市井文学、刘震云们的新写实小说和王朔“痞子文学”中的世俗化追求,而是一种与现代都市生活互为因果的“后现代”文化产物.不屑哲思讲求实用,疏离爱憎一切随缘,灵活应对摒弃偏执,消费至上追求潇洒无疑是这一大众文化现象的主要特征.它之所以能在当下大行其道,应者如云,根本原因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和大众传媒的发达,以及商业霸权的建立等.在这样一个充满商业话语的社会里,文学已失去昔日的辉煌,不再是精英们教化大众或自我表现的工具,已沦为了大众消遣娱乐的快餐化商品.因此,不管人们承认或接纳与否,只要是中国现代化方向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文化文学的世俗化和大众化的主潮地位是难以动摇的.尽管精英文学的边缘化是一个难以让人下咽却又不得不吞下的现实苦果,但是历史既然不可违背,精英文学就只能走出过去的光荣与梦想,立足现实,正视存在,调适自身,在雅俗之间求得新的平衡与发展,使自己在大众文化时代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显得尤其迫切与必要.

注释:

①冯骥才:《十年再回头》,《小说选刊》1985年7期.

②池莉:《烦恼人生小传》,作家出版杜1989午4月出版.

③刘震云:《一地鸡毛》,《官场》,华艺出版社1992午5月出版.

④王统照:《沉思》,《小说月报》1921年第2卷第1号.

⑤叶文玲:《心香》,《当代》1980年2期.

⑥指新生代作家群中70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等作家的都市写作.

责任编辑 尔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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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4-7-14 浏览量:94403 点赞量:21048

走出赏识教育的误区

赏识教育是一种爱心教育,是坚信孩子你能行的教育 实施赏识教育要有技巧和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把爱行动化和。
更新日期:2024-2-27 浏览量:32142 点赞量:7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