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文学教育

2008年2月20日,得知小说家浩然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心中泛起一阵莫名的黯然.3月份去广州开会,正好与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同机,他当着我的面熟练地背起20世纪70年代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开头的几句话：“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等”他说,他对浩然是始终怀有敬意的,在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正是这位作家给了他最初的文学教育.对此我深有同感.1976年春（鄙人还不满二十岁）我从插队的乡下抽到县委工作不久,就被派到一个设在大山深处的油路指挥部编新闻简报.每天,跟着领导在一百多里长的工地沿线跑,夜晚回来还要赶写第二天的简报,工作紧张而乏味.只有上午上班前的一两个小时是属于我的,所以,五点半天还未亮赶紧起床,急促穿过夜露打湿的小树林,躲到超出旁人视线的山沟里大声朗诵李瑛的诗集《红花满山》,朦胧地感到了“活着”的“意义”.由于日积月累,这部诗集的每首诗,我差不多到了背诵如流的程度.在一种孤独、寂寞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李瑛抒情、清新的诗句（姑且在当时称其为“抒情”吧）,给了我隐秘的欣悦和享受,支撑着那残破的岁月.我虽比敬泽先生年长几岁,还算同龄人.所以,相同的人生境遇,使我理解他说的那些话.李瑛和浩然是同时代作家,我们都是在他们的作品中长大的.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作品今天看来比较简单,被认为乏味和没有意思；尽管有些被称作“新时期”的“学人”,都不太乐意承认自己过去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精神生活中有一部分,是属于那个时代和它的作家的.这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是,到80年代初,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看法明显受到了“断裂论”的影响.当时很“主流”的观点认为,我们以前的历史出了“问题”,所以,对相关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教育,包括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认识,只有表现出一种坚决“决裂”的姿态,才是“正确”的反思态度,也才能真正与“新时期”的文学规范接轨.例如,一本很有名的文学史这样评价浩然：“《艳阳天》虽然表现了作家描写农村生活、刻画各种人物的才能,但是由于作家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出发,等因此,构成这部作品的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是不足的.”有些作品还“深受‘’反动思潮的影响,走向创作歧途”,“如《金光大道》、《前夕》、《飞雪迎春》等”（张钟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3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与此同时,该著作却令人惊异地“原谅”了同在“十七年”、照样也有“以革命斗争为纲”的许多作家,如郭小川、贺敬之、刘白羽、杨朔、柳青、赵树理、杜鹏程、周立波、杨沫、李准、王汶石等等.我注意到,文学史家是在要我们与浩然等少数“十七年”和“”作家“断裂”,可以不与其他同类作家“断裂”.具体地说,是与同“”关系较深、纠葛较多的浩然等分手,而可以对与后者关系较浅的其他作家“网开一面”.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者把其他“十七年”、“”作家放在“审美批评”的层面上,却把浩然一个人放在“文化批评”的层面.在当时,我们都深信这种判断是对的,但在不为人所觉察的历史深层次上,它的粗暴、简单和同样是“以新时期政策为纲”的思路,却被当时很多人轻易地忽略掉了（当然,以我们的思想水平,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尤其是,我们并不觉得与浩然的“分手”有什么奇怪,因为,这时现代文学史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小资作家”、”自由派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已经“开禁”,大量外国翻译文学潮水般涌了进来,他们给我们的“文学教育”远比李瑛、浩然的作品“丰富”、“有趣”、“好玩”.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甚至把“忘恩负义”地忘掉他们,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等

最近,我读到郑实采写的《浩然口述自传》,也接触到当时不可能接触到,直到很多年后才看到的作家本人对上述“非常严重”的文学史评价的“个人反应”.这节内容的题目为：“”后：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只是一纸之隔.浩然回忆道：“1977年12月,我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1978年开会时,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我明白风向变了,大家不欣赏我了.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有一天老朋友梁秉到月坛北街来看我.我去书店没在家,回来时看到他,我竟握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很久没有人来看我了.老梁劝慰我说,你没有害人,你可以度过这一关的.”“我的确想不通,我从没整过人,大家整我干什么呢?所以那时我不去文联了,工资都让孩子们替我领.”浩然说道：“后来看到文章说,有些老作家对我有看法,不让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大概因为有些受到我的指导,为我说话.有人说我是‘’骨干,写过效忠信,后来组织上做了调查,知道我写的七八封信只是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浩然口述自传》,29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我之所以提醒读者注意阅读处在“政治运动”压力下作家的“个人反应”,不是要“过度阐释”它们的内容,给予其所谓“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而是为说明,如果想对一个作家的“历史形象”有较全面的了解,仅仅凭借文学批评、文学史是不够的,也还要看作家本人的“反应”,允许他在“历史”中说话,否则,只能牺牲掉研究文学史过程中的矛盾性和丰富性.

前两天,我又读到批评家雷达和李敬泽两位先生对浩然的“重新评价”.雷达认为,“浩然是‘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他“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同时,因其经历的特别,又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浩然方式’既复杂又有代表性”.为此雷达强调,“通过‘最后一个’,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丰富的”.李敬泽的评价可能更带有个人“感彩”,但他的批评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浩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边缘而光辉的、很可能已成绝响的谱系――赵树理、柳青、浩然、路遥,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耕作劳苦忠诚不渝.浩然为一代人的生命和奋斗所做的热情辩护仍然值得后人慎重倾听.”他在历数了浩然复杂的个人生活后说：“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比浩然做得更好,而当时的很多人倒真是没有‘局限性’,他们在得意和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全无底线.”（贺绍俊：《理论动态》,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我猜想,两位批评家对他的“重新评价”,大概也“经历”了我那种历史反思的过程：先是在浩然那里受到最初的“文学教育”,从他作品中汲取了基本文学的营养和启示；到新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阻断,又对他产生了“负面”认识,甚至比较“厌恶”的感觉；但是,通过“浩然之死”,尤其是通过连续二十年的文学界的“去政治化”运动,通过对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还通过对有些农村题材作家普遍没有自己创作的“生活基地”,经常开着高档汽车、享受着这三十年社会积累给他们的富足生活,现在只能、也仅仅借助几次有限而可怜的“回乡探亲”,或借对某些历史的“道听途说”才能维持写“乡村小说”的艺术冲动,而这些小说却最终未给我们心灵世界真正激动的时候,他们对浩然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或者说,他们即使再把作家放到社会意识形态中去,但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比较“真实”一点儿的浩然.一个既不是被“叙述”所建构的浩然,也不是一个被“新时期叙述”所建构的浩然.通过浩然,他们“重新评价”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学.我敢指出的是,这些“新认识”的获得,显然不单纯在“历史”的层面上,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们对浩然小说阅读的积淀.他们是从一代人的“文学教育”的角度去重思、重审浩然所携带的文学史问题,和文学史本身已经具有的某种复杂结构的.

然而,必须得承认,我对雷达、李敬泽“浩然重评”某种程度的认可,并不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端”作出的,而恰恰是从我们那代人接近于零的一个低端的文学教育上作出的.我清楚地记得,到“”,我个人的文学阅读仅仅限于几本“红色经典”、《三侠五义》、《封神榜》之类少得可怜的文学读物.当时,我随父母“落难”到大别山深处一个公社所在地的小镇上.中学图书馆已被封存.我家的一点文学著作已在“扫地出门”时被全部拿走.而我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正处在对人生、世界、男女秘事和饮食喜好等充满好奇心的心理阶段.我想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项,当时都足以令我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小镇上的一位同学那里借到了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拿着这部书页已经破旧的小说,我惊喜于作家对弯弯绕这个人物形象的出色描绘,他所拥有的丰富的农村经验,尤其是对落后的中农人物相当体贴、细致的“理解”与“同情”；他的语言也非常好,自然、口语化、生动、风趣,充满了对农民心理、气质乃至自私自利缺点的生动绘状.在我的精神世界已近荒废的日子里,《艳阳天》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少年寂寞、无聊、无助的时光.另外,浩然的文学语言除了民间文学、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外,其实还有很多“新文学”的痕迹,如优美的风景描写,对乡村社会一草一木深切入微的观察、感受和发自内心的爱戴.通过浩然那么深切地爱他的家乡,他的人物,他的乡村,我也隐约地觉得在一个极其无聊的年代,我的心灵“公然”绕过粗暴社会话语的阻隔,和他的小说接续到了一起.我读他小说的感受是,心灵就像树的无数根微小的触须,在泥土的深处,不需强势时代和话语的允许,就与小说中的一切发生了亲切的、近于恋人的热烈拥抱.等所以,我仅仅以“当年”一个精神食粮几乎完全断绝的少年的名义,也以千百万个像我一样在精神生活上如此贫乏的同龄人的名义,感谢这位已经死去、在晚年受过许多委屈的寂寞的作家.当然,我也得承认,浩然的小说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们的历史认识还存在着许多亟待清理的问题.不过,这是我个人真实的“历史体验”,是个人的“文学阅读记忆”,它并不能代表、覆盖别的研究者的结论.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它还是一种非常“自私”的个人的“历史记忆”.我的意思是,我其实是从一个非常弱小和可怜的个人记忆的基础上,是从一个精神生活的低端上来“重新”看待浩然的“价值”的.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自然都可以讨论.

如此去看,如何评价浩然,绝不像我们在80年代想的那么简单,那些著名的评价也都不算最后的结论.至少在目前的语境之中,评价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浩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集结、淤积着一个时代的问题.如果我们把那些时代的问题理解成要浩然个人负责,把他单独“拿出来”予以批评,那么这种理解方式所看到的就只有作家本身的复杂性,而忽略、甚至简化了时代问题的复杂性.二、他所记录的时代生活,无可否认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生活,假如我们一律采取“断裂历史”的方式怀疑进而否定这种生活的“真实性”,并以“新时期”为参照,而把我们变成没有“前史”的一代人,这样的历史反思是否值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因为实际上,浩然小说不光记录了历史的虚构性质、神话性格,与此同时也记录了我们所经历的、追索、困惑、眷恋和生命冲动,尽管这些在今天的主流叙述中被盖上了“愚昧”、“无知”的符号印记.三、进一步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这代人的个体经验、历史记忆和文学教育,事实上都明显残留着浩然小说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后来在外国翻译文学、翻译理论、文化热、主体论、重写文学史等思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过滤和剔除.因此,人们可以说,由于有了前者,我们不需要浩然的小说；但是,我们能不能在20世纪70年代说,我们那个时候也可以不要这位作家?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因此,全面地、深入地和复杂地看待“浩然现象”,不光是要对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史”负责,很大程度上,更意味着如何对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责.最后,我想谈谈我们的文学教育与左翼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前不久完成的一篇文章《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中,我曾表示过这样的忧虑,即由于“新时期”历史语境的压力,左翼文学的合法性遭遇了危机.“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中,‘左翼作家’是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而存在的.九十年代末,随着‘左翼’被重新研究,这个群体就开始经历了不断被撕裂和分化的历史过程.例如,对‘左翼阵营’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析,对丁玲身上‘性’、‘小资’、‘都市’因素的格外关注,左翼与上海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左翼如何从全球性转向了本土性,等等.这些研究,使左翼作家接二连三‘叛离’原来阵营,开始与非左翼群体、流派和现象亲密接轨.孙犁‘重评’也有这个问题.等他们的表述会进一步扩大孙犁作品‘传统文化底蕴’与‘革命文学’之间的裂痕,强化他当年投身革命的‘偶然性’、‘临时性’的色彩,从而得出所谓‘不值得’的奇怪的结论.更值得注意,在十年代文学史中重新‘复活’的作家,都是与‘革命文学’阵营无缘的.而且它逐步强化的认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凡是‘文学大师’,就都不是‘革命作家’；而曾被列入‘革命文学’发现又是‘文学大师’的那些作家,并不是他们自己有‘问题’,而是他们与‘革命’的关系出了问题.”（程光炜：《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未刊）显然,在对“左翼文学”历史认识的“重组”中,丁玲、孙犁等作家因为“脱离”开这一认知范围而在当代文学史重新获得了一席地位,受到格外重视,浩然就没有这么“幸运”.某种意义上,浩然恰恰正是被这种历史认识重组所抛弃的“多余人”,恰恰又是这种被“牺牲”,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继续研究左翼文学的难度.因为,我们这代“研究者”的“文学教育”,既帮助我们拥有了“重返历史”的勇气,但常常也会同样醒目地成为我们深入、体贴地细究浩然和他那代作家的历史盲点.

2008年5月17日于北京森林大第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