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那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破旧立新”不仅是那个年代各项社会变革的手段,也是它的目的.这反映在文学上,便是破除旧的文学观念与创立新的文学观念.“破”的目的是为了“立”.在“破”的方面,文艺理论界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即便是思想上不甚相同的理论批评家也在“破”上体现出了少有的“一致”来.如周作人与茅盾在反对旧的文学观念时,就都曾提到“人的文学”.但是,“破”的一致并不等于“立”的一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周茅二人在“什么是新文学”以及“怎样建设新文学”等“立”的焦点问题上,逐渐显现出他们文学主张上的差异：一个走进了“自己的园地”,把玩着“人性”；一个扛起“为人生”的大旗,肩负起新时代赋予新“文学家的责任”.他们共同在漫长的文学史上书写着迥异的“文学人生”.
同破――破除“非人的文学”上的一致
当年“五四”前驱们不惜余利地“打倒孔家店”,并不是那次的“思想革命”的目的,而只是其手段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从封建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个体的“人”,并为下一步的社会变革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这一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便是周作人、茅盾所提及的关于“人的文学”的理论主张.周作人提倡以人道主义为创作思想的“人的文学”,排斥那些“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非人的文学”①.茅盾也在那个发现了“人”的年代里,称“人是属于文学的”,“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②.茅盾称这样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
周作人、茅盾不仅批评了这种“非人的文学”现象本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深入探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他们发现：这主要是由文学写作者所持的态度决定的.即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决定了其作品是否是“人的文学”.
周作人在揭示旧文学观念中“非人”的本质时,指出：“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著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③所以,没有卑贱的题材,只有卑贱的写法.作品是严肃的文学,还是消遣的文学,关键看写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态度还是消遣游戏的态度.因此,周作人毫不留情地否定了“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的那样消闲消遣似的创作态度.称“黑幕小说”既比不上《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也不如《官场现形记》一类谴责小说“命意在于匡世”,只是“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而对于“鸳鸯蝴蝶派”,周作人尽管认识到其性质与“黑幕小说”的不同,但两者根本谈不上文学价值则是一致的.
茅盾也批判这样娱乐消遣的创作态度.在他看来,那些“游戏文学”的所谓文人如“中毒”一般,“本着他们的‘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其甚者,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④.并断言：“这样的文人在社会上实在是废物,是寄生虫,有的依赖遗产活命,有的侵占平民；他们的文学作品同样是废物,不过供给他们一班废物去玩赏,于全社会的健康分子是没有关系的!”⑤茅盾不止一次的提及“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那么文学者是“‘装饰品’的时代已经过去”⑥了.文学被视为“一种工作”,一种“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⑦.茅盾区别新派、旧派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等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疏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⑧.
随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这个“中心观念”的指导下,又提出了“平民的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它们虽名称不同,但“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他所指的“人生诸问题”是指一种普遍的人生,而茅盾所提的为人生的主张要比周作人的具体,从“全人类”集中到社会下层的“民众”,由此把文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因而在当时更具现实意义.如果说,周作人指向“全人类”的“人的文学”靠近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茅盾偏重“民众”的为人生的“人的文学”则略带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色彩.这预示着周茅二人文学理论演化方向.
不同立――创立“人的文学”时的分歧：“自己的园地”与“为人生”
“破”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破旧”之后的“立新”才是新文学运动的关键所在.如上文所述,周茅所共“破”的是“非人的文学”以及导致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性的创作态度.他们所要“立”的是他们共同提到的“人的文学”及其带有文学性的创作态度.但是,由于他们二人对“人的文学”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他们虽然同在创立“人的文学”,但“立”的结果是不相同的.
周作人在对“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时指出,这“人”既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之人,也不是“‘圆颅方趾’的人”,而是从生物进化论所说的“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一方面承认“人是一种生物”,其一切生活本能都是“善的美的”,因此一切违背人性“善”与“美”的封建“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以维护“人”的正当权利及其纯洁本性；另一方面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已脱离动物界的“兽性”,不仅具有“改造生活的力量”,而且有能力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因此凡是阻碍人性发展的“兽性的余留”和“古代礼法”,都应该清除.并以此解释“人性”,坚持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因为“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只有灵肉一致的生活才是“人类正当生活”.周作人认为“人与人类相关”的,“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不仅要顾虑个人的运命,“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⑨.于是,“人”被提升到“人类”这一高度,“人的文学”似乎也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以全人类的名义,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作人主张文艺是不带功利色彩的表现,而只是主观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他认为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于是,作家抱着“自由表现”的创作态度,如同耕种“自己的园地”一般,“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爱怎么种就怎么种.只要是依照个性,作家可以在自己的文学天地里,尽情抒写着个性飞扬的艺术品.由于是“自己的园地”,所以自己劳作得来的“果实”自然也由劳作者本人“享用”,“至于读者读完看完任何一篇文学作品后,有任何一种的共鸣或反感,在那位文学家下笔写那篇东西时,他是没有想到过的.即使偶一想到,也决不从长去顾及的,惟求其个人尽量表现罢了”{10}.
关于表现怎样的“人”的问题,在茅盾早期思想中呈现出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也同周作人一样,主张文学要表现人类的共同感情,要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和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命运作奋抗与呼吁”{11}.另一方面,他又将文学所关注的“人”集中聚焦于社会下层的民众身上,提倡文学必须反映下层平民的疾苦和他们对革命的要求.因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因此,“文学成为社会化”,它要“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2}来.这种表民意、放民声的文学主张表明了茅盾对人民命运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同情于第四阶级”,即劳动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13}.可见,茅盾在理念上虽然提倡关注全人类的人生,但在具体注视人生时,就不能不把目光落到被损害被侮辱的“第四阶级”的生活中去了.因此,他大声疾呼“血和泪”的文学,而且这不止于表示对社会下层民众的同情,展现下层社会的疾苦,传达他们的呼声,更为重要的是,查找社会的病根,探求改善生活的途径.
因此,“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如其他科学学科一样,文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人生,即“现代的人生”.文学创作者要以客观的态度去体验生活的真实,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人生,并以写实的方法描摹人生,这是科学带给文学的客观的方法.如果作家抱着求真求实的科学的态度,就会真实地描写出他所熟悉的现实生活来,这样的作品也会获得成功.反之,若作家创作态度是非科学的,那么,其作品也会因为“无经验的非科学的描写”,“描写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显然和劳动者的实际生活不符；不但口吻等不像,连举动身分都不称.”而以失败告终.根据这样的理论原则,茅盾当然会“对于现今的恋爱小说不满意”,其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这些恋爱小说“都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因此,中国文学出现优秀的作品,就需要“到民间去经验了,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因为“凡是忠实表现人生的作品,总是有价值的,是需要的”{14}.
可见,周作人心中的“人”是抽象意义上的“人”,因此,他的“人的文学”指向纯粹精神的“自己的园地”.而茅盾心中的“人”则是较为具体的贫苦民众,于是,他的“人的文学”也就肩负起了“为人生”的历史重任.
就这样,周作人和茅盾以其不同的理论依据,不同的创作原则、批评原则,共同参与着中国文学的“破旧立新”的文学革命.虽然他们要“破”的意识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们对所要“立”的“人的文学”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他们在“立”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不过,正是其“立点”的不一致性,才为新文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在他们的“立”之中,都有所强调的一面,也有所忽视或强调不够的一面,这是事物不可避免的两面性所决定的.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理论主张中的那些有所忽视的一面,而抹杀了他们所突出强调的一面.因为若能“互补”地看待这些主张的强调之处,会更有利于新文学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式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他们的文学主张在文学史上存在的意义.
【注释】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参考资料选》,３８、３４页.
② 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见《茅盾全集》第１８卷,６１页.
③ 周作人：《人的文学》,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参考资料选》,３７页.
④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见《茅盾全集》第１８卷,２２６页.
⑤ 茅盾：《什么是文学》,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１５０页.
⑥ 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见《茅盾全集》第１８卷,６２页.
⑦ 《文学研究会宣言》,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参考资料选》,５６页
⑧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见《茅盾全集》第１８卷,２３３页.
⑨ 周作人：《人的文学》,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参考资料选》,４０―４１页.
{10} 周作人：《文学的贵族性》,见《周作人集外文》（下）,２９８页,海南国际出版中心１９９５年版.
{11}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见《茅盾全集》第１８卷,６７页.
{12}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见《茅盾全集》第１８卷,９页.
{13}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见《茅盾全集》第１８卷,２３３页.
{14}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５９、６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