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厦门文学成就综

回顾“30年厦门文学”（亦称“新时期厦门文学”）的历史进程,总体而言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当下的厦门文学界,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前所未有的人材济济、前所未有的硕果累累、前所未有的思想活跃.无论有怎样的不足或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堪称繁荣的局面.
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亲历者,作为30年厦门文学的在场者,我认为：新时期的厦门文学必须置于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背景来考察,而考察的结果,必然会反映出30年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某些规律与本质.如果不怀偏见,出于客观,我们会看到当下的中国文学已有空前的发展；今天的厦门文学与30年前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我甚至敢于断言：厦门自从有了新文学,就属这30年最值得自豪和骄傲,最值得瞩目与称道,也最多贡献于这座城市与中国文坛.这30年,厦门文学已经对海内外文学产生相当的影响,舒婷成为“福建贡献给世界诗坛的一个杰出诗人”,（安琪语）就是最突出的例证.总而言之,这30年是厦门百年新文学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从‘’的灾难性后果中挽救了中国”,同时,也催生了新时期文学,并使之达到一个非常火热的井喷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按专家的说法是冲破“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所有制崇拜”,亦即对左祸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文学从原本的政治工具、宣传品、意识形态载体回归到其人学的、审美的、艺术的本位,从一元的、图解的、传统的模式走向多元的、立体的、现代的格局.30年厦门文学的历史进程与全国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进程在思想轨迹上大体没什么不同,但整个发展的态势,两者则有太多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显示厦门文学自身的文化特征与生命内涵.
1978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条分界线,又是新时期文学的起跑线,也是厦门文学的新起点.1978年之前的厦门文学在全国是薄弱的,在本省也无法称雄,尽管福建文学在全国并不起色.是时,除了客居天津的小说家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因自己的籍贯与小说题材皆为厦门,为厦门争了一分光彩（另一分该属天津吧!）；30年代风云一时的厦门诗歌会的童晴岚早赴省城大学任教,实际上成了福州诗人；解放初流传甚广的歌曲《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的作词马寒冰,任职北京解放政治部,后来屈死于冤案；1945年写下名篇《泥土》的鲁藜,50年代初放歌没几年被打成胡风分子.这几位厦门籍作家、诗人皆未留守故乡,而其余的厦门作家与作品莫说没实力在全国文坛一争高下,甚至连亮相的机会都没有,可见当时厦门的文学队伍十分弱小,作家少而又少,作品量不多质也不精.厦门文学滞后现象从1978年开始发生根本改变.30年过去,厦门文学界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成果见诸于数百部厦门作家、诗人的专著与合集,以及难以统计的作品和奖项.较为集中体现在已出版的两辑《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即1980年至1993年选本和1994年至2003年选本,各有五卷,可谓煌煌大观!从起始的个体尤为出色,到如今的群体大受瞩目；从过程的不为社会关注,到作品的好评来自各界；从大体处于边缘的状态,到开始不断被聚焦或成为热点亮点―――原本相对冷落的厦门文学,在老中青作家、诗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达到人气不断上升的氛围之中.更重要的是,厦门的一批作家与诗人正进入创作的自在状态,他们不为狭窄意识所束缚,力求进入大境界,可以预料他们将有更好的作为.
综合考察30年新时期的厦门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引发中国文坛大地震的震源之一的厦门,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的任何一次文学爆炸都没有在它版图里引起任何的连锁反应,虽然影响不小.其作用是形成一种积淀,慢慢地产生能量、热量、力量,期待来日造就壮丽景观.
30年厦门文学除了朦胧诗,除了少数不起眼的作品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系现象产生对应,似乎在“走自己的路”.80年代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迟了10年才在90年代悄然出现于厦门作家笔下.90年代中前期非常时兴的“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也未在厦门文坛掀起浪涡,至今未见此类文本.90年代后期深入人心的“官场小说”、“作品”,到了新世纪这几年才为厦门作家所推出.当文学的探索在全国此起彼伏,厦门不为所动,几乎所有的厦门作家与诗人,还固守在原本的艺术规范中,对先锋文学的兴起不仅视而不见,有的人还一直抵制,甚至祭起政治批判的法器.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艺术上并不保守,世纪末至今名噪东西方艺坛的黄永,于80年代前期与多位志同道合的画家开展了一系列现代艺术活动,举起“厦门达达”的旗幡,轰动中国艺坛.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块土地,厦门文学却这般守旧,不思变革,如此反差,令人扼腕.直到90年代中期,现代以及后现代才在厦门文学的一些作品里得以出现.不过,当暴力、痞子、把文学变质为腐臭的商品,铺天盖地撒遍地摊,厦门作家与诗人却没有谁陷入其中.总之,由于历史和现实、客观与主观的原因,作为地域性的厦门文学,30年总体上游移于新时期文学主潮边际,沿着自身的文化惯性缓慢地迈进,其速度显得滞后于厦门特区建设的速度（而厦门特区建设的速度又落后于深圳特区）；但,至90年代末,前者和后者似乎都体现了这个城市某种自我节制的乏功利的文化性格.30年厦门文学以诗歌为先导开启新的历史进程,以报告文学为推力介入特区建设和社会生活,以散文为线索贯穿于整个八十与九十年代,以小说的突破和诗歌的整体性引起文学界瞩目,以评论为旗帜独树于中国文坛,从而创造厦门有史以来最瑰丽的文学气象.

诗歌：开创新时期厦门文学壮丽序篇

中国文坛大地震始自1978年,延续至80年代初期,即“一批令全社会惊骇万分的‘谁也读不懂’的朦胧诗登上中国诗坛”.思想解放大潮在文学界发生海啸,中国诗歌的一次大解放,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最为激烈的争论,为新时期文学奏响伟大序曲.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即厦门女知青舒婷,早在“”中期,就写了若干完全不同于“革命”形态的诗歌,她自觉或不自觉表达自己以及一代人的苦闷、思考与不满,这表现于《致大海》（1973年）,《珠贝―――大海的眼泪》（1975年）,《悼》（1976年）等名篇.“”刚结束,她诗情一发而不可收,《这也是一切》（1977年）,《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也许》（1979年）,《献给我的同代人》、《一代人的呼声》、《风暴过去之后》（1980年）等名篇相继问世,褒贬同样的强烈,厦门女知青成为中国女诗人,一时名声大噪的舒婷引得海内外的瞩目.从此,舒婷走上中国诗坛,乃至世界文坛.她的诗集《双桅船》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新诗（集）奖.她的作品被20多个国家翻译,她的不少名篇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我曾经说过：“厦门新诗原本可以形成流派的.当舒婷在中国当代诗坛闪射亮光的时候,厦门的新诗人应该聚集于她周围,或许第一个所谓朦胧诗派会诞生在厦门.事实上当然没有.”这或许是厦门诗歌的命定.不过,虽然舒婷独领,厦门诗坛也“并非‘两间一卒’”.（陈志铭语）厦门的其他诗人尽管不能与舒婷比,也没有沉默,在文艺的春天里,他们尽力唱出自己心中的歌,因而厦门诗坛并不寂寞.40年代末期已有诗作问世的王尚政,五六十年代初露锋芒的王者诚、洪泓、刘溪杰、梅李、蒋夷牧、杨钧炜、周云石、王佳兆等,插队前后开始写诗的陈志铭、谢春池、林培堂、陈仲义、黄汉忠、卢建端等,稍为年轻的许琼琳、颜如璇、阮霞等,在80年代前期创作一批诗歌.其中王尚政的《八二三姑娘》（1978年）、陈志铭的《晶亮的泪珠》（1978年）、蒋夷牧的《你完全可以不说》（1979年）、颜如璇的《晨游虎溪岩》（1979年）、谢春池的《我依然喜欢―――红色》（1980年）、阮霞的《为一只不知名的鸟而作》（1980年）、梅李的《中国,面对鸟的血泊等》（1981年）、许琼琳《望星空》（1982年）、林培堂的《两条平行的街道》（1983年）等,是这一阶段的典型文本.几位旅外的厦门籍诗人也创作不辍：刘登翰在福州写出“季节”系列,被平反的陈青在新疆写出“新边塞诗”,复出的鲁藜在天津重新歌唱,侨居菲律宾的云鹤写出《野生植物》等我以为这一段时间,有几位厦门诗人值得重视.陈仲义和许琼琳,他俩是除了舒婷之外最早在《诗刊》与《人民文学》发表诗歌的诗人.前者《在那些年月,我不敢有爱情》（1978年）、《古莲子》（1983年）充满思想力度,长句有气势,短句略呈现代语感；后者《望星空》（1982年）、《杭州道情》（1982年）语言柔美,诗境高远.而“”前即写诗的洪泓和刘溪杰,前者短小且隽永、寓意深切的《海峡》,至今在台湾海峡题材的诗作里依然属于上乘之作；后者的《雨花台》等清新纯净,晓畅有味,至今此类少年题材的诗写,在本土已经见不到了.
[ 2 ] [ 3 ] [ 4 ] [ 5 ] 至80年代中后期黄秋苇、林鸿民、苏文木、黄橙、郑国防等青年诗人的出现,使厦门的诗歌队伍扩大了,他们中出色的鲁萍,于90年代创作不少优秀作品.他的诗歌使厦门诗歌整体水准得到一个提升,而他又是厦门诗坛对中国诗坛的一个贡献.他是一个唯美的诗人,其抒情诗充满音乐性,其音乐诗又独标一格,我喻之“鲁萍体”,在中国无数诗人中,他会显露出来而不被淹没.可惜40多岁英年早逝,对于厦门诗坛,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必须提及的是整个80年代,厦门大学采贝诗社对厦门诗坛的贡献.峻翔、朱碧森、王玫、沈艺奇、丘熊熊、柔刚、邹振东、朱必圣、绿音、汪威、佘玉环、李军等数十位青年诗人以他们各种风格的作品丰富了厦门诗歌.如果他们成了厦门诗坛的主流,厦门诗歌的现代风貌会提早10年形成.

报告文学：表现特区建设和社会生活

改革开放伊始,报告文学作品就波澜壮阔地冲击了中国社会,许多轰动一时的名篇为千万读者争相传诵.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厦门,需要冲锋号角激励初创的豪情.这时的厦门虽一时未有铜钟大吕之声,却不乏高亢的歌唱,其报告文学的成就不可小觑.80年代末,全国108家期刊联办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影响海内外,在力作如林的评选中,厦门作家陈元麟的《草原2号》和武阳滨的《董启农和他的蜗牛》分别获二等奖和三等奖,可谓殊荣不易!和上述二文一样着眼着力于厦门和厦门人的报告文学还有张力、张鲁闽的《漫漫十年路》（1991年）,李忆敏的《十年,一部恢宏的历史抒情诗》（1993年）,吴静吟、林良材的《你好,海峡第一桥》（1991年）,彭一万的《异国世纪恋》（1982年）,洪泓的《光明使者》（1993年）,黄秋苇的《在人类灵魂的迷宫探索》（1992年）,傅子玖的《听》（1984年）,张飞舟的《凤凰树》（1984年）,王宏山的《冠军的跳板》（1984年）,郑启五的《背水一战》（1989年）,陈立荣的《海的这边,海的那边》（1990年）等.“面对特区繁闹冷峻的复杂生活,自觉与时代脉络一同搏动”,厦门报告文学的许多篇什“无不弥漫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陈慧瑛的《陈半仙传奇》（1986年）把一个名老人的一生写活了,实属不易.
非写厦门和厦门人的报告文学也有佳作出现,唐敏的《人工大流产》（80年代前期）表现了生命、生存、人道等一系列人类共同面临的命题,产生很大反响.沈丹雨与人合作的《一个畸态的阴性社会》（1980年）朴实无华的披露了东山寡妇村的真相,震颤读者心弦.朱佩国的《面包树》（1982年）以散文笔调表现了中国医疗队的经历,引人入胜.
不甘落后于全国报告文学的大趋势,当厦门作家进入90年代,也期待报告文学创作有新的飞跃,于是一批以大题材、大结构、大容量、大思想、大气派为特征的宏观性作品,应运而生.这个阶段谢春池与何光喜（何况）最为突出.
何光喜与人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开埠》（1996年）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而他与人合著的《鼓浪世界》（1992年）则是厦门最早的长篇报告文学之一,“它犹如气势磅礴的方阵,在军号和海潮的交响中浩荡开来,我们不由得为之一震.”何光喜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拥抱阿里山》（1998年）,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景式地表现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侵占50年才重回祖国怀抱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题材应予特别重视.
谢春池第一部颇受褒扬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与人合著的中篇《惠东女人》（1989年）,不久,他又写出惠安题材的另一个力作、中篇报告文学《惠安石说》（1993年）.90年代中期,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称得上井喷一般,《崛起的圣地》（1996年）、《那条江与那个城》（1996年）、《白鹭之旅》（1996年）.此前,他与人合著长篇报告文学《才溪世纪梦》（1993年）在《厦门文学》以专号形式推出,就产生广泛影响.至2003年,他出版了长篇纪实《百年厦门》（近百万字）,则是其90年代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延续.必须提及的是谢春池的那篇不足万字的《寻找最后的知青》（1995年）,这篇报告文学在《厦门晚报》发表后,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最终促使了留守闽西及调至外地的厦门知青及其子女命运的重大改变,让我们领略了文学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报告文学已不如90年代那样红火,大有退潮的趋势,厦门也未能幸免,作品数量渐渐减少是一个实证,以至于第二辑《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难以编出报告文学卷.不过,还有少数作家坚持这个文体的写作,年月在调入厦门媒体的长篇报告文学《龙江人寻找龙江颂》,“是一个不小的贡献”.（王仲萃语）而沈世豪与江曙曜则是较醒目的两位.
沈世豪在江西时就以长篇报告文学《亚细亚的太阳》闻名,90年代调至厦门,依然写作报告文学,其长篇报告文学《陈景润》（1997年）被认为是关于这个数学巨子最真实的传记.时隔9年,他奉命撰写厦门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李永裕的传记《大海之子》,实则是一部地道的长篇报告文学,因为,其新闻性很明显,报告成分很突出.不过,对于人物的刻划,还算生动,不乏感人之处.
作为记者的江曙曜一直以文学作为写作的标准,其长篇通讯皆富有文学色彩.他领衔推出几部反映厦门新一轮跨越的大型纪实作品《翔舞》（2005年）、《风从海上来》（2005年）、《两岸彩虹桥》（2006年）等,而他个人撰写的长篇通讯《浪涌海西潮》（2007年）可算是与时俱进的作品.
最后要说的是厦门特区建设25周年之际,厦门作家联手撰写的大型报告文学集《跨越》,这部“紧紧围绕厦门特区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而纪实的作品,虽然其报告性超过文学性,却也为新世纪的厦门特区“立此存照”,其最大的作用或许在于存史.
而2007年几位青年作家联手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洲造园记》,全景式地描绘了厦门园博园的兴建过程,在园博园开园之际,这部20万字的作品也同时问世,其时效令人惊叹.作品虽然也存在报告性超过文学性的不足,却体现了厦门作家对自己城市的一种挚爱.
2007年,厦门报告文学有一部值得推荐的作品,这就是女作家冯鹭与人合著的长篇《圣土不老》,它抒写新疆塔吉克族与海关的感人故事,获得评论界的肯定.

散文：30年始终活跃于厦门文坛

厦门散文从未特别引人瞩目,也从未冷落下来,有一段时间,它显得比别的文体更具群体性、更有成果,似乎成了厦门文坛的强项.客观说,30年厦门文学,就数散文作品数量最多,而且佳作不少,总之,整体水平相当不错,其“枝繁叶茂,硕果芳菲,在本省、全国,乃至海外都占有引人瞩目的一席之地等出现了厦门历史上散文创作空前繁荣的可喜景象.”（傅子玖语）这是对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厦门散文的准确描述.“厦门的散文界基本上是和全国的散文界同步的.收获甚丰等灿若繁星的作品,装点着美丽的鹭岛.”（沈世豪语）这是对90年代初期至新世纪最初几年厦门散文的大体评价.
这30年厦门散文的作者队伍,按年龄大体可分为四代：第一代是20世纪40年代前期之前出生的,第二代是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后期出生的,第三代是60年代出生的,第四代是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这种分法显然不科学（因为不同代之间会有交叉重叠现象）,但有利之处是便于论述.
“厦门散文界的泰斗,无疑当推郑朝宗教授.”傅子玖如是说,其实,郑朝宗应是厦门文学界的泰斗,这是公认的.郑朝宗的学识和人品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其散文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是精品.有了郑朝宗的散文,才有厦门散文的高格和不一般的艺术水准.“有关‘钱学’的东西我不大懂,也不感兴趣,我更喜欢郑先生的《海滨感旧集》、《海夫文存》（海夫是郑先生的字）,文笔真是老到.”（高波语）“他与众不同的是还有一支生花妙笔,其散文承‘清华’一脉,纯净绵密,情文融和,内里的功力只有品味再三,方能悟得.”（俞兆平语）
[ 1 ] [ 3 ] [ 4 ] [ 5 ] 郑朝宗当之无愧是本土他们那一代人的代表.厦门散文第一代中比郑朝宗年轻的一批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有石文英、柯文溥、郭启宗、方友义、王者诚、彭一万、郭建尧、杨钧炜、徐常波、洪泓、蔡鹤影、王佳兆等.专攻散文者有傅子玖、林懋义,前者《六月海》（80年代中期）充满诗意,后者的《这里春长在》（2000年）则有质朴之美.不太引人注目的芮鹤九和林铁民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写出一批下放题材的散文,从特殊角度对“”进行深刻批判,为国内散文创作所少见.前者散文醇厚内美,后者散文厚实幽默,给厦门散文注入别样的审美元素.多年来写了不少散文的应锦襄,近期写其老师及前辈的系列散文《师恩心底》是这几年难得的佳品.
第二代的散文作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厦门散文界的中坚力量：俞兆平、易中天、林培堂、苏浩峰、陈志铭、黄汉忠、陈耕、达之、陈美瑟、朱水涌、陈福郎、朱家麟、陈立荣、武阳滨、王伟伟、郑启五、徐学、陈金山、苏效明、王玫、泓莹等,可谓人才众多、强手如林.陈慧瑛、唐敏、丹娅、舒婷4位女作家,写出许多佳作,一段时间在中国散文界很引人瞩目.陈慧瑛的《无名的星》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1976―1988）,其《竹叶三君》（1984年）、《星洲如梦》（1980年）写得“温婉深挚”、“题旨旷远”.唐敏的《女孩子的花》（1986年）是影响深远的名篇,而《怀念黄昏》（1983年）的人生感悟绚烂且深沉.丹娅的《尘封的金箔》（1991年）是所有写贺卡的散文中最美的一篇,而《心念到永远》（1990年）则被认为以女性生命为赞美对象,探索散文创作的佳篇.舒婷的《狗猫鼠》（1993年）在同类题材中立意非凡,别具一格,而《梅在那山》（1995年）则是深情感人的知青散文,令人回味无穷.这4位女作家如今只有舒婷的新作最多,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真水无香》（2007年）是她对故乡鼓浪屿又一次生命的歌唱.沈世豪在江西时,就写了大量散文,80年代他发在《福建文学》的《山城水清清》至今还受人称道.这位老家闽北的散文家,以山区为题材的散文写得相当精彩,《风水林》、《点豆》（2003年）可视为其代表作.
陈慧瑛、沈世豪是老五届大学生,而厦门第二代的散文好手大多数为插队知青,他们中的陈元麟,30多年孜孜不倦于散文创作,《我们看海去》（1985年）表达了作者对大境界的向往,《“无我斋”夜话》（1986年）则蕴含作者走向“无我”的心愿.谢春池发在《人民文学》的两篇散文《在外婆的家乡》（1983年）和《海山之献》（1989年）则是同样富有内涵与哲理又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柔美,文字简练、纯净,乡村情感的抒发带着一种天真稚气,给人遐思；后者大气,文辞绚烂、雄迈,人生的感慨与生命的呼唤,使人振奋.厦门的第一部长篇散文《最后的母校》（2000年）为谢春池所作,这部12万字的作品第一次较为全面描述了厦门“”初期的一系列动乱事件,从而揭示浩劫的祸国殃民的本质,给人予深度的警醒和批判的力量.“纵观厦门散文,最富阳刚之美者,当推谢春池.”（傅子玖语）鲁萍值得一说,一篇《海地笔记》（1990年）就见出此君的不凡才华.窃以为第二代里有一位画家的文章,值得推崇,不客气地说,这10多年,他的散文随笔令许多作家汗颜,此君即南燕.他的那些本土风味浓郁的文字皆可雅俗共赏,其最出色最深刻的文字则是写知青生涯的,仅那篇《户口的代价》（1995年）就可以列入知青文学史或当代散文史.
何况、翔宇、黄秋苇、张宇、黄静芬、吴尔芬、夏敏、王海青、黄绍坚、汪纲要等第三代的散文创作与第二代有鲜明的差异.无论选材、无论写法,无论主题,无论观念,他们都更为自由.强调个性化写作,是这一代作家的特点.“轻”与“重”在他们的创作中达到某种极致状态：前者的典型文本是黄橙的旅游散文,其《一意孤行》（1999年）等游记文集在浩如烟海的游记作品里,绝不会与别人雷同；后者的出色文本是萧春雷的文化散文,那篇影响很大的《朱熹的背影》（2001年）显示作者的深邃与才情；《嫁给大海的女人》（2004年）等几部散文集,为萧春雷赢得声名,被誉为与南帆、朱以撒齐名的福建散文家.而自由撰稿人连岳的随笔为社会所赞赏,其思想之敏锐、文笔之犀利,在福建难得一见.
相对而言,至目前,第四代与第五代的散文少被关注,这表明一方面文坛与社会对这一代人还很不熟悉,另一方面是这一代人对散文的热情远远不如对诗歌的热情,（散文这个文体难道不属于年轻人吗?）其创造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其实,他们散文不乏佳品力作.俞帆的《芙蓉十的月亮》（1996年）,其少年情怀绝非“为赋新诗”强写而来的；沈崴崴的《火车不说话》（2001年）,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体验了生活独特的况味；罗琳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2003年）,为美好亲情的淡薄,伤感不已；成金的《滇西的传承》（2003年）,无疑为厦门散文注入西南边陲的美.
我要以易中天来作为本节的结束.我认为易中天是厦门出色的散文家之一,这位央视《百家讲坛》最热门的名嘴的那些学术讲稿,既是学术文章,也是散文作品,千万别让他的侃侃而谈埋没他的散文才华.1997年2月,我约易中天写下的《闲话厦门人》在《厦门文学》发出,是至今写厦门的最好的散文之一,而他的《读城记》（2000年）不仅让厦门跻身于名城之列,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深圳相提并论,还扩展了厦门散文的题旨与空间,这贡献还小吗?

小说：新世纪迎来鼎盛时期

几十年来,除了《小城春秋》,厦门没有其他长篇小说问世.70年代末,王尚政《海峡黎明》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16万字的作品,注定是本土作家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新时期文学诞生之前厦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它的思想、观念、主题、内容,乃至模式、写法、语言都不可能摆脱过去时代的桎梏,因此,它无法成为30年厦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尽管它出版时间是1978年11月.
世界文学演变进展至今,由于体裁的特征,决定了当代社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水准之高低,主要以小说作为衡量标准.而新时期以来,福建小说创作远远落后于不少省市,厦门也一样,仅就小说作者的人数而言,整个80年代初期恐怕连“围一桌12个人”都不够：陈耕、吴铧、林培堂、张力、郑启五、王伟伟等,再加上厦大中文系学生杨建新、黄启章、伍林伟、施群、丹娅等,清一色知青.至80年代中后期,调入阎欣宁、唐敏、了因、翔宇,本土又出现了俞帆、泓莹、在家、林碰狮,90年代前期,谢春池加入小说创作行列.小说创作群体终于形成,一批小说问世,至此小说才“一改其在厦门文坛的边缘地位,而逐渐向（厦门）文坛中心移动”,“厦门这十几年来的小说创作,也成为了厦门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标志”.（朱水涌语）1982年,丹娅大三时创作的《蓝溪水清清》发于《福建文学》即被《小说选刊》选载,1983年陈耕的《创作手记》同样发于《福建文学》也被《小说选刊》选载,展示了厦门小说走向全国的最初姿态.不久,郑启五的《国际玩笑》发于《福建文学》被《小说月报》选载,继续了走出本土的步伐.此间小说创作势头正猛的吴铧,那篇完稿于1983年10月的《耶稣圣像》,因明显地批判个人迷信与左祸,在《福建文学》已编定即发时终被撤下来,这位打算将文学视为事业的小说家,弃文出国经商,令人慨叹.80年代后期调至厦门的女作家唐敏,因小说《太姥山妖氛》获得声名,也因这部小说被判刑,成了中国作家以小说犯案的第一人.最年轻的小说家俞帆发表了《永远的水仙》、《阉猫纪事》,成了新生代小说的佼佼者.谢春池接连推出红军题材中篇小说《喷薄欲出》、《东征之旅》,为中国军旅文学重塑了历史的故事,颇有影响.
[ 1 ] [ 2 ] [ 4 ] [ 5 ] 80年代中前期,厦门最出色的小说家当推张力,他最初以中篇《海湾上的草原》闻名福建文坛,其最出色的短篇则是《别裂切迭》,他的大多数小说闽南特色尤为突出,可与当时名气比他大的《双镯》作者陆昭环媲美.五十出头,当他以《林雅》标明其小说创作即将达到新的艺术高度时,却病逝而去,真乃厦门小说界的一大损失.80年代后期至今,阎欣宁该是厦门小说界的一位代表人物,20多年来,他在小说创作,特别是军事题材方面成绩斐然,其短篇“三”（《圣》、《队》、《族》）和《极限》（三篇）被普遍赞誉,已成军旅小说的名篇,专家认为可作为“写作教材来剖析”.（朱水涌语）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从外面引进”（阎欣宁语）,一批有名气或有实力的青年作家须一瓜、萧春雷、赖妙宽、刘岸、张宇、南宋、雷霆、吴尔芬、曾纪鑫、高和、詹文、夏炜、刘凉军等加盟,厦门小说界力量空前壮大.他们与本土的王伟伟、何况、泓莹、华依狄、粲然等不断推出新作,创造了厦门小说的鼎盛时期,使小说真正居于厦门文坛的中心位置.
当下厦门的小说佳作叠出,其中有中篇《生存与毁灭》（曾纪鑫）、《伐檀》（何况）、《污染》（吴尔芬）、《空中飞人》（华依狄）、《天狗》（阎欣宁）等；短篇《雷余的诅咒》（萧春雷）、《一个传言的证实》（赖妙宽）、《季节盛大》（粲然）、《开打》（张力）、《单相思病者》（南宋）、《幸运52》（王伟伟）、《在乎》（泓莹）、《与爱情无关》（俞帆）等,多样化的题材,多样化的写法,多样化的内涵,多样化的艺术,蔚为壮观.20年前,厦门小说被国家级选刊选载、年度选本选入,是了不得的稀罕事,现已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
30年厦门文学的前期,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可忽视,《陈嘉庚》（傅子玖）、《诚》（唐敏）、《蛇侠》（张力）、《金戈碧血》（洪泓）、《浪迹天涯》（陈福郎）、《饮恨金门》（吴龙海）、《花与剑》（郭秀治/张鲁闽）等10多部,影响最大的是《海囚》（洪永宏）；而近七八年的长篇小说,则是一年三五部或七八部地推出,至今已有数十部之多.《铁观音》（夏炜）、《锁侠》（高渔）《妖娆无边》（张宇）、《九号房》（吴尔芬）、《鼓浪烟云》（泓莹）等等,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天堂没有路标》（赖妙宽）于2007年获得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实现厦门作家此奖零的突破.而风头正健的高和的《接待处长》等多部长篇小说,由于紧贴现实生活,表现社会问题,获得公众与市场的认可,这也是厦门文学的一种成功.
当下厦门小说界第一人,我以为非须一瓜莫属.可以说新世纪以来,须一瓜在中国小说界形成了一道相当力度的冲击波.这确实是一个奇迹,须一瓜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发表于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其作接二连三地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名刊.短篇《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2001年）、《雨把烟打湿了》（2003年）,中篇《淡绿色的月亮》（2003年）等等,其一系列作品已作为“当下中国小说成就的重要举证”和“拓展了中国小说的精神空间的范例”.须一瓜不仅为厦门小说在全国争得一席之位,还与北村、杨少衡、北北、陈希我一道,改变了福建“小说弱省”的形象,令我们倍加欣慰!

诗歌：走入现代的非常青春非常少年

跨入新世纪,厦门诗歌也从传统转向现代,动力在于其队伍的大多数青年诗人都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诗歌及现代美学观念.与中国现代诗潮游离了10多年的厦门诗歌,似乎一夜之间就“先锋”、“前卫”起来.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彩贝诗群写出厦门的第一批现代诗时,厦门财院也出现一批写现代诗的大学生诗人；另一位本土青年诗人张小云则是厦门现代诗最早的探索者,1984年他所写的《我去过冬天》已显示其现代风格的个人特征.这20多年来,由于舒婷的支持,谢春池、陈仲义和《厦门文学》不懈地推进,周边及省内外诗人群体的热情激励,移民厦门的众多青年诗人的不断努力,厦门诗歌走入“多元与众声的活跃期”,开始兴盛起来.
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厦门60年代出生的诗人行列里,又出现了黄白水、白珀、胡红萍、黄静芬、华晓春、潘成佳、萧春雷、庄伟杰、江浩、南方、夏敏、宋永贤、皇阳、忆泠、陈功、岸子、高盖、子梵梅等,70年代出生的有雷霆、颜非、江烟、周丽、冰儿、李可可、老茂、成金、祝俊、杨憬、张漫青、曼妮等,80年代出生的有吴银兰、陈旧、孤翎、席星、米囚等.另者50年代出生的诗人也多了数位：邱滨玲、庄永庆、蔡学伟、潘清河等.后辈诗人和前辈诗人一同,勤奋创作,佳作覆盖许多重要文学杂志以及诗歌大刊的版面,入选各种权威的年度选本,并推出数十本颇有质量的诗集.
世纪末的舒婷仍有力作问世,可当长诗亦可当组诗的《都市节气》（1997年）再现她从前诗作里偶尔一见的机智、诙谐与幽默,精练地表达了纷繁的都市生活之感觉.长诗《最后的挽歌》（1997年）一经发表,再度引起广泛反响,甚至被认为是作者诗歌创作的新的高峰.当人们称赞舒婷诗歌风采依旧时,她则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封了诗笔,专心写散文.谢春池则写出一大批新作,《厦门：永远的恋歌》（1999年）,是福建百年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诗歌（3700多行）；《握住生命的圆满》（1999年）和《厦门沦陷纪事》（2005年）是两部风格不同的抒情诗集；《同名故事》（2002年）则是为陈仲义评价甚好的长诗集.陈志铭长诗《大笔如椽》（1999年）依然保持其一贯的诗写.而邱滨玲的诗集《半边鱼》（2004年）尝试口语写诗,其中的《民工》,震颤人心.《厦门诗人十二家》（2003年）青年诗人仅占4位；《百年厦门新诗选》（2006年）青年诗人达150位；《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1980―1993）诗歌卷,以中年诗人为主,而该作品选（1994―2003）诗歌卷,已以青年诗人为主.《厦门青年诗人诗选》（2006年）是青年诗人群体第一次亮相,而《厦门文学》“厦门诗群专号”的推出,是青年诗人群体的再次亮相―――厦门现代诗新作的两度荟萃引起全国诗坛的关注.
《沉香或者亡国奴》（冰儿）、《左手枯萎,右手绽放》（吴银兰）、《用一天光阴度过一生》（南方）、《日复一日》（祝俊）、《我们有更深的哽咽》（子梵梅）、《不知去向》（周丽）、《若干年之后》（张漫青）、《比美更美》（黄静芬）、《站台的歌声》（米晨）、《忧郁或微笑》（曼妮）等女诗人的诗作；《我触摸到另一股水流》（萧春雷）、《紧握水声》（皇阳）、《皮肤上的信仰》（黄橙）、《2007,春夏之交记事》（华晓春）、《在我熟悉的城市》（白珀）、《在祖国各地,在厦门》（叶来）、《昆虫记》（颜非）、《桃花途经我的前额》（陈功）、《感念那些不说话的人民》（黄白水）等男诗人的诗作―――仅从《厦门文学》“厦门诗群”专号,就可以读到厦门现代诗歌精彩纷呈的广阔世界,同时,还可以读到厦门诗歌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17位中学生的诗歌,以不低的起点跃上厦门诗坛,其中的《书房生》（洪逸恬）、《远行静夜思》（许澈）和《抓住自己》（曾贞）等诗作,让评论家惊诧,“将最深的敬意/种植在诗行里”（黄玉燕）表达了一代中学生的精神向度.新世纪的厦门诗歌,不仅非常现代（后现代）,也非常青春,非常少年,这真是可喜可贺!

文学评论：独树一帜或走在前沿

30年厦门文学,文学评论的成就最丰厚,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曾经可以和朦胧诗一比高低,在学术界影响力至今还不弱.其因不言而喻,那就是厦门大学有一批学者,他们自身又是作家,而厦门作家、诗人又有若干位擅长评论.80年代,中国文学评论界涌现三个最具实力与影响的地域派别,即京派、海派、闽派,而闽派的半壁江山在厦门.
[ 1 ] [ 2 ] [ 3 ] [ 5 ] 1978年之后,文艺批评也经过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过程,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并恢复了恩格斯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原则.这一根本转变加上对西方各种文艺理论的介绍、引入,中国的文艺评论空前地活跃.厦门的文学评论家立于潮头,勇于探索,至90年代初期,“厦门文学评论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富有生气,不管是在理论研究的深度或成果上,还是在对具体文学创作实践的导向及新人的扶植上,都给人们以一种勃然崛起的感受.”（俞兆平语）
完整的文学评论包含着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即学术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性的创作批评.当然,这两者有时不可割离,有时又兼而有之.30年厦门文学的文学评论,这两个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学术性的理论研究以厦门大学的学者、教授为主体,实践性的创作批评则以《厦门文学》杂志为核心而展开.俞兆平多年前的这个括概至今还符合实际情况.正是一批长期关注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教授和编辑们的契而不舍,才使厦门的文学评论独树一帜,在全国不仅拥有一席之位,而且影响广泛又深远.
80年代,厦门文学评论有两项研究为开创性成果,国内领先,即郑朝宗的《管锥编》研究和林兴宅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研究.郑朝宗在《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1980年）阐释了研究《管锥编》的目的、意义,认为钱钟书的《管锥编》概括了人类共同的、普遍性的艺术规律,从而打通全部文艺领域,沟通了中西方作家、学者的共同诗心、文心.此说在海内外学界反响巨大,从此国内外掀起“钱学研究”热,开了先河的郑朝宗则“但开风气不为师”.如果说《管锥编》研究揭示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林兴宅的成名之作《阿Q的性格系统》（1984年）则揭示了另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现代系统理论在文学评论中的运用,其反响之大不亚于发起“钱学”研究.1985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方法年”,因为,这一年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使全国掀起“文学方法论”热,林兴宅是重要的推动者和代表人物.
30年来,厦门文学评论热潮一波又一波,迄今为止,国际性与全国性的文学研讨会已多次在厦门召开,其中有关于马列文论、台湾文学、女性文学、比较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文学思潮等以及有关丁玲、茅盾、郑朝宗、林语堂等的学术研讨会,厦门知名度也得以提升.一批质量颇佳的文学评论作品更见出厦门文学评论的功力与水准,可从《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1980―1993）与（1994―2003）的两部文学评论卷,择若干篇一览：郑波光的《王蒙艺术追求初探》（1982年）、柯文溥的《论高云览的创作历程》（1983年）、苏浩峰的《从原型到典型》（1984年）、张春吉的《关于文学的功利观问题》（1987年）、赖干坚的《文艺本体论对反映论的碰撞与渗透》（1989年）、应锦襄的《现代派小说中技巧的价值》（1990年）、黄重添的《略论台湾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基因》（1991年）、徐学的《当代台湾散文的总体风貌》（1992年）、卢善庆的《中西诗学比较》（1994年）、周宁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四种范式》（1994年）、谢春池的《从体验浪漫到体验现实》（1998年）、夏敏的《倾听朝拜者心灵的震颤》（1998年）、朱水涌的《五四与新时期：一个百年文学的不解纠葛》（1999年）、俞兆平的《浪漫主义的历史反思》（1999年）、林丹娅的《在她们与作品之间》（2000年）、易中天的《论艺术标准》（2001年）、朱双一的《挺立于世界语种文学之林的华文文学》（2000年）、王玫的《读者文学史之建构与设想》（2001年）、巫汉祥的《网络时代审美意识的变异》（2001年）、杨春时的《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2002年）、高波的《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2002年）、陈仲义的《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2003年）等等.而30年厦门文学评论的著作特别丰盛,特别有分量,其中1993年之前的有郑朝宗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庄钟庆《茅盾创作历程》、赖干坚《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介》、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柯文溥《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史》、任伟光《现代闽籍作家散论》等,1994年之后的有应锦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合著）、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俞兆平《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想》、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合著）、朱水涌《文化冲突与嬗变》、黄鸣奋《超文本诗学》、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朱双一《战后台湾新世代文学论》、徐学《余光中评传》、周宁《幻想与真实》、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巫汉祥《文艺符号新论》、高波《叙事的建构》、夏敏《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等等.厦门文学评论家进行了艰辛的劳动,付出大量心血,成果喜人!多项研究处于国内领前地位.他们的探索精神尤为令人钦敬,其中的陈仲义最突出,20多年来专注于现代诗研究,至今已出版《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谫论》（2000年）等5部论著,其理论一直走在探索前沿,至今锐气未减,令同行们赞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谢春池主编的、20世纪90年代《厦门文学》评论文章的结集―――《二十世纪末：我们的话语》的出版”,（俞兆平语）这部评论集两卷近150万字,规模颇巨,皆为新时期文学的评论,上卷《九十年代文学论》,下卷《当代福建作家论》,第一部本土文学的评论集大成.这不仅表明《厦门文学》在厦门文学评论界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厦门文学》在福建文学评论界的突出作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前期,由于主编陈照寰的重视,评论的负责人黄后楼（灯辉）孜孜运作,评论在该刊有一席之位.从1979年5月至1982年,《厦门文学》（时称《厦门文艺》）始终参与推动《福建文学》（1980年称《福建文艺》）发起的那场新诗创作问题的大讨争,厦门有20多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参与,持续了三年.90年代,由于主编陈元麟的重视,评论的负责人谢春池强力运作,把评论与创作当作刊物的两翼看待,评论分量突显出来,特别是对福建文学创作的热忱评论与对福建文学评论的高度重视,提高了本刊在福建文坛的地位；又由于把评论当作刊物的一个品牌打造,也使刊物在众多文学杂志中具有自己的品位,并为全国文学评论界所关注.与此同时,《厦门文学》还组织了一系列作家作品讨论会和文学现象及其他问题的理论笔谈.对于推动本土文学创作,贡献显著.
“一个地区文学评论的品位与深度,往往代表着该地区文化、审美的水准.”俞兆平的这个论断出自15年前,再看15年后厦门文坛的盛景,窃以为诚哉斯言也!

综上所述,我们已较全面地梳理30年来新时期厦门文学发展的脉络,并展现其丰硕的成就.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厦门文学没有缺陷,恰恰相反,它还存在许多问题,体制的、机制的、环境的、条件的、外部的、内部的、群体的、个人的、观念的、技巧的等等,甚至是心灵的.正是这些问题,首先限制了作家、诗人更自由的发展,其次阻碍了文学事业更蓬勃的发展.然而,厦门的文学毕竟走入繁荣时期,这是这个城市的幸运,更是这个城市的作家、诗人的幸运.是的,这是一个应该产生伟大作品与史诗的时代,厦门的作家、诗人在走向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否创造无愧于21世纪的文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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