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摘 要 ：探讨现代文学的起点,不应只重创作实绩,更应看到文学思路的探寻和开创、前后传承的姿态等.梁启超在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中,提出了现代意义的时空观,展开了民族国家的想象,并坚持作了文学上的努力,领时代之,代表着文学现代化的开辟性的力量.

关 键 词 ：梁启超；中国现代文学；起点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是什么?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起点在晚清,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通常又将胡适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作为标志.这两种观点的来龙去脉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基本认同第一种看法,而选取梁启超作为代表性人物,以其发表《夏威夷游记》的一九年为标志性年份,算是第一种观点的新证,也是一种形象化和具体化.

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作出界定和解释.我们认为,“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一词引自日本.最初即是指不同于古达、能回顾和展望的现在的时间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它纵使有什么价值意义,也仅是标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意指现代人借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表达现代人的种种情感和思想,并得以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我们提“中国现代文学”,是为了强调和标明它的现代性特征,而不是突出其与传统的断裂和决绝,这是两种文化态度的不同思路.中国现代文学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文学乐曲的一章,只不过换了不同的演奏技巧,奏出了不同的声音而已.但不管怎么变,它都是中国文学,仍是文学.“现代”只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性”突出了现代人的现代感,它整体上是焦虑的、孤独的,渴望向前的.应该说,有了明确的现代感,有了这种现代感在文学上的努力,现代文学就已经开始了.

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作为起点,还有着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考虑,这是一种新的“整体观”,其中强调的是中国元素和永恒共通的文学精神,对文学性的诉求,无论形式、技巧、语言等要素怎么变化,这些都是基本一致的.相比于“五四”,晚清现代性探索的视野更为广阔,既有决绝的反叛,也有明显的继承性的新变,预示乃至开启着趋向日益广阔的文学之路.我们考量一种文学,不能只考察其实际创作,其文学思路的探寻和开创、前后传承的姿态等等也是不容忽视的.相比之下,沿着“五四”一路发展的文学确实取得了可观的实绩,涌现出一批文学大家与经典之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思路下的文学之路由于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越走越窄,尤其是“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对文坛发言权的垄断造成对其他思路的压抑,多样化的萌芽被扼杀.这不仅影响了创作,还制约了日后的文学研究.因此,单纯以创作实绩来作文学史分期的尺标是站不住脚的.

一、 提出明确而崭新的时空观

我们知道,文学是早已自觉了的.而自觉了的文学的现代转型首先就需要现代意识的觉醒乃至明确树立,或自觉或被迫.没有现代意识,就谈不上有现代性,更谈不上产生现代文学.而现代意识的觉醒,关键在于时空观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尤其如此.空间上,中国人自古只知有中华,中华即是“天下”,“天下”之语汇何其多!自我封闭在“中华”这个空间里.时间上,中国一直处于“治――乱――治――乱”的诡异循环当中,相当程度上,时间在中国是停滞的.或许,有所变化的只是空间越来越拥挤、混乱,眼界越来越狭小、封闭.直到世界大融合大沟通之后,西方人打破了这苦闷的沉寂,新模式、新思想、新概念被引入,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是时空观.中国人自古或许有时间观念,如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里更多的是指实现政治理想的时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时间.

须知,时空观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时空观的确立,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历史、现实与未来,对于发现人的意义、发现我们自己,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从精神文化角度说,时间是生命之源.时间的出现,才从根本上使一切有了意义.如果抽掉时间,整个世界就将重新回复到混沌状态.时空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根基,也是我们认识的起点.这种时空观念已经表明现代意识的觉醒,即出自于梁启超.

梁启超在著名的《夏威夷游记》中追溯了成为“世界人”的过程：“余乡人也等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等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1]（P1824）他提到麦哲伦、哥伦布等的地理大发现,他用了一系列空间想像,把自己想像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这已经是一种崭新的空间概念,不再闭塞,也不再是“看世界”,而是将自身置身于世界之中,“我”心中有世界.自然地,他将时间标为西历.游记第一页,他说自己要开始做世界人,并表示“以后所记皆用西历”.[1]（P1824）记游记的时间――西历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因而成为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点.这相对于所谓“天朝上国”的世界观,完全是一种质变.

关于“世纪”的引入,关于“世界”的空间想像,都是带有突破意味的转变.这意味着时空观的现代转型,意味着现代意识的初步觉醒.首倡者应推梁启超.现代的时空观念意味着,人们不仅可以穿越、神游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还可以立足脚下,胸怀世界,融入世界.从此,中国人跳出了那诡异的历史循环怪圈,不再封闭在自我狭小空间,开始活在现代,并设想着“国家”的未来.经过艰辛地寻找和试验,文学,确切地说是转型后的文学成了他们表现各种想像的绝佳舞台.虽然转型并不彻底,表演并不完美,但终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冲破了坚冰,找到了河道.须知,大江的汹涌澎湃是从山溪开始蓄势的.

二、 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想像

梁启超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关于民族国家新风貌、新风景的想像.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等乃能言之详尽焉”.又云:“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 梁启超从这种民族竞争的理念出发,又大胆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其云: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赋予其现代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

有了这种现代意识的民族观念,接着便展开了关于民族国家的风貌的想像.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文学,在于它的现代性.现代化并不是单线的,而是互有交叉的多线并举；现代性同样不是单一形态,而是多元共生的.李欧梵指出,“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对于国家的想像,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像.”[2]（P90）这是对于过程的描述,中肯而颇有启发性.

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精英的角度来分析,精英的作用在于登高一呼,引领群体参与.最初倡导者完成了晚清关于现代性的想像,而梁启超即是突出代表.就像建设一项工程总是先有蓝图,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兴起之前也有一个想像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赖于两种重要媒体,一是报纸,一是小说.梁启超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报纸完全是源自西方的新事物.有了这种抽象想像,才有民族国家产生的基础.而这种想像产生的根本前提是民众的自醒,这是媒体和文学传播的结果.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由晚清时的梁启超率先展开,因难能而可贵.随着读者群体的扩大,编辑、撰稿人与读者遂营立起一个共时的广阔时空,并生活思考于其中,共同的社群也由此形成.在梁启超那里,读者的地位被突出出来,因为他想像的读者和他想像的中国是一回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展开了这种想像.为了实现“新民”的目的,梁启超充分挖掘了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将其视为“新民”的工具,并以《新小说》等为阵地,大力倡导“新小说”的创作.他本人即有《新中国未来记》的尝试,直接畅想新中国的风貌.其所激发的创作风潮不仅革新了文学观念使小说成为文学阵营的大宗,而且创造了大量作者队伍和读者群体.经过努力,他们已经确立了现代传媒着的作者与读者间互动的关系范型.

三、在文学上的努力

文学史不是文学,不管文学的演进受何种因素影响,关键还是看内因,即文学自身的变化,因为其他因素施加于文学的影响都有一定程度的延迟.在提出关于现代性、民族国家的想像,明确了现代时空观之后,梁启超确实回到文学自身,作出了在文学上的努力.这固然是其政治失意之后的退身之策,但也确是斟酌之后的有意为之,而且也着实做出了一番成绩.世纪之交,梁启超率先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打开一道文学现代转型的缺口,为“五四”时的华丽转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向以诗文为正统,至清代已经形成束缚文思的僵局.而这种格局的打破,正始于梁启超力倡的文学界革命.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道：“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3]最有成就的是“文界革命”,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在其倡导下,随后的一段时期内,散文创作颇为可观,打破古文体树立现代文体,为现代散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兴盛埋买下了伏笔.而梁启超本人的“新文体”成就足以代表一时代.更为可贵的,在文章中,他提到了“欧西文思”,引入了“灵感”（烟士批里纯）等文学理论问题.这表明了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世界各地的广泛沟通.现代文学内在规定着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借鉴交流.梁启超还将理论归入现代性想像,又提出批判改造国民性、“制造中国魂”等根本性问题.在思路上都是一种开创和启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当然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文学观念,只是借小说来宣传先行的主题,赋予其过重的社会使命,却也实实在在地引领出一种创作风潮,使小说登上大雅之堂,进而取得正统地位.不只是新观念的倡导,他本人也有《新中国未来记》的尝试.虽然艺术性不强,但客观地说还是比较好地保持了其小说叙述相对于历史经验的有效或独立.虽然这有将文学作为政治附庸的嫌疑,但不失为一种现代性想像的努力.此后百年的中国文学与政治纠缠不清应该是滥觞于此.须知,任何草创期的努力都不可能是完善的,我们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

现代文学的发达离不开现代传媒的.梁启超十分重视传媒的作用,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传媒人士.他主编、创办过多种报刊,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比如,《新小说》即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通过现代传媒,文学迅速传播,扩充了读者群,扩大了文学的社会影响,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创作.

综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梁启超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正如后来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所说：“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4]而确立了现代文学的起点,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审视现代文学及其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