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1-0032-4
就苏珊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的反思而言,她提出的关于学科和方法的观点是很尖锐的：“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互不相关.”这位英国学者看来对于学科和方法的问题比较敏感,她的提法指向学科和方法问题背后更大的背景.这个背景的两个关 键 词 是“特殊性”和“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性”.这两个关 键 词 包含了知识界关注的当代文化思潮和动向,也同时包含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动向.
简言之,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格局下,现实世界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发达的民族,国家如西欧、北美和日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跨国资本、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等)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发展中国家则要通过全球化来取得发展的权利和空间.这其中,传统民族／国家间的利益诉求的差异与矛盾是非常大的,表现在经济上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化来化去,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民族／国家,如美国、日本,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如欧盟.利益最大受益者也同时掌握了最大话语权.这些民族／国家却不断祭起全球化大旗,挟人类普遍价值或普世论之名以令天下.上世纪末的普世论是“人道主义干预”,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战争就是以此为名,大打出手.进入2l世纪以来,“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布什政府推行全球战略的口号,也是美国版普世论的核心.不过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遭人诟病,让西欧盟友不敢大张旗鼓地认同其明显的反伊斯兰文化价值取向.美欧主导的普遍主义也在世界上打了许多折扣.不过,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美国版“自由市场”、“”、“人权”等普世论在冷战以前苏联东欧变局而告终之后却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政治一时间成为这个世界支配性的主流价值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界关注的“特殊”和“普遍”的问题往往充满了现实政治的杀伐和气息.美欧版的自由市场、人权的普遍主义一方面在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界备受推崇,在批判性较强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却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和质疑.在美国内部的多元文化或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坚持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各种“中心论”也即普世论立场在人文学科,这些年来倍受关注的是“认同政治”、后殖义批评、非裔美国人文化或混合型(中间加杠式)文化(包括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文化等等)、“大流散”文化(Cultural Diaspora)等,统统对准了主流社会的普世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商学院、法学院、经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跟人文学科的套路这些年来越来越南辕北辙,各说各话,早已没有了知识和思想的共识.到了2008年末,金融海啸、经济危机衰退和大萧条不再是左翼知识界的预言,而成为严酷的现实.强势话语权拥有者们所依赖的自由市场万能的理论基石也正在土崩瓦解.普世论在西方的思想共识、知识共识还有几天好日子如果这些共识都崩溃了,我们以什么样的特殊l生、何种不同选择来取而代之 对于比较文学这类关乎人文、审美、终极价值等“软价值”的学科来讲,由于早就对普世论持批判怀疑和解构立场,未雨绸缪地预见到思想和知识共识的不可靠、不可信、不确定,像苏珊巴斯奈特不断宣告“比较文学学科气数已尽”的举动,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巴斯内特其实在做一个一般性的陈述,“比较文学”只是一项变量而已.陈述其实是“XXXX学科气数已尽”.如果做一些推演阐释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一陈述的含义是普世论的基石都瓦解了,思想和知识的共识也崩溃了,那么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学科”(或“规矩”)将何去何从
作为欧美人文学者,巴斯奈特的这类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她的激进言论透露出来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于比较文学来讲,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必须回答的.杜克大学前文学系主任杰姆逊11月将去挪威领取霍尔伯格纪念奖金(获奖者包括哈贝马斯、克里斯蒂娃等),临行之前,在杜克大学的庆祝会上先把他的领奖演讲“世界文学有没有外事办公室”预讲了一下.杜克的文学系是他1985年创办的,他坚持不要前面的“比较”一词,但却是“比较文学”在美国的重镇之一.他的演讲主题鲜明：要把握文学(或世界文学,或比较文学)面临的问题,就要思考有没有“文学的外交政策”或“外事办公室”问题(或曰“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问题)；就要思考文学、文化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差异问题(即作品在国内和国外如何流传,如何被翻译、被解读等问题).杰姆逊重新提出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里的“民族”问题,认为要把“民族”、“民族主义”问题当成“民族形势”(national situation)来把握.他所谓的“形势”是动态的、历史的、复杂的,是“民族”的观念和现实的互动.落实到文学作品上,就是要在读者和文本的二元关系上增加国际、国内的流转、变异性,构成阐释的四重关系.杰姆逊强调需要有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民族形势,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普世论和共识面临极大变数的时刻.当然,人类寻求美好生活的普遍价值和共识是不会瓦解和消失的.正在瓦解和崩溃的不过是狭隘的普世论和共识,如欧洲中心论的文化观、审美观,如美欧中心的文化“外事办公室”.此外,所谓“外办”的说法也是跟“学科／规矩”有关的,“学科”难道不是各种制定规矩、分配利益的“办公室”吗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建立和发展学科和规矩的“民族形势”来讲,猛批“学科建设”或声称“XXXX学科气数已尽”一定要遭遇尴尬和质疑,在最终的利益分配上也会出大问题.比较文学研究难道无关乎利益分配“利益”也即“兴趣”,更是“价值”(Value)的核心.那么以关乎人类“价值”、“兴趣”、“情感”、“审美”等为己任的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学研究,也应该光明正大地讨论利益问题.不过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大利益所在,依然是当下亟需我们迫切关注的“民族形势”和全球化形势,以及这些大背景下面具体的文学流转、变异、阐释的细节问题.换言之,问题导向关乎我们的最大利益.“学科导向”往往会成为我们追求自身利益分配的手段,因此我们常常会忘记了问题导向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