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就文学批评的功能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有不同的说法,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一是总结,二是引导.那么,总结什么?怎样引导?也就是问题的关键.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思考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学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是对象,对象不确定,不但无益于批评的展开,也无益于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
关于文学,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最早是诗文,后来有了词曲,再后来又有了小说,文学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获得延伸.到了20世纪,人类文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而文学的延伸性倒似乎停顿了.虽然有了现代、后现代,朦胧、意识流,体验、女权主义等等新名词的产生,但不过是在这些新名词的后面缀上诗、文或小说,要么干脆连文体也模糊了,统统缀上“文学”.而对这些“文学”进行的批评,也因为同这些新名词的联姻,变得时髦起来.可冷静下来一想,虽然时髦,甚至创作者和批评者也因此生活在了“前卫”、“先锋”的光环中,可到底总结了什么呢?又起了怎样的引导作用呢?那么,大到整个文学批评,具体到云南的文学批评,如果真有什么不足,这种不足又是什么呢?
在一次文友的品茶闲聊中,我结识了几位新朋友.老朋友在引见他们时,不无自豪地介绍着他们的“业绩”,某人是搞先锋诗歌批评的,某人是搞先锋小说批评的,某人先是学哲学,后把现象学、阐释学引入文学批评,使文学批评具有了哲学的意味等他们的业绩着实让我羡慕不已.回到家,我把认识名人的喜悦带给了正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女儿,没有想到,女儿却丝毫冲动也没有,只是淡淡地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没电!”
从生活的角度看,20世纪人类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电影和电视了,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电视从生活的饰品,变成了大众无意识存在的伴侣.而文字写成的书也许只有同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以往”的联系和亲密接触,对于那些“新新人类”来说,似乎已经成了腐朽的象征.回想我的童年,曾经为《红岩》流下信仰的泪水,曾经为《高玉宝》流下愤怒的泪水,也曾经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流下激动的泪水；曾经大声吟诵《桂林山水歌》,曾经轻声低语“轻轻的,我来了等”,也曾经在西山上呼号“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但这一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形式,还是内容呢?
今天的人类,已经进入了媒体时代,特别是电子媒体中的电视与网络,正一天天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者.过去油灯下看书的自乐,已经变成了今天停电的愤怒和网络“堵车”的遗撼；过去被典型的形象,深刻的主题,完整的情节,独特的细节所吸引的文学,已经被众多的电视频道,五花八门的网络信息冲击得七零八落.人们的目光已经从文字转向了影像,时代也从以印刷为代表的时代转为以图像为引领的时代,文化也从精英把握转而为大众接收.过去的文学经典,因改编成影视作品而传扬,今天的作家作品也以改编为影视而自豪,特别是一旦被某一大导演看中,那么更是声名鹊起,名利双收.因而不少作家不得不放弃“先锋”顺应于时代和时代需要.文学现状的改变必然导致文学批评现状的改变,文学批评也因之而成为成功者的赞美或失败者的指责.更令人奇怪的是,突然有一天,文学与影视的关系突然翻了个个,又颠倒了一下,有的作家追风把产生轰动效应的影视剧又改编成小说,并因此称其为经典.真让人说不清,这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问题再一次提出,什么是文学?
其实,当我们的自主意识增强,喊出“上帝死了”的时候,这种现实就已经成了命中注定.
当我意识到文学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延伸时,我也就意识到文学批评就应该从传统的诗文批评、小说批评、戏曲批评,再延伸到影视批评.也许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场争论,解除了戏剧与影视之间的姻缘,而让我们把影视排除在了文学之外.但那场争论只是想让影视自立,并没有证明影视脱离了文学的大家庭.教育部对于学科的分类,也始终把影视列在文学的户口之下,可见,我们的文学批评还真该与时俱进地对影视进行批评.而影视批评,我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影视文本的批评以及对影视拍摄之后的剧本和影视拍摄之后再创作产生的文学文本的批评.这里我想声明一下,不是说影视批评就是文学批评,更不是要用影视的“梦幻”去否定文学的传统.
文学创作要直面现实生活,自然也包括直面自己.但文学艺术既然属于上层建筑,它就不再简单地只是文人书房中的自语,而必须考虑文学艺术怎样在陶冶人们情操,帮助人们确立一定价值观念的同时,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影视的批评,和包括影视拍摄之后又产生出来的文学文本、再创作文本的批评,同样应该反作用于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也同样不能成为文人之间的相亲与相轻,而应该成为今天的文学（包括影视）接受的总结和引导,在发挥文学批评审美引导功能的同时助动文学艺术（包括影视）对于社会物质基础的反作用力,进而达到服务社会的终极目的.因而文学批评应该包括影视批评,文学的概念必须越境.
加强文学批评中的影视批评,包括影视拍摄之后再出版的影视文学剧本或再以剧本为基本原素改编成的小说的批评,都不应该被忘记和忽略,都应该包含在文学批评的范围之内,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读者、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需要,才能体现文学批评的价值,才能表现出文学批评领域的与时俱进.
云南省作为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是想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成为新的支柱产业.那些文化产业大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影视产品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他们产品的市场转换,文学批评、引导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如美国的好莱坞,它的电影制作只占到了世界的7%,而市场上映率却达到了75%以上.而好莱坞自身的地位,正是通过这种市场占有率确立起来的.作为产业发展,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可谓十分富有,但要把这富有的文化资源变为新的支柱产业,就必须通过现代的、大众认可的手段将资源优势转换成为效益.
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文体的发展,一个作家的进步,一部作品的价值体现,有时候还真少不了那些说三道四、说长道短的批评家的功劳.艺术不可能自我圆满,艺术也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认定标准,因而也就需要不同的批评.尤其是在被影视、图像占据“话语”霸权的当今时代,忽略影视批评,或者把影视批评排斥在文学批评之外是绝对错误的.因而,云南影视创作应当进入云南文学批评的范畴.当然要说云南的文学批评没有影视批评也是不客观的,但这种批评能够让我们记忆起来的却是几十年前的《阿诗玛》、《五朵》,以及更早的《山间铃响马帮来》.那么,新时期以来云南的影视批评到哪里去了,难道是当前的云南影视创作不繁荣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文学批评几十年前对于影视的热情和激动又到哪里去了呢?
云南在近几年来,由于发展战略的确定,文化自然资源的丰富,确实拍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影视作品,如故事片《好大一对羊》、《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电视连续剧《大马帮》、《钱王》,纪录片《最后的马帮》、《德拉姆》、《记忆的伤痕》等等.那些来云南,借助其“天然摄影棚”资源拍摄的影视作品更是不计其数,近年来,每年都有几十部.就连被称为国际型导演的张艺谋,也受不住云南的诱惑,其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背景和故事都放到了云南.云南本土人士,本土语言都成为影片接近现实的资源.但是,影视作品丰收了,批评却没有相应地跟上,创作与批评之间没有实现应有的互动,使作品应该获得的社会效益、市场效益大打折扣.而那些根据影视作品再创作出来的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等更是无人问津,留在了被批评遗忘的角落.
由此我想到,为什么那么多搞文学批评的人不介入影视批评的领域呢?直观地说,影视作为综合艺术,批评自然需要一种艺术的综合素质.而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又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实现的,这就在艺术的综合素质之外又融入了必需的技术因素.传统的单一批评模式,在此无法适应影视艺术特定的综合要素,因而,这一批评领域也就相对难以介入,要批评到位更是有了一定的难度.但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种具有综合素质的批评者,他们的批评能够帮助受众对于作品的深入解读,进而挖掘出作品的价值意义,并起到作品的市场推介作用.因此,云南的文学批评者们应该认真地想一下,文学批评是否只有传统的作品类型以及传统的价值定位?所谓作品的客观评价,是否就是审美无功利性的简单对位?批评者的孤芳自赏是否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在一元批评之外,是否需要多元的综合批评?
在批评的方法与模式上,也同样存在一个概念延伸的问题.传统的文学批评由于强调单一的价值认定,所以,将艺术的多元性简化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就是这简化后的两者,也更多地偏重于现实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人”自身视野的扩展.这种扩展和以往不同的是,它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既是艺术的,更是哲学的.现当代哲学的多元发展,使文学批评也具有了多元视点的意义.而且就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是批评滞后于创作,这种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一的价值认定已经无法适应创作的多元性.
由于文学艺术需要建构一种多元的批评体系,所以,必须认同多元话语的存在.有西方哲人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有承认不同批评话语的存在,才能实现批评话语的百花齐放,才能推出文学批评的繁荣,也才能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
社会的发展,导致概念的延伸,而这种概念的延伸,又是从对传统概念认识的“越境”开始的.
责任编辑半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