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把格雷马斯为叙事语义学创立的意义系统建立在华文文学文化背景与个性特征的宏观考察,来揭示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内部演变规律以及潜在的叙事结构规则,对于作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认知,厘清作品产生环境对于审美价值取向的影响并建构华文文学不同文本研究的个性化、多元化路径,佐证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与产生条件互为制约的规律性,不失为华文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又一种补充.
关 键 词 ：东南亚；北美；华文；异同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3）4-0077-04
从人文学科的认知论和方法论出发,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所谓“差别是产生意义的基础”①的意义系统,建立在对于华文文学文化背景与个性特征的宏观考察,来揭示东南亚与美华文学的内部演变规律以及潜在的叙事结构规则,并从不同角度对区域创作特征进行分析比较,使华文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环境的关联将更加凸显.比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体样式大多短小、精悍、被称为“轻骑型”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时代气息浓厚、生动、鲜活,语言清新明快,阅读快捷省时,审美感知方式的干练与精辟,很有现代生活质感,深受读者们的青睐.而美国的华文文学大多追求厚重,鸿篇巨著,和中国大陆的文学量化目标等量齐观,容易进入权威奖项的视野.两种鲜明的文本特征所引发的审美取向异同,受地域文化特征的影响,最终形成创作特色中的类同共性,是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两大风景,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提供了更多可能.
一、传统观念相同,但审美取向各异
擅长从传统文化观念出发进行文学思考,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共性特征,但东南亚华文创作注重固守,美华文学却注重批判与反思.东南亚各国是早年华人移民移居海外最早、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数以千万的华人华裔在东南亚各国参与居住国的文化建设,这样一个数目庞大、阵容可观的华人华裔队伍,族群活动的特点比较集中,生存状态的起伏变化受中国国力强弱的影响也较大.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认同,重视华文教育,维系中华民族的特性.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家、民族、集体、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把居住国本土文化建设作为爱国之举,对于华文创作大多属于自觉的文体意识行为,没有政府和专门机制供作家们从事写作,没有固定经费、稿费供作家们办刊、办会、交流文学,华文作品大多数都是依附于报纸副刊和读者见面,这些年随着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的不断增多,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和文学资源的有效整合,已经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劲军,创作的个性特征越发具有地域特色.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力军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漂泊南洋的华人中的知识阶层.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大多作品所体现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遵循自尊、自强、自信原则,重视民族气节,无论是揭示亲情还是忧患国情,总能从孝道、爱国着眼,比如泰国作家司马功的“闪小说”《靠窗那张床》②虽短到9小段300字,但蕴含中国的“孝”文化至深感人.主人公并无点明姓氏名谁,只有“他和他父亲”,出门收购土特产住客栈,“他”因无意中听到客栈伙计谈论前晚“靠窗那张床有一客人暴病死去”的谈话内容,毅然决然要和父亲换床睡.故事情节简洁明了,使传统孝道精神贯穿始终；并无劫匪出现却暴露出泰国的社会治安问题；没有警世的豪言壮语,但尊重生命之权利.小说《伤心河边骨》③仅仅300字就把潮汕地区因大饥荒,人们南逃暹罗当苦力挖掘运河时,劳工和工头之间的误解不信任刻画得细腻而曲折.工人们发现工头马六扣发工资,但他身上背着的水布袋却鼓鼓囊囊.经过一番斗争最终才知原委,原来布袋里装的是同胞的骨灰.作品虽短却揭示的是大历史,反映出早期华人的心灵苦难和落叶归根情结,就是死,也要把同胞的骨灰带回去.曾心的微型小说集《蓝眼睛》④,对于当下的泰国社会、人们追求金钱而放弃孝道行为的厌恶；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重视金钱而忽视诚信的危机；物质丰盈亲情却消解与淡漠；老龄社会的到来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焦虑以及国家的经济波动而造成就业困难等等,无论是文化、经济、社会因素的发现,都凝聚有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使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力度,给人以刻骨铭心的生存思考.
而美华文学作家是以新移民知识分子为主导力量的,他们的创作多从现实出发而进行文化传统的反思,既呈现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也不失“根祖文化”的捍卫与自守,表现出中国题材的包容气质与人格魅力,比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⑤中对于主人公张俭原配妻子朱小环的刻画,何曾不是旧中国妇女忍辱负重、明大理、识大体的翻版,小说讲述了日本流浪女多鹤是被作为生育工具留在了张俭家,她忍受着心灵的屈辱不能说话,不能相认自己的亲生.而那个不能生育却又必须要延续张家血脉香火的朱小环,不仅要忍受丈夫和别的女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同居,还要把多鹤生的孩子视为亲生而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朱小环心在流血却还得把血舔干了再咽下肚去,忍受百般屈辱,不以此不能为生,这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命运,是将女性作为生育工具凌驾于爱情之上的历史结果.深含女性意识反思的历史大叙事,是严歌苓一贯的大手笔.还有美华作家冰凌先生的小说《同屋男女》⑥,描写的是华人生命移植后的心灵苦闷与挣扎,小说揭示中西不同性文化观念的矛盾冲突,讲述了主人公赵重光移居美国后和女房东露西同住一屋,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的种种不便与男女情感纠葛,诠释了文化碰撞中人性自由、释放的精神升华,它既不受西方主流文化的浸渍,也没有貌似高深的抽象说教,却能够让我们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维护着民族的尊严,也借鉴了异域文化的开放,并以此转化为人性美的自觉艺术追求,这类对双重文化审视的文学作品特征,在美国华文新移民作家中带有普遍性.
二、终极关怀相同,但思想内涵各异
东南亚华文文学以文言志,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特别重视传统道德建设.认同儒家传统的“政教合一”的人生关怀方式,希望多角度表达对华文生命的深度焦虑.而美华文学没有这样的担忧,认同“政教分途”思想,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和市场化.东南亚各国大多都经历过华文被禁用、开放,再禁用、再开放等阶段性的封闭历史,因此,华文语言的地位在这些国家蕴涵着复杂的文化斗争史.虽然应用华文并不是他们的语言（新加坡定为第二语言）,但重视华文教育,维系华人民族风俗,对中文使用的感性危机等,一向是华文创作内容的首选题材,也是思想内涵的重要指向.比如新加坡作家骆明先生,对前些年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减少、文艺副刊甚至取消以及许多华裔后代对华文阅读和华文写作的困难表示担忧,他曾多次坦言：“华文没有经济使用价值的看法,是华文艺术的生存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因素.”⑦因此骆明先生不惜把有生力量放在了对于中华文化和华文生命延续的思考与创作当中.他在专著《东南亚——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中有感于东南亚各国“许多的社会情况、国情、语言、种族、风俗习惯、饮食等”大致形同,因此建议发起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来鼓励和肯定亚细安的文学活动及作家的成绩,作为新加坡公民为文艺报国而推动华文创作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泰国作家协会,这些年特别重视华文创作的年轻化培养,他们在协会主办的《泰华文学》期刊上,经常刊登优秀青年作品,比如魏飞飞的《留学中国的日子》、陈雪娜的《苦涩的青橄榄》、李碧珠的《留学琐记》等等.在全球英语文化的强势语境地位中,如何延续中文创作的生命,东南亚大多数老作家非常重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社会责任和生命延续的意义.他们选择短小、干练的文学样式来表达这种情感,比细腻厚重的长篇要来得直接、尖锐、明快,使读者能迅速捕捉作品中思想文化内涵的深刻与作家人文品格的崇高. 美华作家则不同,他们认同个体语境,没有华文后继顾虑,不禁锢于固有的传统创作模式,愿意和市场结合,不放弃和权力话语合作机会,追求市场性,认同西方的“政教分途”思想,主张参与各类话语平台的自由对话与交流,比如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多数小说都具有和传媒结合的意识,因此多数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很受观众欢迎.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等改编成影视,经济效益可观,并且进入国际大奖的视野,而且小说的文化影响广泛深远,比如长篇小说《扶桑》⑧把旧中国人的奴性意识描写的深刻而彻骨疼痛,特别是扶桑在接客白种人克里斯之后的欢乐心情让人不寒而栗,扶桑即使是“跪着来宽恕”那些占有她身体的嫖客,但对美国青年克里斯来说,他的“那份天堂般情分”竟然会成为扶桑“母性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她敞开自己,对于禽兽般掠夺和侵害,“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最优美的体现.”严歌苓把“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在人的本性释放中“跃然腾空”并自由而放纵地失去了亘古的定义,使“受难”也有了“高贵和圣洁”⑨,这种特立独行的思想内涵给人一种奇异之感,既有批判女性人格践踏,又有赞扬人性自由,这是一种文化的自由驰骋意识,就像美国华裔作家格斯·李的小说是“其中糅合了亚洲的、非洲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美国人的成分”⑩那样多元,为作家文化意识的自由驰骋而奠定思想意识自由且不拘一格的个性特质之基础,成为与东南亚华文作品截然不同的另类模式.
三、精神诉求相同,但价值追求各异
东南亚华文作品大多宗教情怀较深,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信仰,不易认同世俗价值.而美华作品不受政治与宗教力量的束缚,追求创作自由,却容易在世俗中徘徊.宗教是人们表达人生深度焦虑和希望的可能性途径之一,受儒家、道家共同本体论观念的影响,把“道”作为价值的本源,追求“真”为终极目标,强调“真、善、美”的艺术人生,使东南亚华文作品敢爱、敢恨、敢怒、敢悲,没有虚伪和造作.比如东南亚华文作家大多都有自己的专职服务事业,或商人、或医生、或教师,但为了获得精神信仰的自由,运用文学呼唤世人的道德良知,把文化建设作为人生境界的追求,面对商业社会为文者普遍不被看好的悲凉世态,他们依然仰仗以儒经商、以商促文的人文志向,将“文学无法养活我们,但我们必须养活文学”{11}搞的热火朝天.他们很少在乎“以商养文”无利可图的世俗观念,自觉、主动张扬艺术能净化人的心灵、呼唤人类良知、陶冶道德情操等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文学艺术的“形式美”不刻意追求,但求“真诚”,因为“真诚”总是和善、美相联系的.在中国的传统中,“善”是对道德价值的关切,而“美”则是对艺术价值的关注,因此揭示人类内在精神品格和社会现实及丑恶现象的批判是他们的担当,由此短小、凝练深刻的文学样式,同样蕴涵着美的艺术享受,给人以善恶分明,启人心智的淳朴之美.像新加坡黄孟文的微型小说《喜鹰》,在尺幅之间展现了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所具有的厚重、深刻、感人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菲律宾作家林素玲女士的散文集《阅读人间》{12}充满了独具机杼的“人文宗教”情怀,以超尘拔俗的善与爱的思索,来启迪人们对生存价值的思考.
美华文学虽然也追求理想的人生价值,对世俗社会也抱有批判的态度,他们追求精英文化,因而作品的美学价值影响远远大于作品的学影响.如旅美作家融融曾经说过,她们的华文作品在美国被主流社会认为是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却被认为是海外的华文文学,尽管处境尴尬但她们仍然很执着,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盏灯,为把自己和世人的心灵照亮并给予自己以生活的勇气”{13},看来这盏灯也多少凝聚有宗教情结,使他们移居海外仍然懂得感恩,自觉用母语文学这盏灯去创造美好,给人以光明.当然,大多数新移民作家追求的是精英文化的美学价值,致使作品的美学领域影响要远远大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影响,但价值理想较世俗容易和传统文化脱节.比如美籍华人作家赵健秀笔下的关公形象已不再是善良、忠义的象征,而是“复仇的化身”,在《鸡笼中国佬》与《龙年》中把高傲的掠夺者比喻成关公,扭曲关羽在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财神、保护神形象.{14}美国华裔作家安琪·闵的作品,故事的情节、题材选择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中国社会,表现的艺术手法也非常中国化,但作者崇尚美国主流意识,用英文书写,书出了,书面语言已经无法与中国的大多数读者进行交流与沟通,她还强调：“别把它寄给任何中国人,因为他们会批判它的”{15}难怪作为美国华裔的华人作家,在中国也许个别学者熟知他,但作为世界上受众最多的中国读者对于他却非常的陌生.
结束语
海外华文作家有着和各自居住国文化背景、话语环境、权力地位的社会必然联系,尽管作品的品格各异,创作特征有别,但坚持中文书写带给我们的时代感动、分享文化慰藉再现生命温度还是难能可贵的.1927年鲁迅在《当陶元庆绘画展览时》一文中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16}鲁迅先生的新的形与新的色,自然指“新”与“旧”与传统相异的东西,而“新”就是创造,是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无论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还是美华文学,能在消费社会,文学降至边缘、价值取向走向世俗、知识精英分化、解构性语境成为文坛主流等等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转型时刻,坚守汉语创作并吸收外来文化与本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力,不仅让中国文学参与了世界化进程,也有利于我们构建人文价值立场创新与文学经典化的深度推进.
当然文学是永远不会偏离以作家为代表的、反映多元社会生活及居住国民族文化精神建设这条主线,像菲律宾作家柯清淡在《郑成功是中国海盗辩》一文中对菲律宾的教科书中把中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说成是“臭名昭彰的中国海盗”非常气愤那样,多次强调说“对此史事的歪曲记载耿怀愤怒不平已逾四十年的我,自认为责无旁贷,写文章发表于华文报端,以便唤起炎黄同胞以及有关当局有所了解,进而作出反应等.”{17}强调的目的在于“为促进中菲两国的学术交流以及希望菲律宾政府修改一切教科书上形容郑成功的‘中国海盗’一词,以纠正所作出的误导.”这就是海外华文作家呕心沥血于民族意识的自觉维护,显然要比艺术审美的展示更为复杂.因此我始终认为,华文文本中呈现出世界永恒的、普遍的人类关怀精神的社会属性和历史文化价值属性,要比纯粹的文学的艺术属性更为耐读,这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最具价值的文化内涵.
注释：
①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②③ 司马功：《靠窗那张床》、《伤心河边骨》,《泰华文学》,2011总59辑中“闪小说专辑”（外三篇）.
④ 曾心：《蓝眼睛》,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年版.
⑤ 严歌苓：《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⑥ 冰凌：《同屋男女》,《东方》（美国）2002年第3期.
⑦ 骆明：《东南亚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1999年版.
⑧ 严歌苓：《扶桑》,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⑨ 出自严歌苓：《扶桑》,第85页.注释：“天堂”是人类想象中的幸福之所.“情分”是人类情感的依附.想象中的情感依附,也能让“扶桑”对这个男童嫖客的“禽兽般”掠夺与占有,竟怀有“母性”般宽恕包容而放纵欢快,真的不敢相信这样的“母性”还值得人类尊重吗?而“受难”竟也有“高贵和圣洁”,不知是同情?还是批判?大有人性的矫枉过正之嫌.
⑩{15} 《文艺报》2004年3月16日.
{11} 骆明：《尘世小语》,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年版.在《还应该进行其他的》一文中说到：不是因为每两年一次的学术交流、沟通“我们不知印尼在那种环境下（排华）还有那么多人在坚持写作,我们也不知道泰国的写作人年龄偏高,还有许多是在经商之余还那么热心的、执着的——鼓起写作的热情,想报刊借版位,自己发稿费等,这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做法.”
{12} 林素玲：《阅读人间》,博览出版社2002年版.
{13} 融融,在第十五届国际学术会上的发言.
{14} 付飞亮：《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变异》,《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6}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9页.
{17} 柯清淡：《郑成功是中国海盗辩》,世界日报2004年3月4日.
（责任编辑：黄洁玲）